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騫 | 阿Q靈魂混沌，但并不是黑暗的奴才

文 | 汪兆騫

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魯迅以筆名“巴人”在《晨報副鐫》（1925年4月1日起改為《晨報副刊》）上連載小說《阿Q正傳》，共九期。

《阿Q正傳》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中華民族的命運和民族性格，是一部具有社會史詩性的作品。《阿Q正傳》的連載在北京大學引起不小的轟動。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這篇文章是魯迅寫的，大家不知“巴人”是哪路神仙。北大教師和學生，見了面都問：阿Q是誰啊？巴人是誰啊？

川島（章廷謙）與朋友們聯(lián)想到，是《晨報》主筆（四川人）蒲伯英寫來諷胡適的：

當時，不僅僅只以為這篇文章是蒲伯英所寫，而且還以為這篇文章是蒲伯英寫了來諷刺胡適的。在文章中不但明明提到了胡適，而且我們知道胡適有一個筆名是“Q.V.”（他用波蘭作家顯克微支的名著“你往何處去”的原文書名：“Quo Vadis”的第一個字母來隱射“胡適”？），所以叫胡適為“阿Q”，也是順理成章的。況且無論小說的主人公是“阿桂”還是“阿貴”，如果用英文來拼音，照流行的拼法，應該第一個字是“K”，而不應該用“Q”。既用“Q”，就難免別有用意。這是我們幾個人在剛讀到“阿Q正傳第一章”時的一些“考據(jù)”。（川島《當魯迅先生寫〈阿Q正傳〉的時候》）

錢玄同知道真相，告訴同事，“巴人”者，魯迅也，我就欽佩魯迅小說之妙趣。魯迅聽說，只淡淡地說，我總是不討人喜歡，卻總改不了。

魯迅一生使用過一百多個筆名，“巴人”只用過一次，其實是取“下里巴人”之意。魯迅在1926年12月18日上海《北新》周刊第十八期發(fā)表《〈阿Q正傳〉的成因》（收入《華蓋集續(xù)編的續(xù)編》）一文作為回應。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jīng)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為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卻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xiàn)代評論》上看見涵廬（高一涵）的《閑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xù)發(fā)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恐怕以后要罵到他的頭上。并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仿佛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為只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為就是他的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為《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影射論、對號入座，說明《阿Q正傳》內(nèi)涵的豐富性和影響之巨。

從少年起，魯迅對閏土等農(nóng)民的悲慘命運總是寄予深深同情的，對他們自輕自賤、自譬自解的精神勝利法，又是不滿。《阿Q正傳》便呈現(xiàn)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tài)度。

《阿Q正傳》及阿Q，在中國近現(xiàn)代小說史中，不斷被各類意識形態(tài)虜獲。魯迅的本意是要“畫出國民的靈魂”，想“暴露國民的弱點”。阿Q能代表“國民的靈魂”嗎？但是，就在魯迅寫《阿Q正傳》前不久發(fā)生了康梁變法，一眾書生欲陳濟世計，投死為國，以義滅身，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有“戊戌六君子”血濺菜市口。這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小說《紅高粱》中的余占鰲是高密地區(qū)的農(nóng)民，被逼上梁山，但日寇侵華，他抱著土雷與日軍同歸于盡，一個綠林漢子成為民族英雄，這種野性和血性，才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代表。

一些學者認為，阿Q靈魂混沌，但并不是永遠沉淪于黑暗的奴才，他臨死時分明有了覺醒，即便沒有覺醒，也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反抗的意識。但是，我們要知道，阿Q不是沒有抗爭，他的抗爭武器是精神勝利法，注定是不會覺醒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抗。所以魯迅塑造的阿Q，是一個處于社會底層，在黑暗壓榨下沒出息的自譬自解的落后農(nóng)民。

《阿Q正傳》作為小說，其藝術特色值得一提。它采用了說唱藝術的口傳和史傳的文本。小說敘述者如同說書人，在敘述中的表現(xiàn)是全知的，又同時發(fā)表社會公共的道德意見，干預和介入阿Q個人的思想世界里，或同情主人公，或與其在感覺上混為一體，但作者一直是高高在上俯視和調(diào)動阿Q的那個人。這種敘述方式，使小說具有多維的空間，讓阿Q充分地按其性格戲耍，使情節(jié)生動，人物鮮活。（摘自《魯迅正傳：非凡與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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