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陳獨秀是我老師，對他后人要給予照顧；從此每月30月補助

1953年2月20日，毛澤東乘坐“洛陽”號軍艦，結束南京的視察后，溯江而上前往武漢視察，夜泊安慶，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登艦陪同。談話間，毛澤東忽然問：“陳獨秀家里還有誰？”得知陳獨秀還有一個兒子在安慶生活，而且曾經賣房以維持生計。他說：“陳獨秀后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我在北大的時候，受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大，我算是他的學生……”

地方政府立刻確認了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身份，給家屬頒發烈士證書。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按月發給陳松年30元生活補助金，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

陳松年是陳獨秀唯一留在安慶老家的兒子，他的一家是陳獨秀在安慶僅存的血脈。是陳獨秀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第三個兒子。陳松年性格溫潤隱忍，與世無爭，沒有像父兄一樣投身于轟轟烈烈的革命。說起他的兩個哥哥，稍微對近代史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那就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領導人陳延年和陳喬年。

1927年春，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3人，創造了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奇跡：在這一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陳獨秀再次當選總書記，父子3人同時被選為中央委員。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后，上海的中共組織遭嚴重破壞。陳延年被任命為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受命重建黨組織。6月26日，陳延年、郭伯和、韓步先一起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

7月4日，陳延年被押往上海龍華刑場，因為不肯下跪，被強按在地上，亂刀砍死。

大哥陳延年在上海被害時，陳松年只有17歲。 噩耗傳來，祖母和母親哭得暈了過去。隨后，他和姐姐陳玉瑩到上海處理后事。國民黨反動派既不讓他們收尸，也不允許他們看大哥最后一眼。姐弟二人在哥哥就義的地方燒了幾炷香和一點紙，痛哭了一場。

次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再次在上海召開秘密會議，陳喬年是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由于叛徒告密，軍警突然包圍會場，陳喬年和其他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

1928年6月6日，26歲的陳喬年在上海楓林橋畔被槍殺，年僅26歲。

陳松年再次和姐姐到上海處理后事，國民黨反動派仍然不讓他們收尸。兄妹二人親眼目睹了二哥倒在血泊中的慘狀，悲痛過度的陳玉瑩，隨即因血崩住進上海的醫院，不久也隨二哥去了，年僅28歲，后事由汪孟鄒幫助料理。

陳獨秀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不久，安慶的報紙上整天都是他的消息，陳松年一篇篇念給奶奶聽。后來知道父親被判了13年，關在首都第一監獄里，一家人知道他大難不死，都高興得不行，陳松年馬上趕到南京來探望父親。

1933年，陳松年提著裝有家鄉土特產的口袋，與妻子竇珩光向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走去。陳松年1910年出生時，陳獨秀已經離開安慶。

陳松年上學時，一個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里，指著報紙上的“陳獨秀”，告訴他，你的父親被捕了。陳松年當時很吃驚，還以為是老師弄錯了，在他印象里，他只知道自己的父親叫陳仲甫，不叫陳獨秀。

但是，仔細看了報紙后，才發現這個“陳獨秀”就是他的父親，雖然一生下來就沒有見過父親的面，可家里有他的照片，對比報紙上的照片，這個人正是父親陳仲甫，頓時嚇壞了。此時，他才知道自己的父親就是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當陳松年走進監獄，突然出現在陳獨秀的面前時，陳獨秀怔怔地：“你是……”

陳松年的眼淚奪眶而出：“爹爹，我是松年，我是你的親兒子呀！”

陳獨秀雙目大睜：“啊，松年，松年……我的兒啊！”

陳松年說：“媽媽過世時，你沒有回家，倒是姨媽不顧族人的風言風語，從南京趕回來給她親姐姐送葬。可沒想到姨媽回到南京沒幾年，也跟著媽媽去了。”

陳獨秀大口抽著雪茄，悲傷而又充滿內疚地說：“我對不起你的母親，松年，你母親是個老好人，為陳家辛苦一輩子，沒有享過一天福。”說到這里，激動地在屋子里走動了一下，又回身問道，“松年，你母親安葬在哪里？”

陳松年說：“安葬在安慶北門外的葉家沖，那里環境幽靜，是母親生前自選的墓地。兒子遵照她老人家的意愿，在她墓旁留一空穴，讓你百年之后，與她老人家合葬在一起，在九泉之下，相依為命。”

陳獨秀感嘆不已：“你母親的心意，我完全能夠理解，可我四海為家，長期飄落異鄉，現在又被老蔣囚禁在這高墻之內，不知日后拋尸何方？萬一被老蔣殺了，還不準收尸。你兩個哥哥都被他殺了，不就是不準收尸嗎？我與老蔣有不共戴天之仇，這個仇，早晚是要報的。”

1938年6月，日本侵略者占領安慶時，陳松年眼看安慶已經不保，不得已才將家具運往鄉門親戚家中，撇下空空如也的祖宅大洋房子，隨后帶著一家坐船逃往武漢。在武漢見到了獲釋不久的父親，陳獨秀請好友包惠僧找了一條軍用火輪，將剛從安慶逃難來的陳松年、兒媳竇珩光、孫女長瑋等人先行送到了宜昌。

在楊鵬升、包惠僧、夏云松等朋友的大力幫助下，陳獨秀帶著陳松年等一大家子十余口，才登上“中中交農”四大銀行包租的專輪駛往重慶。他們沿江而上，經重慶到達江津。

后來，陳松年在江津國立九中做總務工作。 陳獨秀的家庭觀念一向淡薄，對兒女甚少關愛。晚年，陳松年常常帶子女來看望他，讓他欣喜不已，對幾個孫子孫女親熱得不得了，過些時間不看見他們，便要派人去把他們接到家中。

1942年5月13日，包惠僧與妻子夏云松上山來看望陳獨秀，為款待這位摯友，陳獨秀特意叫妻子去附近的雙石場上割了兩斤肉。中午，飯桌上便擺得像個樣子了，一碗紅燒肉，一盤四季豆炒肉，還有一個雞蛋番茄湯。這對陳獨秀夫婦來說，也算是極為難得的美味佳肴了。

客人滿意，陳獨秀也美美地飽餐一頓。

豈料樂極生悲，當天晚上，陳獨秀就不舒服了，食物作梗，只覺肚脹如鼓，如有巨蟒絞纏。一直折磨到凌晨，他才強撐著從床上探出上身，將肚中積食“哇哇”吐盡，折騰得潘蘭珍和包惠僧也一宿沒睡，寸步不離地守在他床邊。

此后幾天，陳獨秀一直上吐下瀉，臥床不起。農村赤腳醫生診斷為嗝食，于是，把豬骨頭燒成炭，碾成粉末讓陳獨秀服下，幫他消嗝食飽脹，也沒啥效果。

一直發燒、昏迷、說胡話。持續到18日上午，赤腳醫生已技窮。陳松年得知后，立馬趕到父親身邊，同時又雇人下重慶請周綸、曾定天兩位名醫，但二人醫務繁忙，托人帶回了他們認真擬定的治療方案和藥品若干，得知陳獨秀有高血壓，周綸醫生甚至把為夫人治高血壓的針劑，也送給了他。

日日復日日，陳獨秀纏綿病榻，已不能起身；他便明白自己的大限已經到了。

陳獨秀想咳又咳不出來，陳松年趕緊將床頭邊的油燈往前挪了挪，見父親雙目大睜，一張臉憋得通紅，嘴唇抖動了好半天，才發出也極微弱的聲音：“松兒……松兒。”

陳獨秀氣喘吁吁，“爹去后，就埋在康莊旁邊，爹，愧對你母親，愧對你姨媽，也無顏見江東父老，以后，你不必扶柩回鄉，就讓爹……作一個孤魂野鬼吧！”

此后，陳獨秀便一直昏迷不醒，鄧仲純以強心針和平血針交互注射，都沒有什么效果。直到27日夜，一顆衰老的心臟，終于停止了跳動。

陳獨秀生前好友鄧蟾秋為他購置了一副“黑漆大花板”，是當時江津最昂貴的上等棺木。抬棺材的是16名壯漢，送殯隊伍沿著一條起伏不平的石板路順江而下，在長江邊茂密的桔林中緩緩而行。

陳松年端著用炭精畫就的父親遺像，哽咽著走在隊伍的最前端，那遺像出自當地一土畫匠之手，將一代人杰陳獨秀畫得來像一位前清的老太爺。

下葬儀式雖不十分排場，但也頗為莊重肅穆，1942年6月1日下午一時，靈柩安葬于江津大西門處鼎山山麓之康莊。

1947年2月，陳松年與堂兄陳遐年商定去四川江津運回父親靈柩。當時，抗戰雖已勝利，但內戰又起，運靈柩也不容易。那時留居江津的安徽人還很多，提起陳獨秀，大都知道。陳松年就向他們打聽是否有運靈柩的木船。有人告訴他，重慶江北有。

等陳松年到重慶后才發現，只有浙江會館有木船運靈柩，當趕到浙江會館聯系妥當后。陳松年又返回江津，雇了一條小木船，將祖母和陳獨秀的靈柩一起運到重慶浙江會館。辦完手續后，又在靈柩上刻上字，寫上地址和接收人姓名。但陳松年不敢刻“陳獨秀”三個字，怕在途中惹出麻煩，只好刻上父親科考名“陳乾生”，這個名字知道的人不多。

陳獨秀靈柩運抵安慶后，先置于西門太平寺內。陳松年根據母親臨終前的囑咐，將先父和生母合葬于北郊祖墳之地葉家沖，也沒有舉行什么儀式，只是以先父科考名“陳乾生”立碑。每年清明節，陳松年都帶兒女踏青掃墓，祭祀祖先。

1950年，陳松年沒有接受安慶二中的聘書，而是去窯廠做工人。竇珩光去窯場抬土，修鐵路，糊火柴盒，同時還挑起家務重擔。后來，由于妻子的去世，陳松年的生活更為困難。他與妻子竇珩光一生有一男三女，陳松年長子長琦是合肥工業大學教授，女兒長璞曾擔任安慶文化管理局副局長、市僑聯副主席。

1979年，陳獨秀誕辰一百周年時，陳松年致信安慶有關部門，提出重修陳獨秀墓，很快得到答復：以家屬名義重修，資金由官方出。安徽省人民政府撥款，安慶市人民政府于1980年重修土墓，并以陳松年的名義重立了青石碑，1982年再次擴修，并被列為安慶市文物保護單位。于是有了陳獨秀在故土的第二方石碑。

1990年，80歲的陳松年因病離世。走時，他的臉上掛著微笑，兒女們都說：“父親雖然病著，卻走得很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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