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是如何指揮二野大軍席卷大西南的？

　　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解放了江南廣大地區，使中國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基本的勝利。但是，國民黨不甘心失敗，他們積極組織殘余力量退往華南、西南、西北、臺灣等地，企圖在這些地區建立基地，負隅頑抗。

劉伯承

　　華南和西南是國民黨要保住的重點區，蔣介石不惜血本，將其殘部中僅有的兩個主力集團，布防在這兩個地區(白崇禧集團在華南，胡宗南集團在西南)。為了保住西南這個所謂的“反共堡壘”，蔣介石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廣州飛抵重慶。他一下飛機，就發表談話，給他的追隨者和殘部打氣：“今日重慶將再成為反侵略、反共產主義之中心，重新負起支持作戰艱苦無比之使命。”

　　為徹底消滅國民黨軍隊，解放全中國，中央軍委下達了進軍華南、西南的命令。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二野主力和賀龍率領的十八兵團等部，擔負了解放大西南的重任。

進軍西南示意圖

　　當時，西南的國民黨部隊處于十分矛盾的狀態，一方面，要保住西南，以四川為防守的重點，依秦嶺山脈構成主要防線，企圖阻解放軍由陜入川。而防守秦嶺又為其重點的重點；至于川東和湘桂方面，由于地勢險要，并有白崇禧的重兵防守，蔣介石判斷，解放軍絕不會選擇其為入川口。這種錯誤的判斷和部署，注定了他在軍事上的失利；另一方面，蔣介石已知自己此時處于絕對劣勢，為保存其殘余力量，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一般力求避免與解放軍決戰。

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指示下，劉伯承和鄧小平全面分析了敵情，擬定了進軍西南作戰的要旨：避開敵人的正面防守，出其不意地實施大迂回，大包圍，斷敵退路，各個殲滅西南之敵。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九日，劉伯承和鄧小平下達了《川黔作戰基本命令》，確定以五兵團及三兵團的十軍直出貴州及川南，斷敵退路；以三兵團主力直出川東南，聚殲重慶及川東之敵。而后協同賀龍率領下由陜入川的十八兵團等部攻占全川。

鄧小平政委

　為了迷惑蔣軍，保證第二野戰軍從川黔邊實行大迂回和大包圍的突然性，一野部隊對蔣軍秦嶺防線發動攻勢；陜南和鄂西的解放軍部隊也積極進行佯動；劉伯承則率二野指揮機關和三兵團乘車由南京、徐州向湘西開進。為了隱蔽企圖，從南京到徐州、鄭州的一路上，劉伯承一再公開露面，大肆聲張。到徐州時，劉伯承與陳毅會面，慶賀勝利；到鄭州時，劉伯承公開出現在鄭州車站迎候的群眾中間，故意放風，宣布解放軍要向四川進軍，佯示西進；然而，從鄭州始，解放軍卻沒有繼續西進，而是秘密南下，從此，劉伯承的行跡突然“失蹤”，他的一切活動只限于軍內較高層領導知道。南下到武漢時，劉伯承只出席了二野在武漢一個電影院召開的歡迎四野同志的極小規模的內部聯歡會；到達長沙時，劉伯承也只在內部接待了蘇聯作家西蒙諾夫的采訪——這次采訪使西蒙諾夫得出了一個結論，稱劉伯承是他所見過的謙虛將軍里的最謙虛的一個??所有這些活動更加造成了蔣軍的錯覺，使其對解放軍真實的戰略企圖毫無所知。

二野參謀長 李達

　　進軍西南是非常艱苦的，行軍的路程達四千里(四兵團則達八千里)。部隊由湘鄂西出動后，遭遇了連綿半個多月的陰雨，加之公路很少，而且多被國民黨部隊所破壞，前進的道路上又橫亙著起伏不絕的山脈，山勢陡，湍流多，人煙稀少，糧秣缺乏，就更增加了進軍的困難。但由于有華東、華中人民和三野、四野的支援，部隊物資準備尚好(特別是每人備有四雙膠底鞋)，政治動員深入而明確，故二野所有部隊士氣高昂，不避艱險，不懼困難，以日行一百多里的速度，堅定地向指定目標進軍。

　　十一月一日，劉伯承和鄧小平指揮第二野戰軍發起了進軍西南的川黔作戰。擔任戰略迂回任務的二野五兵團及十軍，以突然迅速的動作挺進至貴州境內；同時，二野三兵團主力和四野一部，由湘鄂邊出動，突破了蔣軍宋希濂集團防線的兩翼。解放軍在湘西和湘鄂邊的寬約一千里的地段上多路出擊，完全出乎敵人以為解放軍主力將從陜入川的意料，從而打亂了他們在西南的整個防御部署。蔣軍開始準備進行有計劃的撤退和有組織的抵抗，川黔作戰遂進入關鍵時刻。這時，劉伯承和鄧小平對蔣軍的動態作了詳細的分析，立即果斷地于十一月十一日指示二野五兵團和十軍，堅決隔斷宋希濂、羅廣文七個軍向云南的退路。

五兵團司令 楊勇

　　二野部隊按照劉鄧的指示，加速猛進。十一月二十一日，五兵團解放了貴陽，十六、十七兩軍已集結于貴陽周圍，十八軍即將到貴陽，十軍即將到達遵義，四野主力一部已在咸豐西北殲滅宋希濂部十四兵團(五個師)。在這種情況下，解放軍的作戰計劃就更需精細、周密；稍有疏忽，就有可能放跑敵人。為此，劉伯承、鄧小平又一次對敵人的行軍速度和路線，以及解放軍相關的行動，作了精確的計算，立即指示五兵團及十軍加速行動：

　　“從戰役全局著眼，我軍左翼迂回部隊(指五兵團及三兵團的十軍)極為重要。判斷敵人于南川、綦江掩護收容后，或退守重慶，或向西退至瀘州、宜賓、畢節、昭通迄昆明地區，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第十軍三個軍，如能先敵到達敘永、筠連、鹽津地區，即可完全斷敵退滇后路，而各個殲滅之。”“五兵團及十軍應確實計算行程與時間(包括戰斗)，求得先敵占領土城、敘永、鹽津之線，爭取主動。”

　　劉鄧同時指示右翼的三兵團不要迅速行動，避免打草驚蛇，“以正面拉敵多幾天為有利，”“特別是等我五兵團、十軍迂回到預定位置，而后前進。”

　　從發給三、五兵團的一系列的電報指示中，足見劉伯承用兵的科學性。過去，劉伯承常對身邊的參謀人員講：做事要有計劃，計，就是計算時間；劃，就是劃路線圖。他的這種奇特的提法，抓住了做計劃的要害關鍵，即不能離開時間和空間。說明他極善于在戰役兵力布勢和戰役進行的全過程中，按照戰爭規律解決時間和空間變化的問題。

　　蔣軍的動向果然不出劉伯承和鄧小平所料，他們也在同解放軍爭時間、搶速度。十一月二十三日，宋希濂在南川召集部將密商出路。商議后的結論是：“不管一切，不顧一切，走，快點走，走到較為安全的地方去，不要被共軍包圍殲滅。”“選定的目標是：第一步——西昌，第二步——滇緬邊境的騰沖一帶。”

　這時，時間對于戰爭的雙方來說，都是至關緊要的。誰贏得了時間，誰就贏得了空間；誰贏得了時間和空間，誰就贏得了勝利。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說的那樣：“如果說在貿易上時間是金錢，那么在戰爭中時間就是勝利。”但是對于宋希濂來說，他的計劃和步子太遲了。二野各部隊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精確、有力的指揮下，以迅速勇猛的動作和多路的迂回截擊，將他們分割于南川以北地區，并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占領南川城，切斷了蔣軍西撤綦江的退路；二十八日，殲滅宋希濂集團主力和羅廣文兵團三萬余人，宋希濂率殘部丟下乘騎、行李，狼狽地步行逃命，于十二月十九日被二野全殲于大渡河兩岸，宋本人亦被俘。

宋希濂

　 在二野五兵團及十軍截擊圍殲宋希濂集團的同時，劉伯承和鄧小平又指揮二野三兵團，于十一月三十日粉碎了蔣軍在長江南岸的抵抗，隨即解放了國民黨“陪都”、西南政治經濟中心重慶市。

三兵團司令 陳錫聯

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劉伯承曾在中原某地舉行的慶祝延安光復大會上講演說：“在中原戰場上，我們打下了蔣介石的行都洛陽，將來還要打下他的陪都重慶、首都南京。”一年七個月的時間過去了，劉伯承的這一預言終成現實——蔣介石的“三都”都被解放軍攻克了。

　　重慶，是劉伯承早年從事革命活動、加入中國共產黨、走上新的救國救民道路的地方。歲月流逝，二十多年后劉伯承勝利班師重慶，感慨萬分。也許正是這個緣故，他連續多次出席了工人、學生和工商者等各界人士的座談會，發表了許多慷慨激昂的演說和報告。他在工人座談會上說：

　　“我們作為一個解放軍軍人，一個政府工作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與解放了的重慶人民大眾和工人同志們見面談心，是何等高興呀！我想到大革命時代，在重慶遭到‘三·三一’慘殺與順瀘起義失敗，老工友、老戰友、老同學們都被蔣介石打散了。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時期及在重慶解放前，重慶工友的斗爭消息，我們時常從遠處聽到，而今天則是親眼見到工友們護廠的英勇斗爭與解放軍的作戰密切配合，特別是能在一起聚會，是經過了多少斗爭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為時四十天的川黔作戰勝利結束。由于劉伯承對地形、敵情的判斷及敵退我進的行程計算精確，部署適當，指揮有力，使解放軍能夠按照預定計劃，順利地完成了對川黔蔣軍大迂回、大包圍和大殲滅的任務，共殲滅敵軍一個兵團部、十個整師及五十一個師的大部，計七萬六千余人，解放了重慶、貴陽等一百三十二座城市。

　　川黔作戰勝利結束后，劉伯承和鄧小平轉而把全力集中在殲滅蔣介石最后的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團的作戰上。為了全殲胡宗南部于成都地區，劉伯承和鄧小平在川黔作戰結束前的十二月六日，命令二野部隊繼續西進，切斷胡部之退路。他們在命令中指出：

　　“我軍渡江(指北渡長江)，必須控制墊江、鄰水、內江、榮昌、井研、樂山一線，才算完成第一戰役。這個戰役的關鍵，在于占領樂山，完成切斷敵人退往西昌、會理、云南的公路線。”

　　遵照劉鄧的命令，二野三、五兩兵團于十二月十一日由納溪、自貢、內江、遂川等地，開始向樂山及其以北地區挺進，至二十日完全切斷了胡宗南部退路。解放軍從東、西、南三面對成都地區布成了口袋形陣地，胡宗南集團及川境殘部完全被解放軍包圍。

賀龍

　　在劉伯承、賀龍、鄧小平的指揮下，解放軍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發起了大陸上最后的一次大戰役——成都戰役。劉伯承、賀龍、鄧小平分析，敵人可能集中全力向一個方向突圍和進行最后頑抗，因此要求部隊行動必須十分謹慎，加強縱深配備，組織密切協同，采取先打敵弱點和“一口一口吃掉”的戰術；同時大力進行政治瓦解，爭取敵人放下武器，以減少解放軍的傷亡。

　戰場上的事態發展正如劉賀鄧所料，敵人先是多次發起攻擊，企圖向西南突圍，而后負隅頑抗。由于劉伯承和鄧小平的準確預計和英明指揮，胡宗南集團主力被劉鄧大軍一口一口吃掉，最后只剩下了成都一部孤立守敵和少數逃往西昌的部隊，胡宗南見勢不妙，只身逃往臺灣。

　 至此，二野進軍大西南的整個作戰計劃基本結束。此次作戰，歷時兩個月，在兄弟野戰軍的有力配合下，共殲滅蔣軍正規軍、游雜部隊和地方團隊九十萬人。

劉伯承在為《三兵團西南進軍作戰經驗匯集》作題詞時，概括地總結了二野進軍西南作戰的經驗，他指出：“西南進軍??在部署上，為出敵不意，突然拊其側背，斷其逃路；在行動上，則猛打猛追，使敵人無喘息余地，更來不及變更原有部署，被動應戰；在政策上，尤其切實執行了本軍委布告的八項規定，收效很大。”

　一九五?年一月一日，重慶市人民在市中心解放紀念碑前廣場，舉行十萬人的慶祝西南解放大會。劉伯承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莊嚴地宣告：

　　“西南解放，是在全國總勝利的局面下在大陸上最后一次大勝利??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者諾蘭在重慶商定的大陸上作最后掙扎的一套陰謀，已被我軍的偉大勝利完全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