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歲老秀才，向朝廷上書獻策，為何乾隆看后卻下令將其凌遲

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老秀才，滿腹忠言，卻因為一封看似“良策”的奏折，被乾隆皇帝下令凌遲，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觸碰了什么逆天的禁忌？

一封獻策書，如何把一個讀書人送上斷頭臺，又牽連滿門？

話說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盛夏，天氣熱得像蒸籠。廣西一條官道上，吳英拄著拐杖，顫巍巍地站在路旁。

他年過花甲，一輩子唯有一個秀才頭銜，沒進過科舉大殿，也沒當過一回官。可這天，他手里攥著自己親筆寫成的獻策書，心想：老夫窮一生之力，至少得為朝廷做點事。

于是，他決定攔下廣西布政使朱椿的官轎，把這份“畢生心血”呈上。

那日驕陽似火，知了聲聲。吳英額頭冒汗，手心都濕了。

他心里嘀咕：諫臣三諫不入便應去，那些大臣有門路，不一定給我面子。可他又想，“遲暮之年，不試試，留一世遺憾”。

他盯著前方轎隊，腦中回放著自己寒燈苦讀的畫面：少年替父磨墨，夜半臨案；中年屢試不中，滿懷抱負卻被落榜通知打懵；直到如今，兒孫繞膝，世家望族的臉面卻還是寫在他這秀才身上。就這樣，他握緊筆桿子，鼓足了勇氣。

當朱椿的轎子緩緩停下，吳英單膝跪下，顫聲說道：“伏惟大人行色匆忙，冒犯之處，望開恩一觀。”說著，他把一份折子奉上。

折子內容，分成四條：一是設立義倉，糜爛的地方糧儲制度該整頓；二是嚴打私鹽，鹽引弊端亟需革新；三是嚴禁廣種煙草，避免生民沉淪；四是裁減寺僧，抑制寺院豪奢，減省府庫開支。看似直指時弊，卻也暗藏玄機——他直言“太后舊諭未明”，輕描淡寫地質疑皇室對寺院的撥款，言外之意是“圣祖之命不免荒唐”；他又建議鹽政改制時，將稅收從鄉保直征，等于動了朝廷財政命脈。

朱椿當時還覺得此秀才膽大，竟敢如此直言，倒勝在文辭上恭敬。可幕僚中有師爺指著“太后舊諭”三字臉色大變，說：“此語絕對不得輕啟，觸犯皇族尊號，一旦上呈，必定招來殺身之禍。”

另一位通吏又說：“鹽引一提，朝中大員誰不守土為上？折子若上，后果不堪設想。”朱椿打了個冷顫，卻礙于面子，只得連夜將折子密呈內閣。

很快，折子到了承批處。一時間，內務府小吏爭相傳閱，越看越覺得不對：“‘太后諭意不明’，分明在指摘圣旨當權者；再說建議裁寺，藏傳佛教與蒙古統治關系密切，若此必引胡人不滿。”

上書一份密疏，強調此案非同小可，已上報乾隆。——而此時，乾隆正在圓明園批閱奏章，只見此折赫然“撩撥圣意”“暗指太后”，他一拍案子，怒聲道：“此等逆臣，死不足惜！”

當即下旨——以“妄遞策書”“詆毀圣德”之名，定吳英為“大逆之罪”。

消息飛速傳回廣西。原本以為只是個小小民間獻策的奇人逸事，瞬間演變成文字獄大案。

廣西巡撫和布政使連夜派人抄家，抄出家中舊書、文稿無數，將吳英一家二十余口一鍋端。審訊時，吳英仍舊堅稱“伏惟陛下圣明，臣等愚見僅為國計”，可在文書上那幾個“不敬”字眼，成為致命所在。

九月初九大雪，行刑場上堆了厚厚的柴草，官府還特意挑選了趕集日，號令鄉里觀看。吳英被押上凌遲架前，他頑強抬頭，嘴里喃喃：“吾死不足惜，只恨滿腔報國之志化作今日之罪。”

兩個兒子面對父親呼號，哽咽跪地，可也難逃斬首；弟弟、侄兒被監管候斬；老妻見狀絕食身亡，就連孫輩都淪為奴隸。血腥一幕，震懾四方，官吏看得直冒冷汗，不少人躲在墻后，魂不附體。

這一次文字獄，并非孤例。乾隆后期，對知識分子愈加不信任，稍有異議，必定追究“紀綱”之罪。

學者張問陶有言：“乾隆垂簾后，文字獄起十數年，案牘來往間，人人自危。”據清史料統計，乾隆四十年后，類似案件激增，數十家望族涂炭，許多文人從此閉口不言，專事考據，不敢提及國政。

吳英案之后，當地官員不敢再收民間密折，學子們背誦《十三經》中斷裂的章節已成奢談。偏遠山村里，隱居避禍者越來越多，好事者說：“書卷氣太重，也有殺身之禍。”

有人感嘆：“朝廷需賢良方能國泰民安，奈何文字獄使人不敢直言，倒成統治者最大的諷刺。”

此事留給我們的教訓是：專制體制下，哪怕出發點再良善，一旦觸及皇權禁忌，命就懸在一線。多少蒼生盼改革，可現實卻是“進諫者死，阿諛者榮”。

吳英老秀才滿腹忠言，卻成了權力游戲中的棄子。也許有人要問：他若不提太后舊諭，獻策仍有價值嗎？

又或者，他若將這些意見私下尋大臣，能否免于一死？歷史沒有如果，只留下血與淚的教訓。

參考資料：《清史稿》 信息來源：清廷檔案與地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