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廣平 || 在詞語的褶皺里種光：楊蕾詩歌的三重奏

洗發步驟

1

洗發水的使用：

用稍微高于體溫的溫水將頭發徹底潤濕，取適量的洗發水于掌心，揉開洗發水至輕微起泡，從頭發中部（不要直接擦在發根頭皮上哦）開始，將洗發水均勻涂抹在所有頭發上，然后輕輕揉搓頭發。10秒。。

作者簡介：吳廣平，湖南科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中國屈原學會常務理事，湖南省屈原學會副會長，汨羅市屈原學會會長，湘潭市文藝評論家協會名譽主席，湘潭市全民閱讀協會副主席。曾榮獲“全國優秀教師”“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湖南省優秀教師”“湖南省優秀研究生導師”“湖南省首屆普通高校教學奉獻獎獲獎教師”“湘潭市第七批優秀專家”等榮譽稱號。已撰寫出版《楚辭全解》《屈原賦通釋》《宋玉研究》《詩經：全本全注全譯全彩圖本》等著作多部。

在詞語的褶皺里種光：楊蕾詩歌的三重奏

吳廣平

摘要：楊蕾的詩歌創作展現出鮮明的跨藝術特征，通過融合音樂、舞蹈及視覺藝術等多重媒介，構建出獨特的詩意表達體系。其作品將器樂修辭、復調結構及音樂留白轉化為詩歌的內在節奏，形成超越文字本身的聲波震顫；同時借助舞蹈訓練帶來的身體知覺，發展出動作語法、肌肉修辭與負空間詩學，使語言獲得動態的肢體張力與觸感體驗。這種多藝術門類的深度互文不僅打破了傳統體裁邊界，更創造了通感式的審美矩陣，使詩歌成為容納多元藝術能量的生成場域，恢復了現代詩歌與身體、聲音、色彩的原始聯結，為當代漢語詩歌開辟了新的感知維度和表達可能。

關鍵詞：楊蕾詩歌；跨藝術性；音樂性書寫；身體詩學；多媒介互文

引言：在詞語與音符的縫隙間起舞

楊蕾的創作，從來不是單一維度的書寫。她的文字里藏著旋律，詩句間躍動著舞步——這或許與她多棲的藝術生命有關。當多數詩人困守于語言的斗室時，她卻能輕松跨越藝術形式的藩籬，讓詩歌與音樂、舞蹈彼此滋養。那些在二胡弦上震顫的泛音，那些隨單簧管氣流起伏的韻律，最終都沉淀為紙上詩句的呼吸節奏。

聽她拉奏《二泉映月》的人會突然明白，為何她的詩總帶著弦樂器特有的嗚咽與頓挫。《古老的儀式》里“吹過經幡的風/靜閱煙塵”的留白，分明是運弓時的氣口；《心事》中“芭蕉扇帶來的風/已飛越了火焰山”的轉折，恰似二胡滑音時的情緒陡轉。而《醉在萬古江河》里“微醺的韻腳”，簡直可以聽見單簧管在低音區的沉吟——這些音樂經驗讓她的詩歌獲得了超越文字本身的聲波震顫。

舞蹈訓練賦予她的詩歌以獨特的身體性。《墊子上的靈魂》中“肌肉收緊、膨脹”的描寫，帶著現代舞者對身體的敏銳覺察；《隨想曲》里“荷葉是少女的裙”的意象，分明是舞者旋轉時裙擺的殘影。更妙的是《春風這個詞語》，當三十多雙手傳遞“春風”時，整個文本變成了一場群舞——每個詞語都是舞者，在紙頁上完成精妙的隊形變換。

這種多藝術門類的交融，造就了她詩歌的復合質感。散文創作的訓練讓她在《回響》中構建出立體的敘事空間；音樂素養使《紅色的遞進》具有進行曲般的節奏推進；舞蹈經驗則讓《秋》里的“殉舞”意象充滿肢體張力。就像她在《種色彩的人》中所寫，真正的創作者永遠在“向各個路口伸展根系”。

當我們讀到她筆下“被鳥啼叫醒的耳朵”（《醒來》）或“舒心步子的桂花”（《我看見桂花甜如蜜》）時，實際上正在經歷一場跨藝術形式的通感體驗。楊蕾用詩歌證明：最動人的創作，永遠發生在不同藝術形式的縫隙之間——就像二胡的蟒皮與單簧管的哨片，在某個不可見的維度，始終進行著神秘的共振。

一、弦外之音：音樂性書寫的復調美學

楊蕾的詩行間始終躍動著音樂的幽靈，這種音樂性不是簡單的節奏模仿或韻腳堆砌，而是一位深諳音律的創作者對語言本質的重構。正如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藝術的存在，就是為了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楊蕾的詩歌正是通過音樂性的滲透，讓語言重新獲得了感知的厚度。當她描寫《古老的儀式》中“吹過經幡的風/靜閱煙塵”時，我們分明能聽見二胡運弓時弓毛與琴弦摩擦的沙啞質感，這種聲音質感與藏地經幡在風中獵獵作響的視覺形象形成了通感式的共鳴。而在《醉在萬古江河》里，“微醺的韻腳”的排列方式，則暗合單簧管吐音時的斷奏技法，每個詞語都像是一個精心控制的音符，在語言的五線譜上跳躍。

這種音樂性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三個維度：聲韻層面的器樂修辭、結構上的音樂形式移植，以及休止符式的留白藝術。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楊蕾詩歌獨特的“復調美學”——借用巴赫金的術語，但在這里特指詩歌中多重音樂元素的對話與共鳴。

在聲韻層面，楊蕾發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器樂修辭學”。以《五祖寺的天空》為例，“葦葉畫一條船”的意象群實際上構成了一個精妙的聲音蒙太奇：“龍的黑眸升起禪的帆”是低音區的震音，帶著宗教音樂的莊嚴感；“抱不動的柴火也親吻了天空”則是突然闖入的不協和音，打破了之前的和諧，制造出戲劇性的張力；而“經文與鱗爪交換了場地”則像是兩種不同樂器的對位演奏。這種寫法打破了中國新詩傳統中對“音樂美”的平面化追求——當代許多漢語新詩的音樂性多停留在押韻和節奏的層面，而楊蕾則創造出了立體的聲場效果。德國哲學家阿多諾在《新音樂的哲學》中指出：“真正的音樂性不在于表面的悅耳，而在于內在結構的張力。”楊蕾的詩歌實踐恰恰印證了這一觀點。

結構上，楊蕾將古典音樂的形式美學引入詩歌創作。《紅色的遞進》就是一個典型的奏鳴曲式結構：詩歌前半部分對革命歷史的回顧構成“呈示部”，中間對個人記憶的抒寫形成“展開部”，最后在“十八洞的紅”與“書包笑容”的意象疊印中完成“再現部”。這種音樂思維讓政治抒情詩擺脫了直白的說教，獲得了交響樂般的厚重與層次。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曾說過：“文本就像一首樂曲，需要在時間的展開中被理解。”楊蕾的詩歌正是這樣的“時間藝術”，讀者必須在閱讀過程中感受結構的起承轉合。另一個例子是《隨想曲》，這首詩直接以音樂體裁命名，各節氣意象如同變奏主題，在“母親胸膛”這個低音持續音上展開華彩段落，形成回旋曲式的結構。尤其是“谷粒牽著母親的手/走向谷倉”這一意象，既是對農耕文明的禮贊，又在音樂性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終止式。

最精妙的是楊蕾對休止符的運用，這使她的詩歌獲得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美學效果。《心事》結尾“已飛越了火焰山”后的留白，恰似二胡曲中“欲斷還連”的韻味性休止，讓文本獲得呼吸般的生命力。這種留白不是簡單的省略，而是精心設計的藝術空白，正如中國古典美學中的“計白當黑”。美國詩人龐德在《閱讀ABC》中強調：“詩歌的音樂性不僅在于發出的聲音，更在于聲音之間的靜默。”楊蕾顯然深諳此道，她在《回響》中寫道：“天井中回蕩/祖母的呼喊”，這里的“回蕩”二字本身就是對聲音消失過程的描寫，是對休止符的詩意詮釋。另一個典型例子是《醒來》的結尾：“常常安靜地醒來/又悄悄地讓世界醒來”，兩個“醒來”之間的停頓，制造出晨光漸次展開的聽覺效果。

楊蕾的音樂性書寫還體現在對特定樂器音色的文字模仿上。作為一位精通二胡和單簧管的演奏者，她將樂器的發聲特性轉化為詩歌的修辭策略。《東嘎寺的震撼》中“吟誦一點點燃起/心頭的瑩光”，這里的“一點點”模擬了二胡揉弦時的音色波動；而《醉在萬古江河》里“逸出橘香的/離騷”，則讓人聯想到單簧管在中音區的圓潤音色。俄國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曾說：“音樂就是時間中的組織形式。”楊蕾的詩歌正是通過音樂性的滲透，讓語言在時間維度上獲得了新的組織形式。

這種音樂素養的轉化，使楊蕾的詩歌在當代詩壇呈現出罕見的聲紋特征——就像她在《回響》中寫的，每個詞語都是“青石板上的履痕”，既看得見，也聽得見。英國詩人艾略特在《詩歌的音樂性》中指出：“詩人的耳朵必須能夠捕捉到詞語背后更精微的節奏。”楊蕾顯然擁有這樣一雙敏銳的“音樂之耳”，她的詩歌不是對音樂的簡單模仿，而是將音樂思維內化為語言創作的本能。從《春風這個詞語》中三十多顆心的“流淌傳遞”，到《傳奇》里“葡萄酒在低音提琴伴奏下”的舉杯，楊蕾構建了一個聲音與意義共振的詩學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每個詞語都是精心調音的樂器，每首詩都是一支等待被演奏的樂章。

二、身體的詩學：舞蹈思維與語言塑形

楊蕾的詩歌總帶著肌肉的記憶，這種獨特的身體書寫方式在當代詩壇獨樹一幟。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指出：“身體是我們擁有世界的普遍媒介。”楊蕾的詩歌創作恰恰印證了這一觀點，她將長期舞蹈訓練形成的身體知覺轉化為語言藝術，讓詩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可觸性”與“動勢感”。這種身體詩學不是簡單的動作描寫，而是將舞蹈思維內化為創作本能，使文字具有了肢體的靈動與肌肉的張力。

在《墊子上的靈魂》中，“水滴從西往東奔跑”這一看似違背物理常識的描寫，實際上是舞者對空間方位的精神測繪。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蘭姆曾說：“舞蹈是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另一種語言。”楊蕾正是將這種舞蹈語言解碼后重新編碼進詩歌文本，創造出了獨特的運動詩學。而《春風這個詞語》中“三十多顆心”的傳遞過程，則完全是一場紙上群舞的精密調度，每個詞語都像是一個舞者，在紙頁的舞臺上完成著默契的隊形變換。美國舞蹈理論家蘇珊·福斯特在《身體意識》一書中強調：“舞蹈不僅是身體的運動，更是空間中的書寫。”楊蕾的詩歌正是這種“身體書寫”的完美體現。

楊蕾創造性地發展了三種身體書寫范式，構成了她獨特的美學體系。首先是“動作語法”的革新運用。《秋》里“樹葉之殉舞”的“殉”字，不僅精準捕捉了落葉飄零的視覺形象，更暗含了芭蕾足尖鞋落地時的決絕姿態——那種將全身重量凝聚于一點的力量感。俄國舞蹈家尼金斯基的日記中曾寫道：“每一個舞步都是一次墜落與升騰的辯證。”楊蕾的“殉舞”意象正蘊含著這種舞蹈哲學。而在《外婆家的桃樹》中，“蕩進了中年”的動詞選擇，分明帶著現代舞地面動作的質感，特別是崔莎·布朗式的即興創作風格，那種從地面發力、通過脊椎傳導的流動感。德國表現主義舞蹈先驅瑪麗·魏格曼認為：“真正的舞蹈動作源于內心的必然性。”楊蕾的這些動詞運用，正是將舞蹈動作的“內在必然”轉化為語言的內在節奏。

其次是“肌肉修辭”體系的建立。《種色彩的人》描寫紅背心志愿者時，“用腳步丈量山水”的樸素表達，因加入“方向盤”的觸覺比喻而獲得新的張力。這種修辭源自舞者對身體器械性的深刻認知——就像德國舞蹈劇場大師皮娜·鮑什的作品中，身體既是表達工具又是被表達的對象。楊蕾在《醒來》中寫道：“野花默默馥郁”，這個“默默”的姿態描寫實際上暗含著肌肉控制的精確度，讓人聯想到日本舞踏中那種極度克制的身體表現。法國哲學家德勒茲在《感覺的邏輯》中指出：“藝術創作就是將不可見的力量變得可見。”楊蕾通過肌肉修辭，讓語言中那些不可見的身體知覺變得可觸可感。

最具突破性的是她對“負空間”的詩學開發。《古老的儀式》描寫天葬時，真正震撼的不是鷹隼的具象描寫，而是“沒被鷹爪攫取的生活/還在繼續”這個動作殘留的軌跡。這種關注動作余韻的思維，明顯受到現代舞“空間構圖”理論的影響，特別是默斯·坎寧漢的機遇編舞法，強調動作與靜止之間的辯證關系。正如她在《韶山那一抹紅》中展示的，“比滿眼紅杜鵑蔓延得更快”的意象，暗示著最好的舞蹈（和詩歌）永遠發生在肢體未達之處的想象空間里。日本舞蹈家土方巽的“暗黑舞踏”理論認為，真正的舞蹈存在于“動作與動作之間的縫隙”，楊蕾的負空間詩學正是這一理念的文字轉化。

楊蕾的身體詩學還體現在對“重力”的獨特處理上。《隨想曲》中“沉甸甸的壓住/母親的胸膛”的描寫，不僅是對稻穗的形象刻畫，更是對舞蹈中重力運用的文學轉譯。現代舞的重要革新就在于重新定義了身體與重力的關系，從古典芭蕾的對抗重力到現代舞的順應重力。楊蕾詩歌中的許多動詞選擇都體現出這種“重力意識”，《我看見桂花甜如蜜》中“開出一朵悅目繁花”的“開”字，就包含著從核心肌群向外發力的舞蹈力學原理。

在身體節奏的把握上，楊蕾展現出驚人的敏感度。《心事》中“隨著芭蕉扇帶來的風/已飛越了火焰山”的轉折，實際上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舞蹈短語：準備（芭蕉扇）-蓄力（風）-爆發（飛越）-靜止（火焰山的意象）。這種節奏處理方式與德國舞蹈家魯道夫·拉班的“力效”理論不謀而合，將“時間-空間-力量”三個維度的變化融入語言節奏中。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曾主張：“詩歌應該有自己的肌肉系統。”楊蕾的詩歌正是建立了這樣一套完整的語言肌肉系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楊蕾對身體記憶的文學處理。《回響》中“屋檐上的舊瓦/滴落/歷史的音符”這一意象，實際上是對身體記憶的絕妙隱喻——那些沉淀在肌肉中的動作記憶，就像老屋檐下的雨滴，會在特定條件下自然流露。法國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提出的“身體技術”理論認為，文化傳統通過身體動作得以傳承。楊蕾的詩歌中，這種“身體記憶”的傳遞過程被賦予了詩意的表達，《外婆家的桃樹》中“桃膠粘住了童年的淘氣”就是典型例證。

楊蕾的身體詩學最終指向的是一種全新的感知方式。《五祖寺的天空》中“男孩用葦葉畫一條船”的場景，實際上完成了一個從視覺到觸覺再到動覺的感知轉換過程。這種現象學意義上的“感知聯覺”，正是當代舞蹈劇場努力探索的方向。比利時導演揚·法布爾說：“劇場應該喚醒觀眾沉睡的感官。”楊蕾的詩歌同樣具有這種感官喚醒功能，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自覺地調動起身體記憶，完成了一場靜默的共舞。

這種身體書寫的美學意義在于，它打破了傳統詩歌中“心靈-身體”的二元對立。《墊子上的靈魂》這個標題本身就暗示著靈魂與身體的不可分割性。法國哲學家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揭示了身體如何被文化權力規訓，而楊蕾的詩歌則試圖通過舞蹈思維來解放被規訓的身體，讓語言重新獲得身體的自由與靈動。在《春風這個詞語》結尾，當“女孩子們可以把她們的世界放在春風里”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詩意的畫面，更是一種身體與世界的理想關系——和諧共舞，彼此成就。

楊蕾的身體詩學為當代漢語詩歌開辟了新的可能性。在文字日益被數字化、虛擬化的今天，她堅持用肌肉的記憶、舞蹈的思維來書寫，讓詩歌保持著身體的溫度與觸感。正如她在《醒來》中所寫：“風景被幾樹繁花叫醒”，楊蕾的詩歌也在不斷喚醒我們對身體的感知，對運動的體驗，對生命的禮贊。這種身體書寫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對存在本質的詩意探索——用美國詩人史蒂文斯的話說，是“用身體的智慧思考世界的秩序”。

三、跨藝術編碼：多媒介互文的生成場域

楊蕾的詩歌創作呈現出鮮明的跨藝術特征，這種創作方式在當代漢語詩歌中具有開創性意義。法國符號學家羅蘭·巴特在《文本的愉悅》中指出：“最富創造性的文本往往是那些能夠打破體裁邊界的作品。”楊蕾的詩歌實踐正是這種跨藝術文本的佳作，她像一位精通多種藝術語言的密碼學家，將音樂、舞蹈、視覺藝術的基因片段進行創造性的重組，構建出一個充滿可能性的詩意空間。這種跨藝術創作不是簡單的藝術形式疊加，而是深度的美學基因重組，使詩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表現維度。

在《我看見桂花甜如蜜》中，“外婆的旗袍”與“桂花糖”的意象疊加，完成了一次精妙的跨媒介轉譯：紡織品的紋理與食品的造型在詩意空間里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這種創作方式讓人聯想到美國詩人龐德對“意象”的定義——“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情感的復合體”。楊蕾的獨特之處在于，她的意象復合不僅包含情感與理智，還融入了多藝術形式的感知經驗。同樣精妙的是《心經》的黃色與“柑橘的臉”的色彩呼應，這里完成的是宗教繪畫的莊嚴色彩與靜物寫生的日常美學之間的對話，創造出一種既神圣又親切的審美體驗。法國印象派畫家德加曾說：“藝術不是你所看到的，而是你讓別人看到的。”楊蕾的詩歌正是通過這種跨藝術編碼，讓讀者看到了文字之外的藝術景觀。

楊蕾的跨藝術創作呈現出三個相互關聯又各具特色的美學特征，構成了她獨特的多媒介詩學體系。

首先是“通感語法”的體系化建構。《春風這個詞語》將聽覺（“女孩子們的吟唱”）、視覺（“韶峰的映山紅”）、觸覺（“撫摸瀟水的綠意”）編碼為一個統一的感知矩陣，這種多維度的感知方式明顯受益于她音樂演奏中培養的“音色聯覺”能力。俄國抽象畫家康定斯基在《論藝術中的精神性》中提出：“真正的藝術作品應該能夠喚起觀者多感官的聯覺體驗。”楊蕾的詩歌完美實現了這一藝術理想，她在詩中構建的是一個所有感官數據都能自由兌換的“審美央行”，不同藝術形式的感知經驗在這里實現了無障礙流通。在《醉在萬古江河》中，“老窖國璽”的觸覺厚重感、“橘香的離騷”的嗅覺印象、“微醺的韻腳”的味覺暗示，共同釀造出一壇多感官融合的詩意美酒。

其次是“藝術媒介的轉生術”的創造性運用。《紅色的遞進》里，傳統政治宣傳畫的視覺沖擊被巧妙地轉化為“書包笑容”的敘事動能，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意象替換，而是藝術能量的形態轉換。德國美學家本雅明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討論過藝術形式在不同媒介間轉換的可能性，楊蕾的實踐為此提供了生動的詩歌例證。同樣精彩的還有《傳奇》中蘇州評彈的聲腔曲線物化為“祥云紋縫制的大紅包”的意象轉化，這里完成的不僅是藝術形式的轉換，更是文化記憶的創造性保存。法國哲學家德勒茲的“塊莖理論”認為，創造性思維應該像植物塊莖一樣在不同領域自由生長，楊蕾的這種“藝術轉生術”正是詩歌領域的塊莖式生長。在《五祖寺的天空》中，佛教藝術的視覺元素（“葦葉長滿天竺的指紋”）與兒童涂鴉的純真線條（“男孩用葦葉畫一條船”）實現了跨時空的藝術對話，創造出新穎的美學可能。

最具前瞻性的是她構建的“超文本詩學”體系。《東嘎寺的震撼》中，轉經的物理圓周運動（行為藝術）、吟誦的聲音螺旋（聲音裝置）、白云的視覺延展（攝影構圖）被高度壓縮在同一個文本層面，形成了一種立體的藝術存在。這種創作方式呼應了美國文學批評家米勒對“文學中的多媒介性”的論述：“未來的文學將越來越趨向于打破單一媒介的限制。”楊蕾的詩歌提前實現了這種文學進化，在《回響》中，當“祖母的呼喊”與“小販的叫賣”在詩行中同頻共振時，詩歌確實變成了一個能夠收納所有藝術形式的“時光膠囊”。加拿大傳媒理論家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即信息”的著名觀點，在楊蕾的詩歌中得到了詩意的印證——不同藝術媒介的融合本身就成為了一種新的詩意表達。

楊蕾的跨藝術編碼還體現在對傳統藝術形式的現代轉化上。《古老的儀式》中對天葬場景的描寫，既保留了藏族唐卡藝術的視覺莊嚴，又融入了現代行為藝術的觀念性思考。這種轉化不是簡單的形式嫁接，而是深度的文化解碼與再編碼過程。英國藝術批評家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中強調：“真正的傳統不是被保存的，而是在轉化中獲得新生的。”楊蕾的詩歌創作正是這種傳統轉化的典范。在《心事》中，傳統意象“芭蕉扇”被賦予了新的藝術生命，與“火焰山”的現代想象構成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楊蕾對民間藝術的詩意升華。《種色彩的人》中對“紅背心”志愿者的描寫，將民間公益活動的樸素美感提升到了行為藝術的高度。這種創作方式讓人聯想到美國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對日常物品的藝術提升，但楊蕾的處理更具溫度與人文關懷。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理論，在楊蕾的這些詩作中得到了完美的體現——通過藝術形式的轉換，使熟悉的事物重新獲得審美的新鮮感。

在跨藝術的時間維度上，楊蕾的詩歌展現出獨特的處理能力。《外婆家的桃樹》中，“桃膠粘住了童年的淘氣”這一意象，將傳統手工藝的記憶、兒童游戲的動態以及時光流逝的感慨，壓縮在一個看似簡單的詩句中。法國哲學家柏格森關于“綿延”的時間理論，在這里獲得了詩意的詮釋。同樣，《回響》中“房后的老藤/把光陰的故事/搖曳”的描寫，將繪畫的靜態構圖、舞蹈的動態韻律以及音樂的節奏變化，融合在對時間流逝的感悟中。

楊蕾的跨藝術詩學最終指向的是一種整體性的藝術觀。在《春風這個詞語》的結尾，當“女孩子們可以把她們的世界放在春風里/也可以將'春風'這個詞語推進整個世界”時，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詩意的畫面，更是一種藝術與生活完美融合的理想境界。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指出：“藝術的本質是詩，而詩的本質是真理的創建。”楊蕾通過她的跨藝術編碼，創建了一種新的詩歌真理——藝術形式的邊界是可以被詩意地跨越的，而正是在這種跨越中，藝術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這種跨藝術創作的美學意義在于，它為面臨媒介變革挑戰的當代詩歌指明了一條可能的出路。在視覺文化日益占據主導的今天，楊蕾的詩歌證明文字藝術不僅可以與其他藝術形式對話，更可以吸收它們的精華實現自我更新。正如她在《隨想曲》中展示的，當“三月的嫩芽”、“四月的茶尖”、“六月的荷葉”、“八月的風”這些充滿畫面感的意象被詩歌的語言節奏重新組織時，產生的是既非純粹視覺藝術也非傳統詩歌的新的藝術存在。這種創新不是對傳統的背離，而是對藝術本質的回歸——遠古時代的“詩”本就是與音樂、舞蹈不可分割的整體藝術。在這個意義上，楊蕾的跨藝術編碼既是最前衛的探索，又是最本真的回歸。

楊蕾的詩歌創作提示我們，在藝術形式日益多元化的今天，詩歌要保持其生命力，就必須打破單一媒介的局限，勇敢地與其他藝術形式進行創造性對話。正如她在《紅色的遞進》中所寫：“紅色最美紅色最濃”，真正的詩歌藝術也應該如此——能夠吸收各種藝術形式的光譜，最終熔鑄成自己獨特而豐富的色彩。這種跨藝術視野不僅拓展了詩歌的表現空間，更為我們理解藝術本質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在楊蕾的詩意世界里，文字與音符共舞，意象與色彩交響，詩歌真正成為了“所有藝術形式的時光膠囊”，保存著人類最精微的感知與最美妙的想象。

結語：藝術邊境線上的詩意漫游者

楊蕾的詩歌創作，本質上是一場精心策劃的藝術越界行動。她攜帶著音樂的密碼、舞蹈的基因、繪畫的色譜，在文學邊境線上從容游走，像她筆下《春風這個詞語》里那縷自由穿行的風，既不受形式的約束，又深諳每種藝術門類的通關密語。這種創作姿態，為當代漢語詩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詩歌不必再是單一藝術形式的囚徒，而可以成為所有藝術能量的轉換器與放大器。

在詩歌日益陷入語言內卷的當下，楊蕾的實踐猶如一劑解毒劑。當《古老的儀式》中的天葬場景與二胡曲《江河水》的悲愴音色產生量子糾纏，當《墊子上的靈魂》的肌肉記憶與現代舞的即興編排形成鏡像反射，我們突然意識到：詩歌的先鋒性或許從來不在技巧的標新立異，而在于這種將不同藝術DNA進行重組的大膽實驗。她的每一首詩都像《紅色的遞進》中那個“書包笑容”，既承載著歷史的重量，又保持著藝術的輕逸。

這種跨藝術創作最珍貴的饋贈，是恢復了現代詩歌與身體、與聲音、與色彩的原始聯結。在《我看見桂花甜如蜜》中，我們重新學會用舌尖品嘗文字；在《五祖寺的天空》里，我們再次用手掌觸摸信仰的紋理。楊蕾用她的多棲藝術實踐證明：詩歌若要真正“醒來”（如她同名詩作所言），就必須讓耳朵重新聽見鳥啼，讓鼻子再次被花香喚醒，讓手指保持對世界的好奇觸碰。

當評論界還在爭論詩歌的“純文學性”時，楊蕾早已將詩歌帶回了藝術的原始森林——那里，詞語與音符共生，意象與舞姿同頻，詩行與色彩互染。就像她在《傳奇》中預言的那樣，真正的詩意永遠“裝下滿滿的余生”，而這個“余生”，必定是所有藝術形式共同書寫的生命總和。在這個意義上，楊蕾不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位用文字統攝多元藝術的語言建筑師，她的每首詩都是一座可以居住的美學綜合體。

楊蕾，70年代出生，1997年加入湘潭市作家協會，2017年加入湖南省散文學會，2018年加入湖南省詩歌學會。毛澤東文學院散文專題研討班、十九期中青年作家班學員，散文、詩歌作品散見于《小溪流》《長春日報》《長沙晚報》《湖南日報》《湘潭日報》等報刊，有作品入選《2017年湖南散文年選》《2018年湖南詩歌年選》。

點擊查閱往期評論

點擊購買岳麓書社出版吳廣平教授等注譯《詩經》

( 用詩歌喂養格局和浪漫)

妃/

書/

你的

你的減壓精神后花園

一個人的浮世清歡

一個人的細水流長

想明白了，只不過是一本書

一壺茶、一首詩

有些地方，今生是必須去的

比如小妃書屋

有些人，今生是必須見的

比如小妃

遇見小妃·遇見詩

文藝 | 簡約 | 唯美

終身顧問：鄒聯安、吳廣平、劉年、金珈伊

主編：凌小妃

審稿：水 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