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濟法學院教授陳頤：把外法史作為方法論

托勒密所繪世界地圖之東亞部分，收錄于塞巴斯蒂安·明斯特（Sebastian Münster，1488 – 1552年）《地理學》1540年版。

來源：雅理讀書

把外國法制史作為方法論

文 / 陳頤

同濟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文為陳頤教授在全國外國法制史研究會第38屆年會所作會議總結

非常榮幸能得到研究會諸位師友的信任，由我和李棟教授匯報兩日會議的學習體會。這個任務，對我的壓力非常大，以我的學識學力，完全無法全面深入理解體會各位主題發言老師的精彩報告與各位主題評議老師的精彩評議。所以就避重就輕，匯報一下學習感想，如有不當不周之處，敬祈諸位師友原諒。我和李棟教授也私下做了個分工，我主要匯報前三場主題報告的學習體會，李棟教授總結后三場主題報告。

同濟大學陳頤教授作會議總結

本次會議主題為“區域國別法的歷史與當下——以東北亞地區法律的多元發展為中心”。前三場報告主題分別圍繞著“東北亞法律文化與歷史演變”“東北亞地區法律與邊疆治理”“東北亞地區的法律思想與制度”展開。相關報告論文主題鮮明，史料扎實，論證綿密，思慮廣闊。但因為各個主題都比較專精，引發的討論尚不夠熱烈。至昨日第三場報告自由討論環節，以及今日上午第五場報告，幾位老師圍繞著區域國別法與外國法制史的關聯與定位掀起了一個小高潮。我問了一下上外研究生院院長張海斌教授，據張教授介紹，區域國別學原為外國語言文學之下的二級學科，現被提升為一級學科，區域國別法系區域國別學一級學科之下的二級學科。于明教授指出，區域國別法與外國法制史的國別研究略有不同，較為強調特定區域國別范圍內對于法現象與其所處的復雜的政治社會文化關聯研究、強調交叉研究。我想，區域國別學建制的考慮可能如趙立行教授、夏揚教授、李紅海教授指出的，帶有非常強烈的政治政策色彩，或者說具有面向國家戰略的功能。這個國家戰略的功能或許類似于美國在五六十年代開始興起的區域研究，如中國學、日本學、蘇聯研究、東南亞研究、拉美研究等。這些研究在戰后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史上，帶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學者們也由此穿梭于大學與華府的旋轉門，在學者與政府顧問、政府官員、駐外大使間不斷切換身份，直接影響乃至主導美國政府的對外、對特定區域國家的政策，以擴張和維持美國在世界的霸權地位。對于我們的區域國別學的設置來說，當中國成為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需要在國際競爭中更好的維護國家利益，承擔大國對于世界的責任之時，我們當然也需要在具體政策層面決策上有充分的智識支撐。不妨可以說，區域國別法為外國法制史的研究，從政策、政治和學科建制層面，提供了更為多元多樣的選擇和機遇。與此同時，外國法制史研究也為區域國別法的研究者提供了通道和轉換的機會。如果極其不恰當的比喻，區域國別法與外國法制史研究也可以是一個旋轉門，或者借用守正教授的話，可以成為一個雙向逃逸的通道。如果覺得外國法制史略為高遠，想要入世一些，不妨更切近區域國別法；如果覺得區域國別法田野式的考察研究身心易疲，不妨回歸外國法制史的超脫。

昨天的發言中，不少師長在回顧學術歷程或在評議中提到，外國法制史太龐大了，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潛臺詞也許是，那么外國法制史如何研究，研究什么，研究意義又何在？它應該有體系嗎？如何建立它的體系？等等。這些靈魂之問顯然不是我能解答的。但在昨日相關發言的激發下，我腦子里冒出一個抄襲或者稱作挪用的句子：“把外國法制史作為方法論”。這個句子抄自我的同鄉、著名的項飆教授洛陽紙貴的和學術總結對話錄——《把自己作為方法》。作為一個生活、學術經歷平平的普通研究者，我當然沒有資格把自己作為方法，但不妨把我們寄情的外國法制史作為方法，但外國法制史遠非一個具體的方法，以我淺見，一定得是方法論。作為方法論的外國法制史本身提供了一些其他法學學科難以提供的內在特質。這種內在特質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

項飆、吳琦 著

《把自己作為方法——與項飆談話》

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其一是前面各位師長說的縱橫幾萬里。外國法制史是空間的綿延，考慮到地球是圓的，也可以說這一空間的綿延無始無終，乃至于超越地理空間的概念。如何在無始無終的空間中分類、界定、區隔呢？理論上任何空間的截取都有其意義，比如本年年會的“東北亞”。當我們看到“東北亞”這一名詞的時候，我們會自然的浮現出地理的概念，然后是中俄朝韓日，也許還有蒙古。但其實又不太像，畢竟對于俄羅斯來說，東北亞是俄羅斯的遠東的小部分。對于中國來說，還有廣袤的南方腹地、西部邊疆。那么界定它的，是歷史的、文化的交疊嗎？這種交疊的空間又如何被塑造成形的呢？就如昨日有老師提到了斯科特教授的“贊米亞”，有老師提到了新清史邊疆與腹地的論爭。因此，我想，作為方法論的外國法制史，在空間問題上，會有遠為廣闊的視角，目光能聚焦，如本次會議關于東北亞的討論，也能本能的將之牽連到更為廣袤的空間中，如亞太、如歐亞大陸等。

其二是各位師長所說的上下幾千年。我們知道時間的連續性假設是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的前提，我們又知道，時間于人又從來帶有強烈的主觀性。如同空間問題，我們如何從連續的時間中抽取、界定、區隔時段呢？我們本能的會被引導至那些“大的”、“重要的”時間，如國家社會的轉型年代，但也能夠意識到時間不可切割，總是有一個潛在的“長時段”來讓“大的”、“重要的”時間的論述保持謙虛。

其三，外國法制史設定了“國”與“法”，但并不安于“國”和“法”?，F代世界的國家與法律，有一個固定的模型，法律與國家同構。但是空間和時間，使得我們可以跳出現代世界的國家法律的框框，進而向下從地方的層次、從個體的層次去觀察、看待法；也可以向上，從超國家的區域、從全球的視角去觀察、看待法?？梢詮臍v史的糾葛尋思風起云涌、潮流澎湃；也可以由當下而未來，乃至由人而非人、人與萬物共存。如果歷史是經驗之談，那么由外國法制史而來的經驗有望提供關于人類宜居的制度空間的思考和實踐，提供具體時空、不同法律制度與運作中，捍衛人的自由、保障人的發展、促進人的良善、維護人的和諧交往的可效仿的故事。

昨日三場研討會13篇精彩的報告與評議，均可見到在東北亞區域國別法主題下，外國法制史方法論自覺的運用與豐富的展開?？臻g上，有陳翠玉教授、吳迪老師、梁少嫻博士以及陳怡瑋老師的東亞，也有曹夢瑜、吳澤臨兩位博士的朝鮮、張致凡同學的日本、李瑤老師的俄羅斯、焦應達老師的清代邊疆、梁小露博士的清代蒙古，更有鄧齊濱教授、唐興賢博士的東省特別區，而趙旭教授的圖們江口更是令人印象深刻；時間上，有貫穿文明史的論述，也有聚焦特定時刻時點的展開；在法觀念上，既有普遍時空中法思想的考辨，也有時間與地理塑造的特殊的法區域與法律形態的深描，無論空間、時間、法觀念的具體論述上有多大區別，均可感受到上述報告背后外國法制史巨大的幕布與底色。上述報告亦皆足以增進智識，啟發研究。

由此我想，如果試圖回應守正師的逃逸之說，也許可以說，外國法制史才是真正可逃往的空間，于此有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的時空可以沉潛，于此可得他鄉望故鄉的特殊的情懷、視角和清醒，于此可得入世的行動力和意志力，于此可得學術生存與生命意義安放之所。研究會的諸位前輩師長，何勤華會長、高鴻鈞教授、鄭祝君教授、徐國棟教授、王云霞教授、方立新教授、張銳智教授、梁治平教授、米健教授以及祝守正教授本人，都為我們作出了完美的示范。借此機會，再次感謝研究會的前輩們帶領研究會和外國法制史研究不斷壯大，不斷深入，為這個安身之所構筑了堅固而廣闊的空間，指示了道路。

以上高度個人化的感想，如有不妥不當不周之處，敬請多多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