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生是知識的消費者，碩士生是知識的評價者，博士生是知識的生產者

從師三十年散記（續）

文 / 李連江

*本文選自《學者的術與道》增補本

李連江，1963年生于河北滄縣農村，幼年體弱，少年時常為生存擔憂。高中畢業時，適逢改革開放的春天，全年級延畢半年，參加高考，得以躋身78級之列。此后44年間，輾轉五所大學，五次變換身份，16年前落戶香港中文大學，2022年8月起到香港嶺南大學任教。英文專著半本，論文30篇；譯文300萬字，“二分塵土，一分流水”。近幾年，漸感承傳事大，悉心總結治學經驗。尚能治學，然而分心談治學。不避誤解非議，全憑奉行啟功先生的良心話哲學，不弄玄虛，知有不言，言必有據。

車老師學寫作

車老師1957年至1962年在北大哲學系讀書，那時，大學師生時不時被派到農村參加運動。黃枬森教授是著名哲學家，一年夏天，黃老師帶車老師所在的班級下鄉。老師跟學生同吃同住同勞動。夏天熱，晚上大家都在外面乘涼。車老師瘦，不怕熱，一個人在屋里。

黃枬森（1921—2013），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當代著名哲學家、哲學史家、哲學教育家、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科和人文學科的開創者。

黃老師正寫一篇論文，稿子攤在床鋪上。車老師說：我過去偷偷看了看，有重大發現。黃老師的稿子改動很多！刪改很多，很多地方涂掉了，重寫。稿紙上畫了很多條線，從稿紙中的一個個字引出一條條線到稿紙邊上，標明這里怎么改，那里怎么改。稿紙上畫了很多圈，像圈地一樣。

車老師頓悟了。原來老師寫文章也要修改！

他說，這是個很重要的收獲。看到黃老師的手稿前，他覺得老師太厲害了，經常在《光明日報》發整版文章。他常想，黃老師怎么就能寫那么多那么快，而且那么好，我怎么就寫不出來呢？

看到黃老師的手稿后，車老師才知道，原來黃老師寫文章也這么辛苦，要改來改去。

車老師說，那天晚上他感受最深的是老師寫文章也要改。第二天就想到，老師寫文章固然要修改，但畢竟跟學生改文章不一樣。學生寫一頁，400字，改來改去最后可能只剩20個字。黃老師也改，一頁紙最后能剩200字。

這就是差距。

教育是對話

機器的發明，令很多手工匠人失去了獨立勞動者身份，變成了類似螺絲釘的產業工人。人工智能降臨，開始取代普通白領，柜員機取代銀行柜員，航空公司在機場設置檢票機，讓登機過程變成了智力測驗。

面對人工智能的挑戰，年輕人的應對之道是學編程，化被動為主動。即使在斯坦福大學這樣的象牙塔頂，Python和machine learning（機器學習）也是熱門課程。據說，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取代電視臺的某些主播。不過，專家普遍認為，人工智能無法取代教師。2018年10月，我去南開大學拜訪車銘洲老師，聊天談到這個問題。教育到底有什么特殊性，讓人工智能無法取代教師呢？

車銘洲（1936—2021），著名哲學家、政治學家、教育家，曾任南開大學教務長、法政學院院長、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榮譽教授。

車老師說，教育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能產生只有面對面的人際互動才能產生的心理效應，甚至生物化學反應。

確實如此。教師不是教書的機器，學生不是接受知識的機器。毋庸諱言，有照本宣科的閱讀機教師，有對著空氣講課的錄音機教師，也有鸚鵡學舌的角色教師。但是，絕大多數老師是活生生的人，有值得傳授的知識，有值得學生汲取的智慧，有過來人的人生經驗與情感，也有當教師的職業道德。老師跟學生有眼神交流，會注意學生的反應，隨時調整話題、語調、音量。即使不能表達獨立思想的教師也是獨一無二的人，他們的缺點也能對學生產生積極長遠的影響。楊絳先生的回憶錄提到一位被學生背后稱為“孫光頭”的孫老師，孫老師講《論語》，說“子曰”就是“兒子說”。就憑這一點，機器人無法取代“孫老師”，因為機器人不會犯這樣因為有趣而讓學生記一輩子的錯誤。

講課很像現場音樂會，音樂廳、樂隊、指揮、聽眾，甚至天氣，都會影響音樂會的質量，影響每個在場的人的感受。每次現場音樂會都獨一無二。課堂效果，七成靠教師，三成靠學生。如果學生上課沒反應，看手機、聊天、睡覺，教師會感到無聊。學生有興趣，肯提問，相當于給教師發回積極的反饋信號。視頻課的效果遠遠不如現場課，頂多相當于錄制現場音樂會，寫書類似在錄音棚或錄像廳制作CD或DVD，可能多了一些精致，但少了很多活力。

正如車老師分析的，教學是溝通與互動。溝通是生活與事業的基本功，是易學難精的藝術。

治學與參禪

奧地利心理學家瓦茨拉維克1987年有個著名演講，提到一個難題，姑且稱為“一筆連九點”。就是一張紙上畫了九個圓點，分布在三行三列，構成一個正方形。如下：

題目是：用鉛筆連續畫出四條線把九個點連接在一起，畫線時筆尖不能離紙，線段可以交叉。

瓦茨拉維克說：“我見過的人中，沒有一個獨自解決了這個問題。這個難題的有趣之處在于，每個嘗試解題的人，都試圖在由這九個點構成的正方形之內尋找解題辦法。對我來說，這個難題是個絕妙的隱喻，彰顯了我們每個人在生活中都一再遇到的一種處境。這處境就是，我們在尋找一個問題的解決辦法時，自己給自己增加了一個問題本來沒有的附加條件，因而就找不到解決辦法。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嘗試在這個正方形內找到解決辦法，而實際上，我們畫線時超出這個正方形才可能解決這個難題。也就是說，問題無法解決，并不是由于你遇到的處境無解，而是由于你嘗試尋找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對。你給自己增加的限制使這個問題變得無法解決。然而，這跳出框框的做法屬于天才和創造的范疇，無法輕而易舉地學到。毫不奇怪，這種跳出框框的解決辦法常常顯得不合乎理性，顯得與健全的人類理智相抵觸。”

接下來講講治學。昨天一個學生反思道：“最大的不足是做出來的東西會四平八穩，總是缺少那個point（要點）。這些年在理論和寫作上是有進步的，但好像缺少point的問題一直解決不了。”

我的老師中，車老師思想最富有創造火花，points既多又妙。他的思維特點是：既嚴謹精密，又沒有任何條條框框。這二者看起來是不是有點矛盾？如果你覺得有矛盾，那是因為你是在學術框框里面看學術。在框框里看學術已經是很難達到的境界，有些人好像很努力，但似乎一直在學術框框外打轉轉。試問學界同仁，有幾個敢拍胸脯認為自己已經進入學術框框，知道本研究領域的前沿？

進入學術框框是成為學者的先決條件。除非是維特根斯坦那樣的超天才，從學生化身為學者，恰似從青蟲到蝴蝶，要辛辛苦苦學懂掌握前輩學者嘔心瀝血悟到的道理和創造的知識。這些道理和知識本來是鮮活的，如同樹上的果實，是果樹的有機組成部分。然而，一旦果實成熟，一方面固然獲得獨立，但另一方面也失去了原有的血脈。成熟是生命的否定之否定，如果不細心體會，不設身處地，則體會不到知識與其原創者之間的生命聯系。試想，我們在課堂聽課，能體會老師百分之幾的苦心？我們讀書，能品味作者千分之幾的心血？我們學到的東西一開始對我們完全外在，學會后也很難成為我們自身學術生命的一部分。它們沒有融入我們的心血之前，就是那個九個點構成的正方形框框，無論我們在框框內如何努力，最多也只能與框框重合，四平八穩，相當于做出一篇合格的文獻綜述。

車老師怎樣做到既嚴謹精密又沒有條條框框呢？他的訣竅是：不在學問內做學問，不在哲學外談哲學。他寫西歐中世紀哲學史，身份不是20世紀的中國哲學史家，而是西歐中世紀的哲學家；他寫現代西方哲學，身份不是當代中國哲學教授，而是現代西方哲學家。

學者與學術成為血肉相連、心心相印的統一體，學者自身成了活的學術。生命的本質是自我超越，學者生命必然發生的自我超越就是學術創造。這時，嚴謹精密與自由創造就自然統一，學術與藝術的人為邊界也就不復存在。

學會自學

車老師說，學有四境：想學、真想學、真學、學會。

《從師三十年散記》記了一件事。1986年，哲學系學生會組織了一次座談，主題是怎樣學英語。我聽說車老師主講，就去聽。主樓317教室坐得滿滿的，氣氛熱烈。主持人致開場白，請車老師發言。車老師接過話筒，開口就問：各位同學想不想學英語？聽眾顯然有幾分意外，坐在前排的幾個同學小聲說：想學啊！車老師接過話：“想學？真想學還是假想學？真想學？那就學啊!只要學，怎么學都能學會! ”

真想學，就真學，真學，就能從不會學到會學，從會學到善于學。真學，善于學，就能從不會到會，進而從會到精。不會，不是問題；不想學，是大問題；不真想學，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堅持真學，假以時日，就能從不善于學到善于學。善于學有兩方面。一是善于向他人請教。善于請教有“三不問”：一不問籠統的無法回答的問題，二不問膚淺的讓人不耐煩的問題，三不問有難度但答案不難尋找的問題。善于請教不等于一遇到問題就發問。每事問，至少標志著還沒學會自學；每事問，還可能標志著不想自學。

善于學的第二個方面更重要，是善于自學。自學有三個竅門：一是化繁為簡，二是化深為淺。第三點最重要，就是自信：相信自己足夠勤奮，遇到問題就上網檢索；相信自己足夠聰明，能看懂檢索到的材料，能分辨材料的真假，能判斷材料的優劣。網絡是知識之神的化身，谷歌里有極大化的百科全書，YouTube里有極大化的世界一流大學。自學能力，就是檢索能力。

萬事開頭難，學習的開端更難，需要有懂行的人指導。但無論老師多熱心多耐心，都不可能手把手地教，只能在關鍵時刻點撥一二要訣。學生要用心聽，更要動手實踐，掌握了基本要點，就開始自學。自學就是自立，越早越好。

學業的成長，是個此消彼長的過程；請教的成分遞減，自學的成分遞增。有老師指導的自學，好比是飛機在跑道上加速滑行；開始以自學為主，相當于飛機起飛。

鍛煉思維能力

車老師在北大哲學系的本科畢業論文寫的是康德哲學。他讀康德的書，聽從鄭昕教授的指示，看不懂，再看，讀不懂，硬讀，反復硬讀，終于讀通。車老師靠自己的力量讀通了，如登泰山攀到南天門，鄭教授覺得孺子可教，悉心指導，助弟子躍到玉皇頂。

鄭昕（1905－1974），193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1937年任教授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兼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

車老師說，鄭教授講課效果欠佳，有些學生甚至質疑他的學問，覺得他名不副實。他得到鄭教授真傳，見識到鄭教授的真功夫，悟到：老師其實是不愿花時間精力做無益之功，也不愿冒無謂的風險。學生不真學，老師無可奈何，多說無益。

確實，哲學是鍛煉思維能力的智力體操。學生光聽不練，老師說也白說。不止哲學，所有學問都如此。

車老師從哲學轉到政治學后，讀了不少政治學經典。有一次，他讀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英文原版的《民主理論再探》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感慨政治學沒有理論。這是習慣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攀上爬下的人忽然到平地的感慨。

活出真我

1981年，車老師給我們年級講現代西方哲學，平時有點空曠的主樓316教室忽然顯得有些擁擠，走道上加了不少扶手椅。原來是一些77級同學來旁聽。

倏忽39年，車老師雖然已是“80后”，但思維言談一如往日。我到香港任教快24年了，每次去天津，都像讀研前一樣去車老師家蹭住，像讀研前后一樣蹭吃，更重要的是蹭智慧。車老師是富有智慧的哲人，不僅僅是博學的哲學教授。他有自己的哲學，因而能發自內心地體會其他哲學家的哲學，把他們埋藏在文字中的思路與想法重新變成活生生的思想。車老師的課堂是哲學道場，與他閑談是參禪。車老師在課堂上講存在主義，描繪了海德格爾的“Sorge”，他譯為“煩”，我傾向譯為“憂”，意思相同：“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關于海德格爾的“面向死亡之在”，車老師的解說是：人固有一死，有生必有死，有死卻未必有生，所以生命寶貴，人生尤其寶貴，所以要活出真我。

什么是活出真我？車老師指出，活出真我有兩層含意。膚淺的含義是追求表面的與眾不同。記得車老師的原話是：“無論出現在什么場合，都令人大吃一驚：哇！這個人！”

20世紀80年代并非一貫開放，穿喇叭褲一度被指責是“奇裝異服”。車老師不贊成某些人指責年輕人奇裝異服。他說：服飾是約定俗成，沒有什么“奇裝異服”；“中山裝”曾是奇裝異服，“西服”曾是奇裝異服，“襯衣”曾是奇裝異服；對襟褂子免襠褲，農民認為不是奇裝異服，但他們自己也不穿了。

有一次，天津和平路大明眼鏡店前面，兩個穿喇叭褲燙卷發的小伙子引起路人圍觀，這兩位顧盼自如，神態洋溢著睥睨凡夫俗子的自得。如果他們知道時髦的哲學術語，大約會自稱“存在主義者”。

追求表面的與眾不同，確實是存在主義的一層含義。海德格爾本人是思考者也是實踐者。他的口音、服飾、舉止，都被認為具有刻意打造的“小農”特色。他拒絕去柏林大學任教，選擇留在哲學本屬的鄉下之地，建造“小黑屋”，生活起居像農民一樣事事親力親為，與哲學教授的身份格格不入。海德格爾還曾把表層的“活出真我”推向極端：加入“德意志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自告奮勇出任弗萊堡大學校長，時刻把黨徽掛在胸前，一直繳納黨費，直到納粹政權倒臺，畢生不公開譴責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車老師說，活出真我還有深層含義，就是追求自我實現。追求個人的自我實現，并不意味著追求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業。活出真我就是自覺地生活，活得“有我”，也就是說，既不“無我”也不“唯我”。哲人的心是相通的，休伯特·德雷福斯 （Hubert Dreyfus) 有相似的解釋。他說，一個木匠，開始追求活出真我，并不意味著改行。他每天仍在作坊干木匠活，但午休時，他忽然發現近處的山坡上鮮花盛開，會前往欣賞花之美，感慨生命之美。他并不流連忘返，也不會脫光衣服在花叢中打個滾，但他活出了真的自我。這個境界，很像禪宗的禪悟人生。以下摘自張中行先生的《禪外說禪》：

大珠慧海禪師——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五燈會元》卷三）

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撫順石油學院馬列教研室任教。1982年至1983年，我住在第一教工宿舍終日不見陽光的133房間。開始有6個室友，后來減為5個，有時還能看見老鼠出沒。那時，我認為自己是存在主義者。因為我天天在教研室用功，一位年長的同事善意地提醒我不要“個人奮斗”，但她的夫君似乎更欣賞我，不僅親自來觀摩，回家后還稱贊“那才真是干‘四化’”。

32年后，2015年12月19日上午，我在中國人民大學作關于學術研究與發表的第6講，結尾時說了一段題外話：“我們最后說一下名和利。學者當然要圖利，沒有利怎么生活呢？學者不能讓家人過上中等的物質生活，是個人的恥辱，更是社會的恥辱。學者當然也要求名，不求名活著有什么價值呢？我們要在學術界生存，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學者身份，而建立學者身份就是要創新、要承傳，就是要突破自己的極限、突破學術界的極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學術界有自己的名聲。”

“學者追求什么？學者不能追求成就感，不能追求成功，因為成功是由別人來肯定的。我從來不追求成就感，我沒什么雄心壯志，但是我有個追求，就是剛才跟各位強調的自我實現。祖祖輩輩給我們留下來的這點聰明才智是我們的資產。從小學開始，社會就給我們提供了很多特權，我們能上大學是以很多人不能上大學為代價的，我們能做學問是以很多人做那些枯燥的、重復的、無聊的甚至折磨人的工作為代價的。我們有這么優越的條件，遇到了這么多好老師，我們要努力實現自己的價值，這樣才沒白活。別人承認不承認我不在乎，我也不追求別人的承認。”

聽起來有點像存在主義。

授徒的良知與藝術

李零先生的《喪家狗：我讀〈論語〉》是學術巨著，也是絕佳的電影腳本，遇到稱職的導演和演員，可以拍成得奧斯卡獎的大片。不讀李先生這本書，我也能連蒙帶猜讀懂《論語》的字面意義，但深層意義頂多能領會三成。

李先生是高人，我無緣拜會，只借陳新建先生的光得到李先生一本簽名贈書。但我讀《喪家狗》，能感受到作者授徒的良知與藝術，也體會到了孔夫子這位教師的祖師爺授徒的良知與藝術。具體說，良知是設身處地，毫不藏私；藝術是掌握分寸，拿捏火候：只能靠自己醒悟的，點到為止，讓徒弟自修、自練、自省、自悟；可以言傳的，細致入微，讓徒弟一聽就完全明白做什么，知道怎么做。

良知與藝術是矛盾。良知是獨特的意識，藝術是獨特的感覺，能言傳的，不足一成。言不盡意，成功的言傳，不足一成。言傳者是火，受傳者是薪。

言傳有兩個要素，相輔相成。麻省理工學院格里姆森 （Eric Grimson） 教授講編程，區分“宣示型知識” （declarative knowledge） 與“指令型知識” （imperative knowledge） 。宣示型知識描述一個事實、一個狀態，解釋一個概念的意義。比如，這樣例解平方根的意思：x的平方根是y，y的平方等于x, y是正數。指令型知識陳述如何逐步計算出y。對計算過程的描述是計算方法，簡稱算法 （algorithm） 。

例如，求任意一個正整數x的正平方根，稱之為y。四千年前巴比倫數學家發明的算法如下：

（1）任意猜一個答案，稱之為G（“G”是guess，即猜測）。

（2）如果G×G足夠接近x,停止計算，認定 G就是y。

（3）如果G×G不夠接近x，計算一個新猜測，公式是: (G + x/G) / 2（“/”是除號）。

（4）回到第2步，如有必要，重復第3步。循環往復第2步和第3步，直至在第2步終止，認定G就是y。

我琢磨了很久，才明白這個古老算法的五個要點。

第一，平方根是個理想境界。“禪悟”是理想境界；“精通英語”是理想境界；“會做研究”是理想境界；“成為學術界一個品牌”是理想境界。理想境界通常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區間。

第二，有些理想境界可以靠直覺達到，比如求4的平方根，沒有數學天才也能靠直覺得出。天才與非天才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直覺能力的強弱。

第三，天才與非天才各自設立適合自己的理想境界，各自尋找適合自己的正確解法。以禪修為例，六祖惠能的直覺能力高于神秀，所以惠能力主“頓悟”，神秀力主“漸修”。

第四，多數人的直覺能力不夠強，不是天才。對非天才而言，絕大多數理想境界，靠直覺無法企及，不能靠頓悟。但是，無法達到，可以逐步接近。逐步接近就是迭代算法，就是漸修。

第五，逐步接近理想境界，有三個要點。一是化繁為簡，用簡單的步法逐步接近復雜的理想目標。平方根是理想目標，復雜；求平方根使用的算術是加減乘除，簡單。二是設定標準，清楚什么是“足夠接近”理想境界。三是接受“足夠接近”，不求完美。掌握了這三個要點，就不僅知其然 （what） 和所以然 （why） ，而且知其何以然 （how） 。

接受“足夠接近”，就是接受自己能力只能達到某個境界，這是智慧。坦然接受自己能力有限，前提是已經盡了最大努力。衡量自己是否盡了最大努力，有個可靠然而需要高度警惕的指標，就是體驗過勞。從無過勞體驗，證明沒有盡最大努力；體驗到過勞，要及時后退認輸，放松心態，恢復正常。學術研究是極限運動，極限運動就是在過勞邊緣的運動。

1984年5月，我結束在華中工學院的進修，返回撫順石油學院，途中到南開看望車銘洲老師。車老師指示我“全面突破英語”。關于練聽力和口語，他講了當年在留蘇預備班學俄語的經驗，尤其是練發音的經驗：早起，到操場上大聲朗讀，反正左右無人，不怕難為情；俄語的小舌音發不出來，就含上一口水練。

“全面突破英語”是車老師為我設立的理想境界；他練俄語聽力與口語的經驗是指點我學英語的算法。

那年暑假，我在撫順石油學院的操場走了無數圈，從早上5點半走到7點，邊走邊背誦《新概念英語》第四冊的課文，不知不覺中練出了說英語的膽量。張光兄贊助我的那部東芝錄音機，在那個暑假發揮了極大功用。日本產品的特點是質量上乘，饒是如此，錄音機的后退鍵 （rewind） 還是被我摁得脫了膠，跳出來了；驅動錄音帶的橡皮圈，因為疲勞過度罷了工。幸好室友滄州老鄉劉占民兄心靈手巧，膠到病除，橡皮筋頂替橡皮圈，否則我就得花兩三個月的工資再買臺錄音機。

很懷念在希望與絕望的交替中磨煉成長的艱苦歲月。

車老師雋語數則

大詩人的寥寥數語與大哲人的長篇大論等值。

球賽是集體運動，彰顯團隊精神的特殊魅力，偶然性大，運氣成分大，懸念多，裁判的影響大，是文明化的戰爭。觀察球迷怎樣看球賽，可以判斷社會的文明程度。

個人項目是單打獨斗，彰顯個人的真功夫。不過，體操跳水例外，裁判的主觀打分影響太大。田賽、徑賽、球類單打，有效限制了裁判因素，看起來最帶勁兒。跑得快一點兒就是快一點兒，投得遠一點兒就是遠一點兒，運氣的成分降到最低，實力的作用升到最高。

本科生要學會讀書。會讀書，指的是為提高自己而主動讀書。高中階段往往被老師領著走，甚至拖著走。讀四年大學，要學會讀書，知道自己對哪些書有興趣，對哪些書沒興趣。

碩士生要學會批判。會批判，指的是圍繞自己的關懷、興趣和目標，發現知識的邊界。對一個領域特別有興趣，看來看去，會發現該有的還沒有，也會發現現有的并非最佳。這就是批判。

博士生要學會創新。會創新，指的是修補知識的不足，糾正錯誤，突破邊界，開拓新領域。攻讀博士學位，目標就是學會怎樣填補大大小小的空白，糾正大大小小的錯誤，開拓大大小小的新課題。

總而言之，本科生是知識的消費者，能吸收知識就合格；碩士生是知識的評價者，鑒賞精準就合格；博士生要脫胎換骨，從知識的消費者和評價者變成生產者，有創新才合格。

凡物都有保質期。近看，食品有保質期；遠看，地球有適居期。人也有保質期。近看，精力有保質期；遠看，人生有鼎盛期。個人的保質期會有一系列問題。個人與社會之間，每個人都有保質期，但很多社會機構是長期的，機構的崗位相應是長期的。比如，大學是長期的機構，大學校長是長期的崗位，出任校長的是有保質期的個人。這樣就出現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問題。個人的質如何判斷？保質期如何測定？如何保質？

實事求是，是科學方法，也是道德境界。作為道德境界的實事求是，有兩個同等重要的方面。一是自己以實事求是為準則，二是尊重他人實事求是的權利。對世界的認識不可能窮盡，他人求到了他們的是，并不妨礙我們求自己的是；反之亦然。宇宙廣大無邊，世界豐富多彩，如果僅僅有“是”有“非”，只是黑白兩色；有“是”，有“也是”，才是五彩繽紛。

留有余地

“艱苦努力是對的，但是要留有余地，每天有規律地增加點鍛煉身體的時間。”這是車老師去世前不久對學生的叮囑。

學術研究是極限運動，所以艱苦努力是對的；學術生涯是漫長的比賽，所以要留有余地。身體既需要靜態的維護，也需要動態的更新，所以要有規律地增加點鍛煉身體的時間。

學術研究是極限運動。什么叫極限運動？競技體育是極限運動，賽跑、跳高、跳遠，都是極限運動。自以為跑得快、跳得高、躍得遠，沒用，得超過其他對手才能折桂。要超過對手，先得超越自我。無論天賦多高，僅憑天賦也無法戰勝冠軍級的職業運動員。要艱苦努力，才能達到自己天賦的邊界，進而拓展它；靠艱苦努力，發現最好的自己，發展最好的自己。

學術生涯是漫長的比賽。如果從讀博士算起，預選賽大約6年，初賽6年，復賽6年，決賽20年。在學術界謀生存求發展，十分辛苦，不辛苦不可能有成就。

但是，辛苦不等于創造，要科學管理時間，藝術地、智慧地辛苦工作，才是在學術界謀生存求發展的正路。 千萬不要莽撞地突破自己的極限，突破極限是漫長的步步為營的蠶食過程。

既要艱苦努力，又要留有余地，似乎是自相矛盾。然而，生活本身就是矛盾，工作就是矛盾。工作就是勞動，勞動與休閑是矛盾。工作不是拼命，勞動與過勞是矛盾。哲學家說20世紀是“焦慮時代”，21世紀會變得更加焦慮。過勞，已經從異常變得常見，在包括學術在內的某些行業，已經變為常態。萬幸的是，學術行業尚有較大的工作自主。一些學術產業的管理者識數不識貨，固然讓學者心寒氣餒，但也不失為自保的機會。要自保，首先要正確看待過勞，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有兩種看待過勞的角度，一是治人的角度，二是治于人的角度。

心理學家羅伯特·耶克斯 （Robert M.Yerkes） 和約翰·多德森 （John D.Dodson） 把人的心理生理狀態劃分為三個區。

綠色區，治于人者稱為舒適區 （comfort zone） ；治人者稱為懶散區 （idle zone） 。

黃色區，治于人者稱為緊張區 （stretch zone） 或風險區 （risk zone） ；治人者稱為最優績效區 （optimal performance zone） 。

紅色區，治于人者稱為焦慮區 （panic zone） ；治人者稱為危險區 （danger zone） 。

學術生涯的特權是自主。在正常學術制度下，學者闖過非升即走的險灘，證明自己適合學術生涯，就能贏得較高的自主度，在治學上既是治人者，也是治于人者。由于這個特點，學者看三個心理區域，需要采取學者的視角。對學者來說，自甘平庸意味著故步自封，留戀舒適區；自強不息意味著每天都毅然離開舒適區幾小時，進入最優績效區；勇于開拓意味著不斷把已經適應的最優績效區視為舒適區。

更具體點說。每個學者，一分為二，既治人，也治于人；治自己，被自己治。管理自己的時間，統籌自己的精力，經營自己的才能。雙重身份，決定了“三要三不要”。

第一，要給自己保留足夠的綠色，但不要生活一片碧綠。綠色代表森林，森林是氧吧。綠色時間必不可少，但不能太多，多了就是放縱自己。體育運動是積極的綠色時間，不過也要適度，不要上癮，不要在體育運動與身體健康之間畫等號。

第二，要把每天的黃色時間最優化，但不要最大化。黃色代表黃金，黃金代表價值。最優業績時間不能少，但不能貪。王積薪“圍棋十訣”的第一條就是“貪不得勝”。黃金既標志成功，也誘發貪婪；金牌既獎勵奮斗，也引誘過勞。“財富如海水，越喝越渴。——名聲亦然”（叔本華《人生智慧箴言》）。

第三，要提防進入危險區。極限運動發生在緊張區與危險區的交界處，進入危險區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要流連忘返。迫于時勢，有時不能不拼搏，難免過紅線，但重要的是知道自己過了紅線，更重要的是盡快退出危險區。不要以異常為常態，不要以紅為黃，不要留戀危險區。在雷區逗留越久，觸雷的概率越大。

最后說點可以操作的。是否具有對身心健康的高度敏感，關鍵標志是對自己的極限有沒有清晰的意識，有沒有可靠的觀測指標。怎樣判斷自己是否踩了紅線，怎樣及時發覺已經進入危險區？

答案是注意傾聽自己的身體發出的信號。

珍惜自己的健康，保持對身心健康的敏感，才能及時捕捉到身體發出的信號。 我們的身體時刻都給我們發信號，關鍵是我們是否有心聽，是否注意聽，是否真聽。

傾聽生理健康的信號比較容易。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說：“普通人對自己身體的運轉都有一定的敏感。他能注意到身體的變化，包括輕微的疼痛。獲得這種對身體的敏感比較容易，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清楚身體狀況良好時是什么感覺。”

容易，并不意味著人人都能做到。過勞的人對自己的身體健康也不敏感。常言說，賴賴巴巴的人能長壽，有一定道理。身體不強壯的人敏感，健康出一點問題就知道，就會小心應對。身強力壯的人往往過于自信，不生病時逞強好勝，得了小病不在乎，一旦小病變大病，很快就垮掉。

與傾聽生理健康的信號不同，傾聽心理健康的信號不那么容易，聽懂更不容易。仍然引用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的話：

“對精神過程的敏感卻很少見，因為絕大多數人從來沒見過精神狀態完美的人。他們認為父母、親人或社會群體的精神狀態就是常態，只要他們自己精神狀態不偏離這常態，他們就覺得自己正常，就沒有興趣觀察自己的精神狀態。孩子一哭，母親就會醒，而更響的噪音卻不會把她驚醒。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她對自己孩子生命的變化有一種敏感；她既不恐懼，也不擔心，是在一種清醒的寧靜中感知，時刻準備接受來自孩子的一切有意義的信號。我們對自己可以具備同樣的敏感。例如，覺得累，感到壓抑，不要消極忍受，不要讓招之即來的憂思愁緒加劇這感覺，應該問問自己：‘我這是怎么了？為什么如此壓抑？’注意到自己憤怒氣惱，發現自己做白日夢，或以其他方式逃避現實，也要這樣自問。在這些情況下，重要的是追尋真正的原因，而不是千方百計通過合理化逃避問題。我們應該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這聲音經常會很快就告訴我們，我們為什么如此不安，如此壓抑，如此憤怒。”

弗洛姆的忠告是，你要是哪天覺得特別愛生氣，人家沒說什么，你就特別生氣，要提醒自己，可能是你自己出了問題。這就是敏感。每年春天，我都提醒學生要天天曬太陽。春季是香港高危季節，自殺率偏高。原因之一可能是天氣潮濕，人處于一種膠著狀態，陽光較少。曬太陽可以抗抑郁。

弗洛姆說白日夢是心理不健康的信號，無疑是對的。 根據我的體會，從事腦力勞動，判斷是否到了極限，更可靠的信號是累人的夢。 怎樣掙扎也跑不快，乘飛機趕不到登機口，坐火車趕不到檢票口，醒了以后很累，甚至直接累醒，這是過于緊張匆忙的信號。 夢中不堪重負，步履維艱，這是心理負擔過重的信號。 焦急地張羅，自以為考慮周全，未雨綢繆，然而處處出差錯。 他人似乎樂意幫忙，然而悠閑，看自己著急，絲毫不為所動。 這是對人失望，感到無助的信號。 本以為時間安排很寬裕，要做的事也不復雜，但是，陰錯陽差，一錯再錯，趕到最后時刻也做不完，做不好。 最后，焦急萬分，懊惱萬分，一驚而醒。 這是懊悔錯失良機的信號。 更常見的夢境是考試： 找不到筆，看不懂題目，想不出答案，寫不出答案，這可能是腦力消耗達到極限的信號，也可能是因為拖延和下假功夫陷入焦慮的信號。 做了這類夢，就進入危險區了，務必盡快退出。 如果是因為拖延而焦慮，那就克服拖延癥。 如果是因為工作太緊張，時間太長，那就放松，少工作，做輕松的事，或者干脆不工作。 不要硬挺，硬挺會讓神經麻木，喪失敏感，把危險淡化為風險，后果就是過勞，過勞會制造災難。 夢是我們的守護神。 “事情過后，環環相扣的過程總體彰顯出我們的個性與能力。 這時，細細觀察，我們會看到自己如何仿佛靈光閃現，在我們的守護神引導下，避開千條歧路，踏上唯一正途”（叔本華《人生智慧箴言》）。 守護神不屑于說人的有限語言，但盡職盡責地把警告和忠告默示給我們。 我們要做的是： 接受、領悟、信守、篤行。

人要活出真我，自然要追求成功。但是，下功夫是日常，拼搏只發生在關鍵時刻。人生只在極特殊的短暫時間處于生死存亡的戰爭狀態，那時，要只爭朝夕。多數時間是來日方長，要張弛有度，不要過于匆忙。

抽象地說，功不唐捐，功夫不負有心人，功夫下得越大越好。具體地講，這個道理就不成立了。人生不是以天為計時單位，是以年為計時單位，學術生涯的計時單位更長。無論什么時候，必須關注的事情總是很多，不可能把時間精力只投入一件事。因而，一要慎重區分輕重緩急，二是凡事適可而止，緊要關頭一定咬牙堅持，可以放松的時候務必盡情放松。優先做應該優先的事。學術生涯無悠閑可言，學會分辨輕重緩急不難，按輕重緩急安排事務很難，調節好心理與狀態最難。

做不到張弛有度，不要找借口。珍惜自己，把自己的命當命，才能活出生命的價值，除此之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再說一次：哪天你做了個很累的夢，第二天必須休息，放松，不然就會過勞。

師母的教誨

談車老師，自然會談到師母。

車老師的家是個小家：他、師母、獨子。車頌兄先忙于功課，后忙于工作，經常不在家。車老師家的年輕人不斷，更多的時候是他的學生。車老師家，是我們這些學生的大家庭。

這個大家庭有兩個主人，車老師傳道授業解惑，鼓舞學生；師母關心照顧愛護，激勵學生。

師母的性格，核心是：要強。

她講往事，常發的感慨是：“我就是機會不好。”

她稱贊年輕人，常用的三句話是“知道用功”“能吃苦”“爭氣”；批評年輕人，常用的三句話是“不知道用功”“不愿吃苦”“不爭氣”。

她跟車老師比記憶力，把二十多個政治局委員的名字和排名記得一清二楚，說起來如數家珍；她牢記全國主要姓氏的人口數，告訴我：全國姓李的有多少多少人。師母說的是準確數字，我記不住。

她議論人物，常用的評語是：“嘛大教授！還不如我這個農村老婆子呢！”邊說邊笑，經常笑出淚花。

1983年，師母用質樸的語言教我如何脫困。她說：你別好好地給他們干！你干得好，他們更不讓你走了。你跟領導這么說：“我小，學生們比我還大，我壓不住臺，上不了課。一來二去的，他們就放你走了。”

為了要強，必須示弱，是師母教我的大智慧。

我大女兒得到師母兩件寶貴禮物，出生后，她得到師母一針一線縫制的布老虎枕頭；結婚時，得到了師母從吳橋老家背到天津的小粗布被面。

師母的名字與她本人一樣又普通又不凡：張淑貞。

四十年師生緣

我跟隨車老師四十年，他把我變成了我自己的導師。懷疑自己的競爭力，我就想到他的話：學的人很多，學好的很少。覺得自己腦子空空沒學問，想到：忘的是知識，能力不會忘。苦于想不出新見解，想想車老師出奇制勝的例子，提醒自己：一是可能遇到了陳舊課題，二是被既有論點束縛了創造力，三是尚未下足十成功夫。覺得自己學術成就不大，就想起他的叮囑：留有余地，細水長流。

美麗地表達

車老師說：“教師要起到影響學生的作用。”怎樣影響學生？他說：“精心準備，美麗地表達，無非就是這樣。”具體談怎樣講課，車老師喜歡用的比喻是“敲鑼打鼓”。

敲鑼打鼓是藝術。演京劇，鑼鼓點不能錯。奏交響樂，鑼鼓點也不能錯。在古戰場上，擊鼓進軍，鳴金收兵。在課堂上，擊鼓激勵，鳴金提醒；峰谷交錯，脈絡才會清晰。

學敲鑼打鼓，要下真功夫。當學生時，老師講得精彩，學生學到知識，得到啟發，但對老師的教學藝術只會外行看熱鬧。當老師了，仔細琢磨當年老師是怎樣講的，把想通的路數付諸實踐，才能慢慢悟出門道。在實踐中學會了講課，反復實踐，講熟了，每次上臺前仍要精心準備。上了臺，站著講，身體不僵硬，也不松弛，保持適度緊張，維持適度興奮。既能準確簡潔地講出精心準備的要點，又能即興發揮講出高度興奮的大腦冒出的新火花。

要做到這些，必須有足夠的語言能力。講課時不能意識到語言的存在，更不能覺得有語言障礙。海德格爾有個巧妙的比喻。剛開始學做木匠活，斧錘刨鋸鑿，各種工具都是一道關。修煉成木工大師，創作時各種工具得心應手，手用工具，但心不覺察到工具。這時，工具不妨礙創意，而是實現創意，輔助創意，刺激創意。對教師來說，語言就是斧錘刨鋸鑿。

大學教師同時是思想者和研究者，語言不僅僅是教學工具，語言水平就是思想水平和研究水平。以前有句套話：語言是思維的載體。20世紀的哲學家發現：語言就是思維，思維就是語言。就教學而言，語言能力良好，講課的鑼鼓點不會錯。但是，藝術不能滿足于中規中矩，曲盡其妙才是藝術。講課時，言不盡意，弦外之音往往是要點。不具有母語或接近母語的水平，講課很難敲邊鼓，很難留好余音。用英語講，我能“清晰地表達”；用母語講，我才能追求“美麗地表達”。

教育必須實事求是。 被教育學家教條化的雙語教學是美好的理想，被大學管理者教條化的英語教學也是美好的理想。 美好的理想是愿景。 沒有愿景，現實沒有希望，過于苦澀。 但是，以虛構的愿景為實踐藍圖，膠柱鼓瑟，行動必然荒腔走板，必然結出苦果甚至惡果。 耳聞目睹，硬推教條化的英語教學，罔顧教師與學生的現實語言能力，追求不可及的目標，往往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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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術與道》增補本（簽名鈐印特裝本）

李連江/著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