紅墻經典讀書會舉辦讀毛澤東書信中的抗日民族統戰思想閱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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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墻經典讀書會
舉辦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讀毛澤東書信中的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閱享會
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近日，“紅墻經典讀書會”通過網絡線上平臺，邀請部分京內外專家、學者、作家和文史工作者及紅色文化愛好者，就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思想進行了學習、探討與分享。紅墻經典讀書會自年初成立以來，以靈活多樣的方式舉辦了多次“紅墻經典圖書”閱享會，結合新時代中國

式現代化進程的推進，對“紅墻經典”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廣宣傳效果。
本次紅墻經典讀書會，通過線上會議形式，大家結合學習紅墻經典出版人楊憲金先生主編的《毛澤東書信墨寶集》一書中，毛澤東抗戰時期以書信構筑起全民抗戰統一體的部分文章，追憶偉人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際，積極統戰聯合黨內外各界社會力量，尤其是以其高超統戰藝術說服動員國民黨內諸多高級將領，以呵護民族大義為重，攜手一致共御外辱，最終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大家借助網絡載體，積極暢所欲言，以激情感悟向偉人致以崇高敬意，以深情表達訴說厚重民族情感。在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這一偉大歷史紀念的日子來臨時刻，茲擇選各位專家的部分發言摘要分享如下，期與廣大讀者共勉。
同舟共濟 抗日救國
楊憲金，原中南海畫冊編委會主任、
西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
紅墻經典出版人、紅墻經典讀書會發起人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法寶和中國革命勝利的基本經驗。
從一九三五年七七事變，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取得抗戰全面勝利，在八年的艱苦抗戰歲月中，毛澤東同志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壯大，聚集了一支最大

的同盟軍。
書信是毛澤東表達思想，傳遞信息、開展統戰工作而常用的特定的一種形式。循著毛澤東致國民黨知名人土、高級將領和各民主黨派的這些書信，我們不僅能夠領略偉人毛澤東豐富多彩地與各民主黨派、知名人土同舟共濟的人生軌跡，而且可以回放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許多壯麗畫面。這些書信，表達了毛澤東高超的統戰藝術，而不是一般的兒女情長，始終貫穿著濃烈的家國情懷。拜讀毛澤東這些書信，我們可以從中汲取各種有益的營養，受到諸多的教育與啟迪。
在回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過程中，毛澤東運用親筆書信與各方人士積極聯絡，爭取社會各界對中國共產黨政策主張的最大認同，堪稱近現代“親書政治”的成功范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痛切申述,當前全國全民族的絕大危險是國民黨所實行的錯誤政策招來的,這種錯誤政策必須徹底改變。
中共中央表示,歡迎蔣介石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講話中所表現出的傾向于抗日的進步思想,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蔣介石“依然不愿提出組織抗日統一戰線的任務,依然拒絕了立即發動神圣的抗日戰爭”的態度,并明確提出共產黨的一貫原則立場,即在抗日的大目標下,愿意同國民黨“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因為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宣布“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全國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的國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準備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國民黨的全權代表進行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信發出以后,毛澤東還給國民黨要人單獨寫信,希望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望或地位積極響應,促成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
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三個人都親自發動或支持過“兩廣事變”,反對過蔣介石,有過高舉抗日義旗出師北上的義舉。毛澤東抓住了這個背景和三個人的共同點,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
任潮先生并請轉致德鄰健生先生勛鑒！
錢壽康君來,具悉貴方情形及所示協定草案,謀國偉畫,無任欽遲。目前，抗日救國大計必須進入具體實際之階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國國民黨書即提出此種實際方案,現托錢君攜呈尊覽。諸公高瞻遠矚,對此諒有同心。當前急務，在于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現貴方與南京之間雖幸免戰禍，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全國洶洶,抗日不成,實為南京當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認識與決心,因循于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而不變。督促批判,責其更新,全國人民及各實力派系與有責焉。
貴我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實屬絕對必要。茲對貴方所提草案各條,提出敝方意見,略有修改,繕寫兩份,仍由錢君攜回，敬祈審察。如荷同意即祈諸位先生簽名蓋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錢君攜來敝處,即成定案。起效時間,以諸位先生簽署之月日為準(請填上時間)。如有尚待磋商之處,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確定。一俟確定之后,雙方根據協定一致努力,務達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逐出中國,將于貴我雙方之協定開其端矣。專此奉復。
敬頌
勛祺
毛澤東
九月二十二日
在信中,毛澤東直言指出,中國共產黨在8月25日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提出的救國大計方案必須進入具體實際之階段。“當前急務,在于全國范圍內停止內戰一致對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向南京當局一致呼吁,請其將仇恨國人之心移以對外,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一律參加抗日統一戰線,實為真正救國政策之重要一著。全國洶洶,抗日不成,實為南京當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認識與決心”,以及“因循于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所致,這不僅指出了國民黨面臨的任務,而且也道出了消極抗日的危害。國民黨政府能自覺省悟,固然很好,若不自覺,就應“督促批判,責其更新”,這是全國人民和各實力派共同的責任。最后,毛澤東指出,有必要雙方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使之成為中華民族不亡的開端。
戰場上的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他提挈千軍,席卷天下,大刀闊斧,雷厲風行的品格,在此信中亦有所體現。毛澤東認為,致中國國民黨書既然已經提出抗日救國大計，就必須立即付諸實施,訂立協定,并將此視為抗日救國的開端。言而不行,不若不言;行而不果,不若不行。毛澤東那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使他對看準了的事情,一旦決心要干,就要徹頭徹尾,不達目的決不罷休。“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驅逐出中國,將于貴我雙方之協定開其端矣”。此句充盈陽剛之氣,如霆如電,風馳電掣,又如決大川,浩浩蕩蕩,具有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和義無反顧、雷霆萬鈞的人格力量。
今天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我們通過網絡邀請各位專家，聚焦抗戰，追憶偉人統戰思想，我的發言只是個開場白，算是拋磚引玉，希望諸位專家、學者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共同追憶八十年前我們中華民族那段難忘的奮斗歷史。
高超的統戰藝術
周留樹，中央檔案館正局級研究館員，
中央檔案、毛澤東文稿和圖書原管理員

毛澤東在統一戰線理論形成和實踐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展現出高超的統戰藝術。在不同的革命時期，隨著革命的對象和目標的不同，統一戰線中聯盟的對象和相應的原則策略也不同，毛澤東總是及時調整自己的統戰思想，并將之變成黨和軍隊的方針政策，變成革命隊伍中每個人的自覺行動，同時毛澤東抓住每一個機會，在一些重要場合，對各種重要的統戰對象通過直接交往，運用不同的策略，曉之以義、動之以情，予之以利，用他巨大的人格魅力來吸引他們、感

染他們，使他們折服，且與對黨的信任融為一體。
自1935年末對統戰對象展開親書攻勢后，毛澤東的相關書寫活動在1936年西安事變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紅軍東征勝利后，毛澤東于5月25日分別致信閻錫山及其晉綏軍部將，曉以統戰抗日之民族大義。8月13日，毛澤東又分別致信杜斌丞、楊虎城，敦促對方明確表態。
在敦促西北軍領導人物積極行動的同時，毛澤東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于8月14日一天寫了7封信，分別致信韓復榘、張自忠、劉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義、易禮容。其中，韓、張、劉、傅以及宋哲元，皆為國民黨當局鎮守一方的軍政首腦，毛澤東審時度勢，盡可能尋覓抗戰的同道中人。
為促使張學良早下決心,把思想、行動統一到抗日救國上來，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澤東又致信張學良。
漢卿先生閣下：
中國共產黨建議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一年多了,雖已得到全國人民的贊助,但中國國民黨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決態度，而且當日寇正在準備新的大舉進攻時，反令胡宗南軍深入陜甘配合先生所指揮的部隊擴大自相殘殺的內戰。我們正式宣言，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后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靜待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僅在國民黨軍隊向我們攻擊時我們才在自衛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還擊,這同樣是為著促進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岐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歷史關頭的出路,即祈當機立斷,立即停止西北各軍向紅軍的進攻,并祈將敝方意見轉達蔣介石先生速即決策,互派正式代表談判停戰抗日的具體條件。擬具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送呈卓覽。寇深禍急,愿先生速起圖之。
毛澤東 周恩來
十月五日
此信首先表達了毛澤東對張學良的尊重和中共聯合抗日的誠意。接著,回顧了中國共產黨自 1935 年8月 1 日發表《八一宣言》以來,全國人民抗日救國運動風起云涌的抗日形勢,以及國民黨置日寇加緊擴大侵華的事實于不顧,頑固地執行“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現實。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妥協退讓,對內則擴大內戰,大肆鎮壓各地的愛國進步力量,以致舉國上下人心激憤,民怨沸騰。特別是胡宗南軍深入陜甘,配合張學良部“剿共”,這些與中共的主張是不相容的。在信中,毛澤東重申“為了迅速執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只要國民黨軍隊不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與侵犯紅軍的抗日后方,我們首先實行停止向國民黨軍隊的攻擊,以此作為我們停戰抗日的堅決表示”。呼吁是為了喚起國民黨當局的覺悟,必要的自衛方式上的還擊,同樣是為了喚起國民黨當局的覺悟。
毛澤東對張學良所處的地位進行了分析,指出“先生是西北各軍的領袖,且是內戰與抗戰歧途中的重要責任者”,如能顧及中國民族歷史關頭的出路,希當機立斷,立即停止向紅軍進攻，互派代表談判停戰的具體條件,并對張學良提出了“愿先生速起圖之”的迫切要求。
這就充分顯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希望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達成全國共同抗日局面的誠意。浸透著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特有的遠見卓識和作為革命家博大恢宏的浩然氣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毛澤東沒有盲目樂觀，“親書政治”亦未就此罷手。12月27日，他致信韓復榘，希望在確定救亡大計等方面與對方有切實的合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毛澤東除積極動員國民黨內愛國人士和將領外，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發動社會知名人士、民主黨派制造輿論，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御外侮。在統戰工作中他還有著堅定的原則，但是同時又注意策略的靈活；他又斗爭又團結，以斗爭達到團結；通過他們去帶動一片，從而形成“眾星拱北、人心向黨”的局面。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
王德春，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司原司長，
毛澤東晚年圖書管理員

1936年10月，毛澤東在陜北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指出日本的侵略“已經嚴重到中國一切力量都必須團結起來的程度。除了共產黨以外，中國還有其他的政黨和力量，其中最強大的是國民黨。沒有國民黨的合作，我們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戰爭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須參加。國民黨和共產黨是中國兩

大政治力量，如果他們現在繼續打內戰，結果就會對抗日運動不利”。
毛澤東還談到:甚至在國民黨里的許多愛國分子現在也贊成同共產黨聯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軍隊，今天都為了我國民族存亡而準備聯合起來。”
毛澤東向斯諾表示:如果國民黨政府愿意接受中共的建議，實現合作抗日，“共產黨、蘇維埃政府、紅軍愿意停止內戰不再企圖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從代議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揮”，并在不影響紅軍和共產黨的獨立地位下，“紅軍愿意改名為國民革命軍，放棄蘇維埃的名稱，在抗日備戰期間修改土地政策”。
在統戰工作中，毛澤東十分重視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一。因為他知道，統戰工作一定要有很強的原則性，沒有原則性，共產黨就會喪失自己的目標；而沒有靈活性，就會喪失很多機遇。他曾告誡黨的干部，原則問題上不能讓步。在原則許可的范圍內，因時而宜，靈活機動，以便更好地堅持原則。他還曾經用中國古代的錢幣——銅錢打了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他說：做統戰工作的同志，要像銅錢那樣，外圓內方，做工作時要圓、策略要圓，但是，內心要方正，原則不能丟。
易禮容并非國民黨軍界政界顯要人士，當時不過是在中國勞動協會“工人勇進隊”謀到參謀長一職。但易禮容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馬日事變”后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書記，直至1928年才與黨組織脫離關系。毛澤東不忘舊友，更因為對方“從事群眾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歡喜。
此番給他去信不僅是接續友誼，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運動，國共兩黨宜建立統一戰線，共同對付帝國主義與漢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為對方免禍起見，此信落款特意署名為“楊子任”。毛澤東曾與楊開慧結為伉儷，“子任”是他曾用的筆名，故人一見即知。毛澤東的統戰靈活性，由此信可見一斑。
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
馬志強，濰坊楊家埠木版年畫院院長，
北京崇德堂博物館中國木版年畫專業委員會主任

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的基礎上，結合了中國基本國情形成的。它的主要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統一戰線思想在中國的延續與發展。統一戰線被中國共產黨運用在整個革命中，通過不斷的研究實

踐，形成了很多重要的謀略方法與原則：
第一，統一戰線要保持無產階級和它的政治黨派的獨立自主的原則。獨立自主顧名思義就是在統一戰線中，雖然無產階級和它的政治黨派要服從組織，思想和政治要高度統一，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主權，它們不受別人的控制或支配。
第二，統一戰線要堅持團結大多數、區分對待、具體分析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中遇到過頑固派，他們思想頑固，不容易擊破。而中國共產黨運用的是“逐個擊破、反對少數、爭取多數、利用矛盾”與 “我不主動挑事，反擊要在優勢情況下進行，對頑固勢力的反擊要適可而止”的謀略原則。
第三，結合謀略的靈活性與原則的堅定性的原則。毛澤東強調，“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統一戰線雖然倡導統一，但是并不代表沒有自己的主權，無產階級和它的政治黨派都有自己的獨立性。要反對少數，各個擊破，要抓住主要敵人，不要樹敵過多。
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是一個整體，在整體不變的情況下，隨著邏輯的變化而變化，即統一戰線會伴隨著革命時期和狀況的變化而變化。在我國的革命道路上，中國共產黨一直都依據每個革命時期的矛盾改變統一戰線的范圍、性質、目標等，使統一戰線適應革命的每一個時期。所以，中國共產黨一直都在各種形勢下盡可能地團結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從而先后贏得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一個又一個勝利。
西北議和 聯合抗戰
程更新，原解放軍畫報?社副社長

一九三六年，于學忠與張學良等東北軍愛國將領， 對丟失東北本不甘心，都想與日軍決戰，奪回東北。他們無心與紅軍作戰。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主持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于學忠參加了這次重要會議。張學良向于學忠透露“兵諫” 的想法，于學忠完全同意并在“八項抗日主張”上簽名，配合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行動。 西安事變后，他奉張學良之命，全權負責東北軍，并與楊虎城聯手行動，共同抵制南

京政府派兵進逼西安。
毛澤東為了促成統一戰線，主動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于學忠，向他提

出停戰聯手抗日問題。

于主席勛鑒:
兩軍相處密邇，未能通候，甚以為歉。夙稔先生熱誠愛國、對日抗戰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戰議和，首先貴我兩軍停止自相殘殺，實為刻不容緩。茲派彭雪峰君晉謁崇階，申述敞方聯合救國之旨，敬祈不容賜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兩軍之利，抑亦民族國家之福也。專此。
即頌
勛祺。不一。
毛澤東
九月二十二日
毛澤東這封信不太長，約150字，談了四層意思。一是說明兩軍都在一個地區，一個戰場，卻處于對立狀態，缺少友好往來，這是遺憾的事。二是西北地區停止內戰，聯合抗戰，涉及各黨各派，各路軍事力量，但首先是于先生指揮的部隊和紅軍停戰議和。因為這是西北戰場最主要的部隊。這兩支部隊停戰議和，將會給其他部隊聯合抗日做出示范，起到重要作用。三是為加速停戰議和聯手抗戰，我方將派彭雪峰(即彭雪楓——作者注) 前往貴處通報我聯合救國的想法，具體洽談有關問題，請予接洽并賜教。四是聯合抗日是件大事，關乎國家民族存亡，也關乎兩軍利益，我們一定高度重視，努力做好。
毛澤東這封信和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對于學忠和很多愛國將領起到重要作用。于學忠在看到毛澤東的信后，他很贊成共產黨的政策，并堅定了抗戰的信心。于學忠不僅在抗日戰爭中積極抗戰，做出重要貢獻，還反對國民黨內戰。在國民黨敗逃臺灣時，他毅然決然留在大陸，參加建設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于學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1955年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同年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于學忠（1890～1964）字孝侯，國民黨抗日愛國將領，陸軍二級上將。山東省煙臺市蓬萊市(今蓬萊市)小門家鎮于家莊村人。于學忠生于旅順，少時就讀于黃縣崇實中學。后隨父親在軍營中生活（父親是毅軍宋慶部下）。曾任排長、連長，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河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1956年被選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3屆中央委員。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終年74歲。
辯證看待團結和斗爭的關系
王霞，中國作協會員、原武警政治部文藝創作室作家

在統一戰線中，毛澤東辯證把握團結和斗爭兩個方面的關系，又團結，又斗爭，

展現出高超的統戰藝術。
“因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于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著的時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于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陣線”。
華北事變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獨霸中國的野心逐漸暴露。毛澤東深刻分析了國內外局勢，提出要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還明確提出要和中國的大資產階級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這些大資產階級本身又存在著反動性，因此在和他們聯合的時候又要注意斗爭，以斗爭的手段，達到聯合的目的。
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對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就是采取這種又斗爭又團結的方法，使他們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內，為中華民族的抗戰大業服務。
當蔣介石國民黨在抗日的問題上表現出一定的積極性，對共產黨也較友好的時候，毛澤東根據情況，對國民黨采取團結為主的政策，肯定和宣傳國民黨軍隊抗日的事跡，又對其不敢放手發動群眾的一面進行適當的斗爭。
當抗日戰爭進人相持階段后，蔣介石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連續發起三次反共高潮。此時，毛澤東對國民黨又采取以斗爭為主的政策，不僅僅是政治上、宣傳輿論的斗爭，還敢于在軍事上進行猛烈的反擊，毫不留情地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通過斗爭揭露和打擊其反共陰謀，但斗爭的目的是為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得以堅持下來。
毛澤東表現出來的這種爐火純青的、高超的統戰藝術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維持和中華民族抗戰的最終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人格魅力感染人
蔡詩華， 中國作協會員、著名軍旅詩人

魅力就是種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氣質、能力等特征的總和。而人格魅力則指一個人在性格、氣質、能力、道德品質等方面而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中國自古以來就注重人格。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說過: “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一種像白求恩一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

于人民的人。”
統戰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尚的人格是做好這一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毛澤東是一位統戰藝術的大師，他在統戰工作中，特別是在和黨外人士的交往過程中，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注重從自身做起，展現出了高尚的人格，以人格魅力來感染人、吸引人。毛澤東對待黨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諾千金，深深感動了他們。
毛澤東與章士釗的交往就是一例。
章士釗是我國近代史上頗有影響的政治活動家和學者，一九一九年經楊昌濟介紹與毛澤東相識，在此后50多年的交往中，他們投桃報李。甚為世人稱道。他們都喜歡讀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釗得知自己著作的《柳文指要》引起了毛澤床的濃厚興題時，便將上下兩集進一百萬字的書稿送給毛澤東征求意見。毛澤東收到書稿，非常佩服。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用信寫道“大作合收、義正辭嚴，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收期。今上優杏各五斤。哂納為盼！投極相反，尚包諒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把《柳文指要》視為一瓊瑤”、并逐字地進行了

認具研究。
一九六六年七 月十八日毛澤東在看完了《柳文指要》下部書稿后、給章士釗寫了這封信。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又高先生評郭文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掘出真行、草慕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經書碑，尚待地下發揭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諸同志贊成

高二適一文公諸于世。柳文[2]上部吩即寄來。
敬頌
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此信直呼“行嚴先生”，表達了對章士釗的尊散之情。“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這些話，既表達了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喜愛。又表達了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重視。章士釗創著的《柳文指要》，是一部專門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毛澤東曾在給別人的信中談到它說它“頗有新意”。“辟桐成而頌陽湖，譏帖括而尊古又，亦有可取之處”。這說明毛澤東對其中許多觀點是贊同的。但由于章士釗和毛澤東在世界觀方面存在著差距，所以毛澤東在給別人的信中說“惟作者不懂唯物史現，于文史哲諸方面仍止于作者觀點解柳(此書可謂解柳全書)。”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解釋說，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而章士釗的世界觀已經形成，要改變，似乎很難。所以毛澤東勸其“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待知識和學術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曾指出“對于科學上、藝術上的是非。應當保持慎重的態度。提倡自由討論，不要輕率地作結論，采取這種態度，可以有助于科學和藝術得到比較順利的發展”。信中的“友人”是指康生，康生雖一向反對此文，但不得不表示贊同，贊有“引人入勝”之處。而后來在“文革”中身居高位的康生卻提出要改變觀點,被章斷然拒絕。在毛澤東的直接關懷和幫助下，此書稿才于1971年正式出版。
誠信，是中華文化十分推崇的傳統美德，是有志之士安身立命的基本準則，只有講誠信，才能獲得同盟者的信賴和擁護。毛澤東對待黨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諾千金，深深感動了章士釗。
1920年，毛澤東為送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戰友去歐洲勤工儉學，向民國教育總長章士釗借錢。章士釗是大名人，經過努力，很快把兩萬銀元交給了毛澤東。此后，隨著歲月的流逝，章士釗對這件事情早已印象模糊了，但是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毛澤東還牢牢記著這件事，并且要還債。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的生日，他邀請了4位老人出席生日聚會，他們是程潛、章士釗、葉恭綽和王季范，事先關照，每位來客可帶一個子女。章士釗那次赴宴便帶了女兒章含之同往。在吃飯時，知道章含之在外國語學院英語系任教，毛澤東便請她擔任自己的英文老師。因為這個緣故章含之得以和毛澤東經常接觸。
散步的時候，毛澤東對章含之說起了他曾經向其父親借錢的事情。毛澤東還說: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從現在開始，他要還這筆欠了近五十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章含之回家告訴父親，章士釗哈哈大笑說，“確有此事，主席竟還記得!”
過了幾天，毛澤東派秘書送上第一筆兩千元，并說今后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章士釗過意不去，要女兒轉告毛澤東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不出這筆巨款。毛澤東聽章含之這樣說，微笑道:“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章士釗字行嚴)一點生活補助啊！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欠的賬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正月初二這天，毛澤東必派秘書送來兩千元，一直到 1972年送滿兩萬元。1973 年春節過后不久，毛澤東又提出:“ ……從今年開始還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應該多少。就這樣還下去，行老只要健在，這個利息就要還下去的。”
毛澤東借春節之際，自己出資，償還43年前為革命活動籌集的一筆款項。可謂一諾千金，境界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這十年還債的動人故事，也表現了毛澤東關懷黨外朋友的高尚人格。
章士釗受此禮遇，感動不已，90多歲時，還飛赴香港去做有關海峽兩岸統一的工作，不幸在香港逝世，以身酬義。
建立和發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李世俠（蘭心、藍色茶香），
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研究員、
著名作家、藝術評論家、
中國毛澤東書畫院常務副院長

抗日統一戰線思想是毛澤東同志抗日戰爭時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對于爭取和加強國際對華援助、維系與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保障并加速中國人民抗

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了建立和發展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在陜北，不僅紅軍同原來正面對峙的東北軍、十七路軍實際上停止敵對行動，而且已開始通過各種渠道，同蔣介石和南京政府也在商洽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
為了推動聯蔣抗日方針的實現，毛澤東多次寫信或致電給蔣介石、閻錫山以及宋慶齡、宋子文、蔡元培、何香凝、馮玉祥、傅作義、李宗仁、沈鈞儒、鄒韜奮等，說明中共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力陳抗日救國大義，并在上海設立辦事處，任命潘漢年、馮雪峰為正、副主任。
1936年8月10日，為了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盡快建立，毛澤東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沈鈞儒及全體救國會員，闡明中國共產黨聯合各黨派共同抗日救國的決心和誠意。毛澤東在致函中說：
“我們愿意與任何軍隊、任何政黨、任何派別合作，只要他們贊成準備抗日、反賣國賊和愛國運動的安全自由。”“各政黨各派在抗日救國旗幟之下，團結起來。排除一切相互敵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全民族統一戰線就可以勝利完成了……可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賊；使中國民族脫離一切帝國主義的束縛，并達到全中國的真正民主的統一。因此，我們認為統一戰線絕不是一個很短的暫時現象。”
眾星拱北、人心向黨
宋元明， 泰安市委原黨史辦調研員、作家、詩人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毛澤東除積極動員國民黨內愛國人士和將領外，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發動社會知名人士、民主黨派制造輿論，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御外侮。在統戰工作中他還有著堅定的原則，但是同時又注意策略的靈活。他又斗爭又團結，以斗爭達到團結，通過他們去帶

動一片，從而形成“眾星拱北、人心向黨”的局面。
開明，指思想開通，不頑固保守。古今中外的國家元首要做到開明，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些大權在手的人往往會認為真理也在自己手中。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卻虛懷若谷，對不同意見，尤其是對黨外人土的意見格外重視，能夠傾聽他們的心聲，真誠采納有益的意見和建議。毛澤東就像一塊磁石一樣，牢牢把這些人吸引在自身周圍。
李鼎銘是陜西米脂縣一位有名望的紳士。清朝末年，李鼎銘曾在米脂創辦小學，后來又做過榆林中學的教員，晚年以行醫務農為生。他為人正直，同情工農，熱愛祖國，擁護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被選為米脂縣參議會會長、陜甘

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議員。
1941年 11月6日，在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上，李鼎銘根據邊區老百姓負擔較重的情況，提出了“精兵簡政”的方案。其主要內容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國大業，軍隊要精簡，政令要簡約，行政機構要提高工作效率。
李鼎銘的這一提案在提交之前，曾有民主人士勸他不要提，因為他們不知道共產黨是否真的聽得進去批評意見。“精兵簡政”的議案提出來以后，一開始果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評。有的人甚至懷疑李鼎銘提出這個提案的動機，因為在他們看來，提倡精兵，部隊就不能發展了。但是這個提案到了毛澤東那里，他卻表現出

了格外的重視。
在延安的窯洞里，一個北風呼嘯的夜晚，在微弱的燈光下，毛澤東對李鼎銘的這個議案進行了反復的研讀，并且把其中的一些段落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邊還加上了一段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進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癥藥。
“精兵簡政”的議案提交會上討論時，李鼎銘剛發完言，毛澤東就站起來，一邊鼓掌，一邊走到站臺，深刻而生動地闡述了實行精兵簡政的必要性，對一些不正確的意見進行了批評。他還嚴肅地指出:我們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不論誰提出意

見，只要是對人民有好處的，我們一律照辦。
“精兵簡政”的議案在邊區參議會上最終得以通過。毛澤東為此還專門為《解放日報》寫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論。李鼎銘深受感動，他感受到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對待不同意見的真誠態度，感受到了毛澤東虛懷若谷的博大胸襟。
李鼎銘當選為邊區政府副主席后，就將家由米脂搬到了延安，并把全部財產捐給當地政府，之后為了革命更是不顧年邁多病，夜以繼日地忘我工作。李鼎銘給予高度評價并由他推薦的李健侯，當時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員。李健侯在米脂縣文獻委員會工作時著的《永昌演義)一書，內容反映了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毛澤東讀了此書，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給李鼎銘先生寫了這封信。
鼎銘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義》前數年為多人所借閱。近日鄙人閱讀一遍，獲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為將來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貶抑其整個運動，實則吾國自秦以來二千余年推動社會向前進步者主要的是農民戰爭，大順帝李自成將軍所領導的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來幾十次這類戰爭中的極著名的一次。這個運動起自陜北，實為陜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書如按上述新歷史觀點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獲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來健

康如何，能來延安一游否?統祈轉致健侯先生為美!
敬頌
大安
毛澤東
四月二十九日
此信稱“鼎銘老先生左右”，表現了毛澤東對李鼎銘先生的敬重。接著毛澤東對《永昌演義》作了充分肯定和贊賞。然后，委婉地指出了此書存在的缺點。信中說:“此書贊美李自成個人品德，但眨抑其整個運動”。他不主張只贊美李自成而忽視人民群眾對歷史的推動力，對農民起義問題，毛澤東在信中作了獨到的科學論述，提出了農民戰爭是中國兩千多年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這一杰出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這正是《永昌演義》缺乏的新歷史觀點。但毛澤東并沒有直接對此書作簡單的否定，而是從正面論述了中國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這就委婉地批評了書中的不足。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希望作者能以新歷史觀點即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此書加以改造，以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毛澤東雖提出希望，但不強加于人，而是希望通過李鼎銘征求李健侯的意見，并代問李健侯健康狀況，進一步表達了他對作者的尊重和關心。
此信既堅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對《永昌演義》進行一分為二的具體分析，從而給人們以巨大的思想教育和啟示，體現了毛澤東實事求是的思想觀點和善于做思想

工作的高超藝術。
20世紀50年代，原國民黨綏遠省主席、起義將領董其武向毛澤東反映，他的一些部下寫信給他說，過去說對起義人員是既往不咎，現在幾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訓的，有勞動改造的。毛澤東聽了，認真地說:“咱們的經是部好經，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錯了!”繼而，他拍著桌子大聲說:“改!一定能改好!”
早在1944年，毛澤東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說過，“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正是因為毛澤東這種對待黨外人士、對待不同意見的開明態度，才促使黨外的這些“諍友”能夠對共產黨的錯誤

直言相勸而不擔心被打棍子，被扣帽子。
尊重別人，才能團結多數人。特別是對待那些對中國革命有過巨大貢獻的人，毛澤東從來不以共產黨的領袖自居，從不表現得高高在上，而是禮賢下士，虛心求教，與他們真誠地交朋友，對他們格外尊重，絲毫看不出“官”架子。
1949年，毛澤東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籌建新中國上。在中共籌備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時，83歲高齡的中國致公黨創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半山腰的雙清別墅和毛澤東談事。毛澤東怕體弱的司徒美堂經不住吉普車的顛簸，就讓工作人員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個簡易的轎子。司徒美堂被抬上來后，毛澤東雙

手攙扶他“下轎”，把司徒美堂感動得連連拱手致謝。
“有容乃大”。正是毛澤東的虛懷若谷，才能聯合一切愛國人士，開創了歷史新紀元。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
鄭蕾 博士
文化和旅游部中國文化傳媒集團區域文化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中組部赴渝博士團掛職重慶市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副縣長，
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客座研究員，西南民族大學客座教授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率中國工農紅軍歷盡千辛萬苦長征到達陜北,實現了北上抗日的愿望。但蔣介石繼續其“勤乳方針”,置日寇入侵、國勢垂危于不顧,千方百計進攻紅軍。紅軍因此面臨蔣軍“圍剿”、給養困難的嚴峻形勢。1936 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地下黨員徐冰、張曉梅夫婦來到許德珩家,閑談中,把紅軍因反動派封鎖和“圍剿”造成物資供應困難、日用品缺乏等情況告訴了許德珩夫婦。此時的許德珩已任北大教授,與馬敘倫、楊秀峰、張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組織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積板從事抗日救亡運動。當他們知道這一消息后,使用自己的錢到東安市場買了13

塊火腿、12 只懷表和 30多雙布鞋,委托地下黨送到陜北。
千里送鵝毛,禮輕情義重。毛澤東深為感動。他雖然不知是北大哪位教授所送,但他執意要寫一封感謝信。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展紙提筆，寫了這封致許德

衍信。
各位教授先生們:
收到惠贈各物(火腿、時表等)，衷心感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一切籌備，迅速地實現團結全國出兵抗日，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

同的旗幟!謹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十一月二號
因為不知哪位教授送的禮物,所以,此信的稱呼是“各位教授先生們”。此信首先對“惠賜各物”的各位教授先生們表示“衷心感謝”。抗日的主張使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的信賴和尊重，也在全國人民之中達成了共識。這禮物雖少,但情志溝通,思想一致,這是最可值得珍惜的。所以,毛澤東指出,你們只所以千里迢迢,托送東西,是因為“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從“精神”的角度出發,毛澤東深入指出:“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然后,闡明了共產黨“團結全國出兵抗日”的主張,并倡言:“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斗,為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斗,這是全國人民的旗幟”。幾年以后,在毛澤東赴渝談判期間,毛澤東才得知火腿、懷表、布

鞋均系許德珩夫婦所送。
這封書信有其獨特之處:篇幅短小,言簡意豐。全篇書信不足130字,卻表達了豐富的內涵,既有對各位教授先生的衷心感謝,又有對各位教授先生們的欽敬之情。是他們,在紅軍危難之際,伸出溫暖的雙手,饋贈火腿、懷表、布鞋等物,雖然身在國統區,卻崇尚光明與進步,甘愿為革命擔風險,做貢獻。雖然遠隔千里,但心靈和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信尾,毛澤東號召廣大的愛國知識分子努力奮斗,攜手并肩,笑迎未來,共同擔負起驅逐日寇、建設民主共和國的歷史重任。特別是此信用“民族革命的敬禮”一句作結,使作者的感情得以升華,從而表達出同仇敵愾、同舟共濟的

抗日心聲。
許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字楚生。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1918年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被選為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負責人,并任《全國學聯月刊》總編輯,是《五四宣言》主要起草人。同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6年回國后,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代主任和秘書長。1927年后,任暨南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教授，并從事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工作。1935年參加組織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1937年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參加發起組織民主評學座談會,并當選為理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1949年參加籌備并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任政務院法制委員會代主任委員、水產部部長。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九三學社第二至第七屆中央主席、中央名譽主席,被聘為黃埔同學會顧問。是第一至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二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90年在北京逝世。譯有馬克思《哲學之貧困》拉法格《家族進化論》、布哈林《唯物史

觀社會學》等。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李增，詩人、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理事

在全國人民日益高漲的抗日救亡聲中，毛澤東高瞻遠矚，洞察時局，明確指出:“戰略方針應是堅決的民族革命戰爭，首先把國內革命戰爭與民族戰爭相聯系，一切戰爭都在民族戰爭的口號下進行。”為了聯合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實行全民族抗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毅然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毛澤東還親自向國民黨將領致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信國民黨

軍第三軍軍長王均。信中說：
治平先生：
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們致國民黨書為了共同抗日,實全國一致之要求,先生愛國健兒,對此諒有同感!朱玉階同志極愿與先生合作,如能與之互通聲氣,自己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兩黨合作之局既為時

不遠,雙方前線宜盡可能減少沖突。如何之處,敬候卓裁。

順頌
勛祺。不一。
毛澤東
九月八日
王均，跟隨蔣介石從20年代開始就致力于“剿匪”、“剿共”。所以信之開頭，毛澤東就直言點明，這十年的內戰，“也可以休息了”。此句之用，略有幾分詼諧，又不無諷刺意味，讓人浮想聯翩。十年內戰，起于國民黨對民族聯合陣線的破壞，源于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和專制。雖然國共兩黨過去十年有著不少的恩恩怨怨，但在中國處于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時，理應停止對抗，一致對外。凡是具有一點民族精神的愛國健兒，都應效命疆場,奮力殺敵，軍中要人,更應幡然悔悟，以“兄弟鬩于墻外御其悔”的精神，積極抗戰。但信中沒有直言，而用先生“諒有同感”一句，這樣便大大縮短了兩人之間的心理距離，起到了更為顯著的說理效果。接著，毛澤東誠懇地告訴王均,共產黨并沒有把他置于“死對頭”的境地，當時的舊友、老同學朱德也沒有忘記他。“極愿”二字，表達了共產黨的真誠和老同學的懇盼之切。此時此刻，如若執迷不悟，毫無所感，不僅對不起共產黨的一片誠意，

也會有負于昔日同學的殷殷盛情。
雖然對抗十年，但國破家亡的現實，已促使中華民族不斷覺理，奮起抗日。“如能與之豆通聲氣”，那么，“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不僅是同學的心愿，也是所有共產黨人的心聲，更是全國人民的愿望。毛澤東最后預言兩黨合作之局已經為時不遠，這是歷史的大趨勢，誰也無法阻擋。

雙方應盡可能減少沖突，求同存異，保存力量，以期一致對外。
面對日寇的侵略,中國共產黨人沒有退卻，沒有屈服。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以大局為重，摒棄前嫌,最大可能爭取、團結國民黨內的愛國人士，為救中國，奔走呼號，充分顯示出共產黨人無比高貴的民族氣節和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信的末尾，“如何之處,敬候卓裁”，句中一個“敬”字，一個“候”字，一個“卓”字，一方面表現出毛澤東對王均的尊重、體諒之

情，另一方面又表現出毛澤東的謙遜和誠懇之意。
此信雖短，卻情重千鈞。其中,不乏有“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的感慨之情，也有“先生愛國健兒，對此諒有同感”的激勵之情，更有“極愿與先生合作”的親切之情,還有“如何處置,敬候卓載”的謙虛之情。讀此信，給人一種親切感，省悟感。
王 鈞（1891—1936）云南皇貢人，云南講武堂畢業。1918年后在駐粵滇軍中歷任第四師參謀長、三十八團團長、大本營鞏衛軍第一混成旅旅長、中央直轄滇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等。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七師師長。1927年升任第三軍軍長兼任軍事委員會委員。1935年4月任西北“剿匪”軍第一路第一縱隊司令官。同年11月被選為國民黨五屆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11月因飛機墜毀而死。
驅除日寇，挽救危亡
郭秀娜、紅墻經典讀書會負責人

淞滬抗戰時，蔣光鼐擔任總指揮，率領十九路軍將士奮勇抵抗，給日軍以迎頭痛擊。日軍對我軍陣地及民宅、商店狂轟濫炸，發動了四次總攻，卻均遭敗績。蔣光鼐指揮軍隊在閘北、江灣、吳淞、曹家橋、瀏河、八字橋一帶展開了多次戰役，日軍先后四次更換主帥，死傷近萬人。淞滬抗戰沉重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

侵華氣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3年與李濟深、蔡廷鍇等發動“福建事變”，主張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并支援紅軍長征。全面抗戰爆發后，先后任第四戰區參謀長，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等

職，上將軍銜。1948年，被推選為民革中央執行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蔣光鼐歷任廣東省政府委員，紡織工業部部長，他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常委及民革第二、三、四屆中央常委。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蔣光鼐的骨灰先是存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1997年與

蔡廷鍇一同遷葬于廣州19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將軍墓。
蔡廷鍇（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賢初，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廣東羅定。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早年參加同盟會。曾參加第一次北伐、討伐桂軍沈鴻英及東征討伐陳炯明等戰役。后任國民黨軍第六十師師長。1930年任第十九路軍副總指揮、軍長。1932年率十九路軍進行一二八淞滬抗戰。同年被蔣介

石調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軍總指揮、福建綏靖公署主任。
1933年11月，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失敗后流亡海外，宣傳抗日救國。1935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為最高負責人之一。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國民黨軍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總司令，兩廣邊境司令，在兩廣指揮作戰。1940年因受蔣介石排擠而去職。1946年與李濟深等在廣州組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1948年1月在香港參與發起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財務委員會主任。
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家體育運動委員會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第一、二屆中央常務委員，第三、四屆中央副主席。

1968年4月25日，蔡廷鍇逝世。
1936年8月25日，《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發表，進一步申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毛澤東還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專門

給蔡廷鍇、蔣光鼐寫了信，信中說：
憬然
先生勛鑒:
賢初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回顧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雙方合作救國之時，又已整整三年矣。 而國難日亟，寇進不已，南京當局至今尚無悔禍之心，內戰持續如故，全國人民之水深火熱又如故。瞻念前途，殷憂何極!然而國際形勢進入了新的階段，國內愛國運動蓬勃發展。光榮的十九路軍系統在先生等領導之下，繼續奮斗，再接再厲。弟等則轉戰南北、接近了抗日陣地。抗日救亡的統一戰線得到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一切有良心的愛國人士之贊成與擁護，即國民黨內部亦有了若干開始的轉變。凡此都是不同于昔的新局面。驅除日寇，挽救危亡，為期實不甚遠。敝黨八月二十五日致國民黨書提出了新的具體方案，檢呈一份，敬祈審察。為達推動全國(包括南京在內)進行真正之抗日戰爭起見，特向先生及十九路軍全體同志提議，訂立根據新的綱領之抗日救國協定，擬具草案八條借供研討，并祈轉達陳真如(陳銘樞，時赴歐洲游歷)先生及十九路軍各同志。 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適當地點正式簽訂。如兄方以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處，不妨往復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簽訂。總之，真正之救國任務，必須有許多真正誠心救國之志士仁人，根據互相確信之政治綱領，為聯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徹底完成之望。熱誠愛國如先生，知不以斯言為無當也。真如先生何時歸國，深以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國，從事統一戰線之偉業。錢壽康先生南旋，托致手書。海天

在望，不盡依遲。
專此。敬頌
勛祺
毛澤東
九月二十二日
此信由錢壽康到香港后，將這封信交給了蔣光鼐，由于蔡廷鍇當時還沒有從廣西返回，蔣光鼐就把信保存了起來。后來，蔡廷鍇見了這封信后，心中非常激動。他與李濟深，蔣光鼐等都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實行國

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
1933年11月他們發動“閩變”。成立了反對蔣介石政權的聯合紅軍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得到中國共產黨和廣大民眾的支持。后來，由于蔣介石的排擠和迫

害，他們只好或出洋或暫居香港。
正是在這個時候，毛澤東出于抗戰大局和民族利益，親自寫信，充分肯定他們的功績，指明當前團結抗日的緊迫性，希望他們丟掉一切個人和一黨一派的利益，

以民族利益為重，攜手抗日。
毛澤東這一舉動，進一步推動了他們投身到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中去。
蔣光鼐（1888年12月17日－1967年6月8日），字憬然，廣東省廣州府東莞縣虎門（今屬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人，杰出的愛國將領和政治活動家，功勛卓著的抗日名將，淞滬抗戰總指揮，民革的卓越創始人和領導人，新中國紡織工業的主

要領導人。
1906年，蔣光鼐考入黃埔廣東陸軍小學，參加過辛亥革命，1912年，以軍功被選送保定軍校[6]。曾任國民革命軍師長，第十一軍副軍長，參加過北伐戰爭和中原

大戰。1930年任第十九路軍總指揮、上將兼淞滬警備司令。
抗日戰爭時期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
韓家水，活動總策劃、執筆主持人、
西苑文化藝術出版社主編、
杰出紅色詩人、作家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不斷向前發展的情況下，國民黨當局基本上采取避戰、觀戰態度。他們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蘇的力量取得抗戰勝利，一方面仍在企圖削弱以至消滅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1943年春，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蔣介石署名出版《中國之命運》一書，鼓吹中國的法西斯主義，公開反對共產主義，暗示要在兩年內消滅共產黨和一切革命力量。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國民黨頑固派借機要求"解散共產黨"、"取消陜甘寧邊區"，反共

氣焰相當囂張。
1943年秋天，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召開，鄧寶珊應邀參加會議。由于受共產黨的影響，鄧寶珊會前與毛澤東會面，徹夜長談。毛澤東對時局高瞻遠矚的分析，更加堅定了鄧寶珊團結抗日的信念。但在重慶開會期間，鄧寶珊受到蔣介石的蠱惑、利誘，思想感情以及對共產黨的態度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會后，鄧寶珊途經延安，毛澤東特別指示，對鄧寶珊繼續采取大力爭取的方針，并親自接見了鄧

寶珊。
在毛澤東的影響下，鄧寶珊盡力抗戰，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立下了功勛。一年之后，日本帝國主義日趨滅亡，抗戰勝利的曙光指日可見。為了幫助鄧寶珊更多地了解共產黨的主張，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于1944年12月22日給鄧寶

珊寫了這封信。
寶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時局轉換，先生盡了大力，我們不會忘記。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敘，又一年了，時局走得很快，整個國際國內形勢都改變了。許多要說的話，均托紹庭兄專誠面達。總之只有人民的聯合力量，才能戰勝外寇，復興中國，舍此再無他路。如果要對八年抗戰作一簡單總結，這幾句話，鄙意以為似較適當，未知先生以為然否？何時獲得晤敘機會，不勝企望之至。專肅，敬祝
健康！
毛澤東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據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三卷）刊印。
此信首先熱情歌頌了鄧寶珊在抗戰中立下的汗馬功勞和英勇壯舉、對他以實際行動聯共抗目的言行表示肯定。然后，指出了這次寫信的緣起，“去秋晤敘，又一年了。時局走得很快，整個國際國內形勢都改變了"。1944年蘇聯紅軍攻占柏林，美英兩國在法國北部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在亞洲，日軍為支援其在南洋的孤軍，急需打通到越南的道路交通線，為此發動豫、湘、桂戰役，國民黨百萬大軍連連潰敗。而共產黨利用國際反法西斯力量不斷壯大和逐漸走向勝利的大好形勢、指揮軍隊英勇作戰，收復失地。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全國人民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明確提出了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在信中，毛澤東由衷地寫道：“只有人民的聯合力量，才能戰勝外寇，復興中國，舍此再無他路"，并鼓勵

鄧寶珊繼續努力，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
正是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地影響下。鄧寶珊不斷抵制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后來他不負眾望，積極協助傅作義同國民黨頑固勢力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成

功舉行了綏遠起義，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贊揚。
抗日戰爭時期，鄧寶珊任二十一軍團軍團長、晉陜綏邊區總司令，駐守榆林。他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政策，與中國共產黨同心同德、肝膽相照，明確反對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政策，有效削弱了蔣介石、胡宗南對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為陜甘寧邊區的鞏固和發展做出了特

殊而重大的貢獻。
同時，習仲勛在擔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期間，根據黨中央的指示精神，創造性地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與鄧寶珊建立了非常親密的關系，使綏德與榆林之間建

立起互助協防、親密合作的關系，成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光輝典范。
1927年前后，鄧寶珊參加西安解圍和策應北伐時，曾在所部駐地乾縣開辦軍官教導隊，聘請鄧希賢（鄧小平）等共產黨人為政治教官，對部隊骨干進行革命教

育。
北伐戰爭前后，鄧寶珊在陜西國民聯軍及國民聯軍駐陜總司令部任職期間，與共產黨人劉伯堅、南漢宸、鄧小平、史可軒、劉含初、李子洲等都有親密的合作。大革命失敗后，鄧寶珊依然堅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忠誠于和共產黨人的友誼，抵制國民黨右派的“清黨”。他除保護、幫助許多熟悉的共產黨員安全撤離外，還幫助一些不曾相識的共產黨員解決困難，擺脫遭受迫害的處境。先后救助過西北革命的主要領導人謝子長、劉志丹、汪鋒、常黎夫等，并與他們建立

起深厚的友情。

紅墻經典讀書會
活動總策劃、執筆主持人 韓家水
2025年8月20日

編輯 文瑞
編審 韓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