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4日,我方政府發布《中共中央關于對越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戰斗的通知》,決定進行自衛反擊、保衛邊疆的戰斗,給越南侵略者以應得的懲罰。完成戰斗準備后,我軍于1979年2月17日凌晨正式向越軍陣地發動進攻。
在向越南開戰前夕,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中美會晤期間坦誠宣讀美國立場,極力勸告中國領導人“放棄軍事反擊”,警示中國的行動計劃是“錯誤設想”,“行動有巨大風險”。我方政府經過仔細考慮后仍決定發動自衛反擊作戰,戰斗開始后,華盛頓的態度卻悄然發生轉變,從公開勸阻轉向了事實上的“暗中支持”。
美國為何會在短時間內從“極力勸阻”轉向“暗中支持”?這背后又有何戰略考量?我們一起來深入探究,美國在戰爭背后的戰略搖擺與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越南仍處于混亂時期,作為越南的鄰居,我們在之后的28年時間里持續為越南提供援助,幫助越南人民脫離苦海。在越南抗法、抗美戰爭中,我們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裝備和軍需物資94.3億噸、經濟援助200億美元,還派出軍事顧問團,高炮、鐵道、工程和通信部隊(300000人)秘密支援越南軍隊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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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無私援助,越南本應對我們懷有一顆感恩的心,但越南方面不僅不感恩,在1975年獨立后還奉行“地區霸權主義”政策,在國內大規模驅逐在越華僑,非法侵占華僑資產、侵略我邊境領土。面對越南的囂張行徑,中央軍委于1978年底決定對越南實施自衛反擊作戰,“給越南一個教訓”。
1978年12月7日,中央軍委經商議,決定對越南進行自衛反擊作戰。隨后調動廣州軍區、昆明軍區著手戰斗前準備。決定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作戰后,中央領導人鄧小平多次公開發表聲明,甚至直接向越南政府發出警告:若越南繼續無視中國政府的抗議,繼續推行反華排華侵華的政策,中國將采取行動給這個“地區霸權主義”予以“應得的懲罰”。
同時,鄧小平在外交場合也多次提到和越南的邊境沖突,表示將會給越南一個“教訓”。如在1979年1月底訪問美國時,鄧小平在華盛頓公開表示:對于越南,沒有必要的教訓,恐怕任何其他方式都不會收到效果。
當時我們已經和美國完成了和平建交,美國和蘇聯正處于“冷戰”階段,越南也在蘇聯支援下與我方成為敵對關系,此時中國和美國處于利益共同方。在1979年1月底訪問美國時,越南和蘇聯的行為實際上已經違反了中美聯合建交的共識,按理來說此時美國應該和我們一同反對蘇越的霸權主義行為。
但是時任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聽到我們的決定后,態度是明顯的,不希望中越開戰,甚至說并不看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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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月鄧公訪美,同美國總統卡特進行了2天3次正式會談,會談過程中,鄧小平提到了越南可能在東南亞采取的行動,認為在中越邊境關系中“看不到緩和的任何可能性”,“國際形勢正在一天天變得緊張起來”。同時表示:“中國計劃采取短暫的懲罰性行動,以抑制越南的野心,考慮到蘇聯可能在中國北方做出反應,中國甚至‘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希望屆時美國在國際上提供道義上的支持”。
對于我們提出的這一請求,美國方面的態度并不積極。
在此前美國就對中越邊境地區的局勢和中越武裝沖突爆發的可能性進行了多次評估,最終得出結果:美國不會幫助蘇聯對付中國,也應該竭力阻止中越軍事沖突的爆發。因此,美國國安會決定“不支持中國政府可能采取的行動”。對美國國安會的這一決定,卡特表示支持,所以在1979年1月30日的會談開始前,卡特就明確表示:中國進行“自衛反擊”的設想是一個“錯誤”,美國不可能支持中國可能采取的行動。
之所以持此態度,美國方面認為:第一,聯合國和世界上很多國家已對越南進行了譴責,越南已經處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國在邊境地區的武裝力量足以對越南形成有效威懾,無需直接派兵;第三,這種嚴重事件可能會升級為地區性軍事沖突;第四,中國的軍事行動可能會導致蘇聯在越南駐軍增加。因此,卡塔還力勸我們放棄對越南采取的武裝行動。
其實,美國不支持我們的根本原因不外乎兩點:第一,避免與蘇聯直接對抗。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基調是“人權外交”與“緩和戰略”,當時蘇聯與越南簽訂有《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如果美國支持中國對越作戰,就很可能被視為對蘇聯勢力范圍的挑戰,美國和蘇聯的“緩和戰略”將會徹底破產。
第二,對中美關系的謹慎。卡特擔心中國對越發動自衛反擊戰后會讓國內反華勢力指責我們是“好戰的侵略者”,從而阻礙剛剛起步的中美關系。因此,卡特在我軍1979年2月17日向越軍發動反擊作戰時進行緊急勸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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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在1979年聽到對越作戰計劃后,謹慎地提到了美國在越南的“教訓”。但卡特低估了中國懲戒越南的決心,也高估了蘇聯的反應。面對美國的勸阻,鄧公回答的也很直接:那要看是哪家的軍隊。能這么說,就證明我們已經有一定把握,這場對越反擊作戰是必須要進行的,也是為維護領土安全不得不做的。
另有一點需特別注意,盡管卡特在戰前極力勸阻,但當戰爭真正爆發后,美國卻悄然改變了態度,對我們進行暗中支持。
1979年2月17日凌晨,一線22.5萬解放軍部隊向越南前沿陣地發起了進攻。在戰爭爆發的第一時間,蘇聯做了什么呢?蘇聯政府對我軍進攻越南的行為進行了強烈譴責,以及口頭威脅,但卻沒有做出什么實質性的軍事行動。
另外,蘇聯在越南的行動也只是空運了一些軍事物資并派遣了軍事顧問,并未在我國北部邊境采取任何大規模的軍事動員或進攻行動。
當時蘇聯在全球擴張的戰線過長,已經顯現疲態,且蘇聯并不愿意為越南這樣一個小國同中國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大國發生直接沖突,蘇聯只是把越南當作一顆棋子,根本不會為了越南冒險和我們撕破臉。
蘇聯的反應是卡特沒有料到的,因此對蘇聯的顧忌也少了很多,對中越邊境作戰的態度逐漸開始轉變。另外,中越邊境戰爭爆發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堅持的現實主義觀點在美國政府派系斗爭中也逐漸占據上風,認為美國應該暗中支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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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1979年2月17日,美國國安會召開討論中越沖突的首次會議,確定了“不軍事卷入,不因中越戰爭而擴大在東亞的軍事基地,但擁有自己行動的權力,以此對蘇聯形成牽制,阻止蘇聯的武力介入”的主要方針。
美國在之后的表態過程中,“既要求中國從越南撤軍,也要求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勸告中國、越南和蘇聯保持冷靜,不要采取使沖突升級的行動”。
同時,美國暗中對中國提供支持。通過其強大的全球偵察網絡,向我們提供了蘇越軍隊動向,尤其是蘇聯在遠東地區和中蘇邊境上的軍事部署情況,這在某種程度上給中國吃了一顆“定心丸”,能集中精力應對越南戰場上的作戰。
不僅如此,在之后與蘇聯的交涉過程中,美國也多次強調越南對戰爭應負責任,要求蘇聯不得干涉,這樣一來立場就更加明顯了。美國希望能夠通過向越南施壓的方式促使其從柬埔寨撤軍,同時迫使蘇聯對越南提供有限的軍事援助,以控制中越戰爭的規模。
從戰前的極力勸阻到戰爭開始后的暗中支持,美國政府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轉變,其實是美國需要向中國示好。卡特政府之所以冒風險在中越作戰緊張時刻提供暗中支持,是為了向蘇聯施加壓力,一旦蘇越在亞洲地區獲得勢力范圍,勢必會影響到美國的全球戰略,美國幫中國就是幫自己。
美國政府在這個過程中的種種表現都驗證了一句話:一切行動,必須以自身利益為最高準則。這其實也是各國在外交中遵循的基本原則,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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