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丸號不掛戰俘船標志：不止是違法，戰俘生命賭上戰局的陰謀

在二戰歷史中，“里斯本丸”號事件是一段彰顯日本暴行的罪證。當時，日軍嚴重違反了日內瓦國際公約的規定，沒有在船上懸掛戰俘的標志，把民用貨船偽造為軍用艦。

這樣，當“里斯本丸”號航行在浙江東極島的海域，自然遭到被美軍潛水艇“鱸魚號”（USS Grouper）魚雷攻擊沉沒的命運。

在船沉沒大海的時刻，日軍沒有組織救援，反而封鎖艙門，朝水中的英軍戰俘開槍，843名戰俘葬身大海。幸存的戰俘漂流到東極島的海域，被當地漁民冒死救起……

可以看到，這不是偶然的悲劇，卻是一場日軍精心策劃的陰謀。日本為什么不在“里斯本丸號”懸掛戰俘船的標志，絕不是偶然的忽略，背后有著許多不可告人的陰謀，更是以戰俘生命為籌碼一場豪賭。

《日內瓦公約》的規定

在1929年《日內瓦公約》第4條白紙黑字明確規定：

“運送戰俘的船只，必須清晰懸掛紅十字標志，或者其他國際公認通用的戰俘標識，以確保其免受攻擊。”

這一規定主要目的，乃是國際社會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主義精神共同守護。但“里斯本丸”事件中，日軍的行徑卻徹底踐踏了日內瓦公約這一規定，乃赤裸裸的違法行為。

事后，面對戰俘死亡，日方辯稱“救援能力有限”，但沒懸掛戰俘船標志的故意行為，是多方證實的。

如證據1：“里斯本丸號”幸存的英軍戰俘肯·霍伊（Ken Hoey）在回憶錄《里斯本丸的幸存者》中，是這么寫道：

“日軍用帆布遮蓋艙口，禁止我們上甲板，船身沒有任何戰俘標識。他們知道美軍潛艇在附近，卻故意隱藏我們的存在。”

如證據2：英國戰俘埃里克·希克斯（Eric Hicks）在回憶錄《沉沒的希望》（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1995）中痛陳：

“當時我們被鎖在貨艙，船體都是光禿禿的，連一面紅十字旗都沒有。日軍明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他們賭的就是盟軍會誤擊！”

證據3：發射魚雷的美軍潛水艇也可以做證，當時“鱸魚號”艇長艾德·斯普魯恩斯（Ed Spruance）在作戰日志中稱：

“目標無任何特殊標識，符合日軍軍用運輸船特征。”

證據4：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UK）保存的日軍戰俘運輸記錄（檔案編號WO 235/1102）顯示，日本陸軍和海軍曾多次下令：

“戰俘運輸船不得懸掛紅十字旗，航線信息嚴格保密，以防止敵方或國際組織追蹤。”

可以看到，不掛戰俘標志，這些都是日本軍部大本營的統一命令，乃是系統性、整體性的違法行為，不是個別船長或者某個日軍軍官一時失誤。

現在，分析日軍為什么不在“里斯本丸號”掛戰俘船的標志，乃是以戰俘生命賭上戰局勝利的陰謀，險惡用心有這些：

一 掩蓋“強制勞工”計劃，逃避國際監督

1929年的《日內瓦國際公約》，乃是國際人道法的重要基石，要求必需保障戰俘的生命與尊嚴，戰俘的居住和飲水條件必需符合基本的人道標準等。

日本原本就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發動戰爭是為了擴充領土和獲取資源。但戰爭的擴大，耗費了日本的資源和國力，在二戰必然要采取“以戰養戰”的策略。

于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伴隨著日軍在東南亞一帶勢力的擴張，日本軍部就制定了“南方特別勞務者”計劃，就是把亞洲占領區和盟軍的平民和戰俘，都強制運輸到日本本土、偽滿洲國（中國東北）和朝鮮等地的礦山、碼頭和軍工廠，從事高強度的勞動，以補充由于戰爭造成的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維持日本戰爭機器的運轉。

日本方面也知道，根據1929年《日內瓦公約》，如果掛上戰俘船標志，必須接受國際紅十字會（ICRC）的監督，國際觀察員就要求登船檢查。這樣一來，日軍強迫戰俘勞動、虐待甚至屠殺罪行將會曝光！

所以，日軍在“里斯本丸”號及類似運輸船上，刻意不懸掛任何戰俘標志，就是確保奴役戰俘的計劃不受國際社會干預，逃避國際社會的譴責，以及人道主義的審查！同時也避免英國的盟友——美國海軍的營救和干涉。

不止是里斯本丸號，日軍在裝載戰俘的船上，不懸掛戰俘的標志，有很多例子可以證實，如1944年9月18日，日軍的順陽丸改造為運送盟軍戰俘和爪哇勞工的運輸船，由于戰俘在船上生活環境惡劣，也被稱為“地獄船”。

日軍在順陽丸也不懸掛戰俘的標志，導致航行在蘇門答臘島西南海域，遭英國潛艇“貿易風號”魚雷攻擊沉沒，超過5600人遇難，乃是二戰期間單船死亡人數最多的海難事件之一。

所以，這一切如東京審判檢察官約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所言：

“日軍不掛戰俘旗，不是因為疏忽，而是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戰俘的死活。”

這一切都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為了戰爭機器的運轉，使戰俘的生命為草芥，殘忍無比！

二 利用戰俘船做“軍事誘餌”

除了強制戰俘當勞工外，日軍還利用戰俘穿做誘餌。日軍在中途島海戰失敗之后，太平洋戰場上處于不利的地位，海上石油等軍事物資運輸都要受到美軍潛艇的嚴重威脅。為了掩護重要的軍艦和物資船，日本就打算把貨船運輸船偽裝為軍艦，借此為“誘餌”吸引美軍的攻擊和注意，為重要的軍艦和船只運輸軍需物資爭取空間。

如二戰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報告（USSBS, 1946）披露：

日軍在1942-1943年將戰俘船編入軍用船隊，故意混淆目標。“里斯本丸”被編入“第76船團”，與運兵船、彈藥船混編航行。

當時，日軍在“里斯本丸號”一類的貨船，不懸掛任何戰俘船的標志，在船首、船尾甲板上分別加裝一門火炮，以及持槍日軍在甲板的頻繁巡邏，偽裝在軍用艦，不僅可以運輸戰俘和物資，也可以在必要時候當作武裝船只做防御和攻擊，護送其他重要軍事物資船只，如郵輪、彈藥船和軍艦的運行。

只可惜的是，在貨船改造為軍用船的過程中，戰俘都淪為“人肉護盾”和炮灰，目的就是保護日軍海上運輸的真正資產。

可以證明，二戰日軍把類似于“里斯本丸號”的貨船改為軍用艦，不僅違反了日內瓦公約，更是流露了日軍為了軍國主義機器的運轉，對戰俘生命的極其冷漠，把戰俘生命當作可以消耗的戰爭資源。

三 殘忍的賭博

1 嫁禍于人

日軍把貨船改為軍用艦，也是進行一場戰局上的賭博。這一場賭博的殘酷邏輯在于，日軍把戰俘當作可以消耗的戰略籌碼。如“里斯本丸號”沉沒之后，面對戰俘死亡的事實，日本新聞媒體和外交部的宣傳機器，就開始大張旗鼓做虛偽的宣傳，宣稱英美盟軍互相屠殺戰俘，嫁禍于人，卻掩飾和絕口不提自己的違法，占據了道德優勢。

盟軍就在日軍虛偽的道德偽裝下，陷入了道德困境，在海上攻擊日本軍艦的行動就被阻礙，日本偷運戰俘和軍事物資的計劃可以得逞！

于是，就是日軍嫁禍于人的歹毒做法，“里斯本丸” 號被擊中后，日軍對戰俘都是見死不救，反而將戰俘都關進底艙，把艙門封閉，用木板和防水布堵住，并捆上繩索，目的活活溺死戰俘。

但當戰俘出于求生欲望，用力撞破艙門，沖上甲板時，日軍又悍然開槍射殺。目的是讓美軍主動承擔戰俘死亡的責任，轉移自己的暴行。或者令戰俘死掉，令暴行死無對證！

風險賭博

歷史學者托尼·班納姆（Tony Banham）在著作《里斯本丸：被遺忘的戰爭悲劇》中，經過查閱英美日三方檔案后，指出這是日軍利用戰俘船進行的一場風險賭博：

“日軍計算過風險：盟軍潛艇攻擊無標識船只的概率僅30%，但若掛標志，船只被規避率高達80%。他們賭的是——誤擊后的輿論損失，遠小于海上軍需物資后勤線崩潰的代價。”

需要指出是，“規避率”指潛艇主動不采取攻擊的概率。在這里，班納姆提到的“80%規避率”，就是如果日軍懸掛戰俘船的標志，美軍潛艇出于遵守國際法，80%的概率會選擇放棄攻擊。

因此，日軍參謀部經過情報分析，總結如果船只掛上戰俘標志，船只80%概率會安全通過，但暴露海上運輸航線，盟軍可能追蹤并封鎖后續運輸。不掛旗，僅僅有30%的概率會被攻擊，能達到混淆目標性質，掩護其他重要軍需物資船只的運行。

根據這些分析，可以想出日軍為什么不喜歡懸掛戰俘船的標志，因為戰俘船沉沒承受的“輿論代價”（國際譴責）乃遠遠小于后勤線崩潰，如失去軍需戰爭物資的“軍事代價”。

對戰俘生命的漠視

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武士道精神看來，被俘是可恥的，寧愿切腹自殺也不愿被俘。因此，占領地戰俘的生命，自然就不受日軍重視，戰俘的生命自然是草芥。尤其在日本太平洋戰場失利的情況下，日軍認為戰俘生命可以犧牲，但石油、橡膠等戰略物資絕不能斷供，自然為了日本軍國主義機器的運轉，可以任意虐待和屠殺戰俘。

利用國際法的灰色地帶

日軍不懸掛戰俘船的標志，也是利用了國際法的“灰色地帶”，日本1929年雖然簽署了《關于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但在國會未獲通過。因此，被日軍俘虜的人員不受日內瓦公約保護，本來沒法律效力，這也為日軍違反人道主義精神有了依據。

但日軍雖然精于算計，但這一賭博卻加速了軍國主義的滅亡。當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占據主動權之后，加強情報工作，開始懷疑無標識船可能是戰俘船，攻擊變為更加謹慎。再加上幸存者的證詞，使得日軍暴行的真相被敗露。

更為重要，日軍一系列戰俘船虐待盟軍戰友，也徹底激怒了盟軍。如前面講述，1944年順陽丸“地獄船”的事件中，超過5600人遇難，令盟軍也意識到“以毒攻毒”，強化對日作戰的決心，自然也醞釀了日本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轟炸，宣告無條件投降的命運。

結語：

所以，“里斯本丸”號事件日軍不懸掛戰俘穿的標志，乃是為了達到侵略目的，不擇手段，以“人命換戰局”的丑陋嘴臉。我們應該牢記歷史，吸取教訓，警惕任何企圖破壞和平、違反國際規則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