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眾人旁聽者，被鄭州拘留五天

文｜李宇琛

在現代社會，法庭被設計成一個被看見的空間。

它的公開性，本是確保正義得以實現的外部約束。然而，當一個人的看見過于清晰、過于深刻，觸及了權力的腳本時，他自己，便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處理的對象。

這個故事的主角，吳云鵬，就是一個執(zhí)著的凝視者。

根據財新的報道，57歲的吳云鵬，已退休，是一位熱心的法律愛好者。 他通過了法律職業(yè)資格考試，卻未選擇執(zhí)業(yè)，而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更純粹的角色——旁聽士。

他像一名游走的哨兵：

自費前往全國各地的法庭，坐進旁聽席。

用肉眼去度量中國法治的真實刻度。

他的公眾號“旁聽士”，便是他向公眾投遞觀察報告的窗口。

2025年9月，他的凝視，投向了鄭州市管城回族區(qū)人民法院。那里正進行著一場充滿爭議的審判：一樁涉及18名被告、被定性為黑社會的案件。

吳云鵬帶著他的筆和眼睛，走進了這個被法律和權力共同定義的權力場域：

他此行的目的，是觀察和記錄。

他未曾預料，自己最終會從一個凝視者，變成一個被權力反向凝視、并最終被強制遮蔽的標本。

吳云鵬在法庭上所凝視的，是一部由鄭州警方編纂的，試圖將一個農民企業(yè)家王穎超定義為黑道魁首的宏大史詩。

這部史詩敘事橫跨41年，充滿了精心挑選的細節(jié)和極具導向性的解讀。然而，在凝視者的眼中，這部史詩的基石，從一開始就充滿了裂痕。

一切罪惡的源頭，被追溯至1984年。彼時，不到二十歲的王穎超，受村集體委派，參與了一支臨時組成的護渠隊，以解決村莊灌溉用水的糾紛。

這個帶有濃厚時代印記的集體維權行動，在四十年后，經過權力的煉金術，被鍛造成了王穎超黑社會組織的萌芽。

這是一個故事完美的起點，因為它足夠久遠，足以承載任何后續(xù)的想象。但吳云鵬的凝視，捕捉到了這個起點上最致命的瑕疵：

起訴書所認定的兩位組織骨干，在1984年，都年僅十二歲。

一個青年，帶著兩名小學生去開創(chuàng)黑社會。這并非法律，而是一種魔幻現實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

它揭示了這部史詩的第一個特征，為了構建一個完整的罪惡鏈條，事實與常識，皆可獻祭。

隨著故事的推演，王穎超的人生軌跡被逐一檢視。他經商成功后，回村高票當選村主任，修路建校、捐資助學，獲得了上百村民的聯名請愿，稱其為：

好干部。

在法庭的官方敘事中，這些功被系統(tǒng)性地翻譯成了過。高票當選被定義為賄選與攫取基層政權；帶領致富被解讀為控制鄉(xiāng)鄰、樹立惡名；

甚至連村主任分內的工作——調解鄰里糾紛，也被描繪成黑惡勢力介入民間事務的證據。

吳云鵬所看到的，是一種絕對的話語壟斷。

在這套話語體系里，個體的行為動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權力如何定義你的行為。

你的每一份善意，都可以被解讀為別有用心的偽裝；你建立的每一分聲望，都可以被視為對官方權力的挑戰(zhàn)。

這種倒置的技巧，是確保任何一個目標人物都無法自證清白的有效手段。

故事的高潮，是一樁發(fā)生在2011年的陳年舊案。商人欠債不還：

身為債主的王穎超上門理論，卻被對方用煙灰缸砸破了頭。

這位流血的“黑老大”，第一時間選擇了報警。后續(xù)的沖突，也是由對方率先動武引發(fā)。

十四年后，在鄭州的法庭上，這起事件的因果鏈被強行打斷并重組。報警的受害者，被塑造為尋釁滋事的主犯；被動的反擊，被定義為有組織的暴力犯罪。

至此，吳云鵬的凝視，已經穿透了案件的表象。

他看到的，是一個為了完成打黑指標，而被：

強行搶奪管轄權的案件。

一個為了將目標定罪，而被肆意剪裁、拼接、發(fā)明的敘事。

于是，他將他的凝視結果，轉化為文字。他寫下文章，并用一個極具穿透力的標題來概括這場大戲的本質：

鄭州市公安局搶來的黑社會。

他以為自己只是一個事件的記錄者。但他錯了。當一個劇評精準地指出了導演的真實意圖時，導演的選擇，往往不是修改劇本，而是將劇評人本人，也拖上舞臺。

2025年9月10日，當吳云鵬出現法庭外，權力對他的反凝視開始了。這場反凝視，迅速、高效，且不屑于偽裝。

它首先剝奪了他的物理自由。據財新報道，吳云鵬失去自由的過程始于法院內部。9月10日，當他正在管城區(qū)法院登記旁聽時：

便被該院法警直接帶走。

此后，他被移交至管城區(qū)公安分局，并最終于當晚9時，被送往轄區(qū)派出所處理。”

隨后，它開始為這次“帶走”構建合法性——一個關于吳云鵬本人的全新、小型的敘事。根據財新后來的報道，律師轉述警方的說法，吳云鵬被拘留的原因有二：

一是冒充涉案人員親友旁聽；二是發(fā)表的旁聽記標題、內容不當。

這套說辭，堪稱權力敘事的微縮景觀，它與法庭上那部宏大的打黑史詩共享著同一個創(chuàng)作邏輯：

其一，程序上的污名化，冒充親友旁聽。

這是一種精巧的指控。它試圖從根本上否定吳云鵬“凝視”的合法性。

它在暗示，你本不該出現在這里，你的看見是無效的、非法的。通過攻擊他進入法院的“門票”，來貶低他所寫下事實的價值。

這是一個程序主義的陷阱，意圖將一個嚴肅的公共議題，降維成一個簡單的違規(guī)入場問題。

其二，內容上的罪名化，標題、內容不當。

這才是真正的核心。與法庭上需要用厚厚的卷宗來包裝的指控不同，這里的指控直白得近乎坦誠，

你的文字，讓我們“特別生氣”。你的記錄，冒犯了我們。

至此，吳云鵬的身份被迅速重塑。他不再是一個行使公民監(jiān)督權的旁聽士，而是一個違規(guī)的闖入者和一個不當言論的發(fā)布者。權力通過定義他，來消解他文字的殺傷力。

一個凝視法庭的公民，就這樣，在短短幾個小時內，被另一套看不見的司法程序：

定義成了一個需要被治安拘留五天的違法者。

他用來解構別人故事的筆，最終成了為自己招來故事的罪證。

當一個記錄者被標簽化為麻煩，他便被權力之手從旁觀者的安全區(qū)中剝離，直接置于壓制機器的碾壓之下。在這里，法律的辯護歸于沉寂，唯一通行的法則是使其屈服。

網絡上流傳的視頻，定格了這場身份轉換的終極畫面：吳云鵬，這位昔日在旁聽席上審視法庭百態(tài)的凝視者，此刻正身處一個派出所的鐵柵欄之后。

這道鐵欄，是一道物理的界線，更是一道象征性的界線。它將吳云鵬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將他置于一個完全被動的境地。

他不再能自由地看，而只能被看——被前來交涉的律師和朋友們看，被鏡頭看，被網絡上無數雙陌生的眼睛看。

權力通過直接的人身拘禁，達成了第一個明確目的：

讓他無法再繼續(xù)觀察和寫作。

吳云鵬從一個發(fā)出批評聲音的主體，變成了一個失去自由、被動展示的案例。

把他關起來，就是為了向所有關注此事的人發(fā)出一個毫不含糊的信號——

誰敢像他一樣記錄和發(fā)聲，就可能面臨同樣的下場

這場權力的布景，充滿了反諷的意味。在另一段視頻中，律師們的身后，是派出所一整面掛滿錦旗的墻：

雷霆出擊 破案神速、公正執(zhí)法 熱心為民。

這些鮮紅的、燙金的贊譽，是這個機構官方敘事的物化呈現。然而，就在這個時刻，就在這面墻的同一個空間里，一個公民正因為記錄了一場公開庭審而失去自由。

墻上掛滿了寫著公正執(zhí)法、熱心為民的錦旗。可就在這面掛滿表揚的墻下面，吳云鵬，一個僅僅因為寫了文章的公民，正被關著。

這讓墻上的那些好話，看起來就像個笑話，顯得特別假。

吳云鵬的遭遇，把事情的真相擺在了我們面前：

那些錦旗是掛出來給別人看的，而抓人，才是他們真正在做的事。

這說明，他們嘴上說的為人民服務是一回事，實際怎么對待批評他們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抓吳云鵬的真實原因，最后還是被一位派出所指導員很坦誠地說了出來。他告訴律師，抓吳云鵬就是因為他文章的標題《搶來的案件》：

讓公安局特別生氣。

“生氣”，這個詞，成了抓人的唯一理由。法律、證據、程序這些該有的東西，全被扔到了一邊。

這說明，當他們聽到批評的聲音時，第一反應不是去想想自己有沒有做錯，而是直接報復那個提出批評的人。

所以，關吳云鵬五天，根本不是一個依法辦事的決定，更像是一次為了出氣的報復行動。吳云鵬不是輸給了法律，而是輸給了某些人的面子。

他們本來的想法很簡單：悄悄地把吳云鵬抓了，關他幾天，給他一個教訓，這件事就算過去了。

但他們完全想錯了。他們沒想到，抓人這件事，不但沒把事情壓下去，反而讓事情鬧得更大了。吳云鵬被抓，一下子成了全國關注的新聞。

結果，他那篇本來已經被刪掉的文章，現在被到處轉發(fā)和討論。他“旁聽士”的身份也被人熟知。連帶著，那個漏洞百出的涉黑案和搶管轄權的問題，也獲得了比以前多得多的關注：

他們本想捂住一個人的嘴，結果卻引來了成千上萬的人圍觀。

把他關起來，反而把事情鬧大了，還讓所有人都開始擔心：如果一個去法院旁聽的人都會因為寫文章被抓，那我們普通人說話，還有安全嗎？

最諷刺的一幕出現了。

鄭州警方為什么生氣？因為吳云鵬的文章標題說他們搶案件。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搶”，為了反駁這個說法，他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們直接從法院門口，把寫這篇文章的吳云鵬給“搶”走了。

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證明了吳云鵬的文章標題一個字都沒錯：

他們親自證實了那個搶字用得有多準。

這就像一個本來想滅火的人，自己卻拎著一桶汽油澆了上去。他們越是想證明自己是對的，就越是讓所有人看清楚他們到底錯得有多離譜。

五天后，吳云鵬重獲自由。他走出了那個物理的囚籠，但無形的刻痕已經留下。

這道刻痕，刻在了他的個人經歷里。更深刻地，是刻在了中國法治進程的肌體上。

它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真相——在我們看得見的光明法庭之外，還平行存在著一個看不見的、由權力情緒主導的裁決系統(tǒng)。而從前者墜入后者，有時：

只需要一篇文章的距離。

吳云鵬的凝視，暫時被中斷了。但由他引發(fā)的、更廣泛的凝視，才剛剛開始。他以自己的五年，為“旁聽”這個看似溫和的詞匯，注入了千鈞的重量。

他提醒我們，在一個試圖控制敘事的時代里，最勇敢的行動，或許就是最簡單的那一個：

去看，去聽，去記下來。

李宇琛（立于塵）

寫于2025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