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醫大典 | 大國名醫張仁濟的醫學傳奇

名醫大典 | 何世紅/文 歷史圖片提供：張仁濟私人中醫博物館

序章：一場疾病改寫的醫學信仰

1935年深秋，北平大學醫療系的解剖實驗室里，20歲的張秀巖正用解剖刀劃開標本的肌肉組織。彼時的他，眼中只有細胞與神經的精密構造，堅信西醫的手術刀與顯微鏡是破解生命奧秘的唯一鑰匙。他不會想到，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病，將徹底顛覆他的醫學信仰，讓他成為中西醫碰撞時代里，為中醫抗癌開辟新路的開拓者。

這場病是頑固性非特異性結腸炎。連續數月的腹瀉讓他體重驟降20斤，西醫的補液、抗生素輪番上陣，卻擋不住身體像被掏空的沙漏。公寓燒開水的老人看著他干裂的嘴唇嘆道：“去看看施今墨吧，那先生的藥，能治西醫治不了的病。”

施今墨在北京東絨線胡同收徒合影。施今墨（前排左五）、張仁濟（后排左二）。圖片由張仁濟私人中醫博物館提供。

施今墨的診室里，三味藥構成的方劑改變了一切。三劑湯藥下肚，腹瀉奇跡般止住。當張秀巖能重新坐起，看著診室墻上 “但愿世間人無病，何惜架上藥生塵” 的匾額時，他突然明白：醫學的真諦從不在門派之爭，而在 “能治病” 的本質。1935年，他毅然放棄西醫博士深造機會，轉入施今墨創辦的華北國醫學院——這個決定，讓中國少了一位普通西醫，多了一位將中醫推向癌癥治療前沿的先驅。

1941年的拜師禮上，施今墨握著他的手說：“醫者，當以仁心濟萬民。從今起，你就叫‘仁濟’吧。” 陽光透過窗欞，在他的拜師帖上投下光斑，“仁濟” 二字從此刻進骨血，成為他穿越半個世紀風雨的精神坐標。

逆境中的堅守：從煤渣藥方到抗癌火種

1957年的太行山區，一間廢棄倉庫的墻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草藥配伍。42歲的張仁濟用燒焦的煤渣當筆，在斑駁的墻面上默寫著 “黃芪配莪術，補氣不滯邪”“半枝蓮合半邊蓮，清熱解毒抗癌瘤”。就在幾天前，他積攢的 2000余首民間驗方被付之一炬，連同工作一起失去的，還有安身立命的依托。

這不是他第一次直面命運的重擊。1970年冬天，河北邢襄礦區的土坯房外，雪花落滿了診所的門板。妻子驟然離世的消息剛傳來，女兒張大寧在山西插隊，幼子在北京寄養，家成了散落的碎片。但門板上患者連夜排隊的名字提醒著他：礦區里，太多人得了 “噎食癥”（食道癌），咽不下飯，更找不到活路。

他把鋪蓋搬進診所，白天給礦工診脈，夜晚在煤油燈下翻醫書。為了驗證一味草藥的藥性，他在田埂上觀察半枝蓮的生長規律；為了確認蛇莓的毒性，他親嘗其汁，記錄從舌尖發麻到胃腸反應的每一個細節。礦區的礦工們記得，這個戴眼鏡的醫生總背著竹簍上山，褲腳沾滿泥點，簍子里裝著的，是他們活下去的希望。

在失去工作的7年里，倉庫的墻壁成了他的 “數據庫”。300余首抗癌方劑被一一默寫、修訂，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跡里，藏著中醫抗癌最樸素的邏輯：“癌癥不是單一腫塊，是全身正氣虧虛后的‘內亂’。” 他在墻縫里塞了張紙條：“今日見一食道癌患者，水米不進，用壁虎配蟾皮，佐以甘草緩毒，三日后能進稀粥。” 這樣的臨床記錄，后來成了《中醫治癌新路》里最珍貴的一手資料。

1979年平反時，64歲的張仁濟從懷中掏出泛黃的手稿，紙張邊緣已被汗水浸得發脆。有人勸他：“該享清福了。” 他卻指著診室門口排隊的患者笑：“他們還在等，我走不了。”

醫學突破：中醫免疫療法的開創與實踐

1988年1月，北京張仁濟腫瘤研究所的牌子掛了起來。研究所的玻璃柜里，整齊排列著50余種抗癌草藥，每種草藥旁都貼著標簽：“半枝蓮/半邊蓮：廣譜抗癌，尤擅消化道腫瘤”“紫石英/紫貝齒：針對腦癌及轉移，安神定驚”“蒲公英/紫花地丁：治結節腫塊，乳腺癌效佳”。這些是張仁濟從太行山區到京城診室，用20年臨床經驗篩選出的 “抗癌利器”。

他的創新，始于對癌癥本質的重新認知。在西醫普遍將癌癥視為 “局部腫塊”，主張 “以毒攻毒” 切除或化療時，張仁濟提出：“癌癥是全身問題的局部表現，好比一棵大樹爛了根，光剪葉子沒用。” 他認為，癌癥的核心是 “正氣虧虛、癌毒內蘊”，治療需 “扶正祛邪”——用黃芪、當歸補氣血，像給土壤施肥；用半枝蓮、蛇莓清癌毒，像除雜草；再調理脾胃，讓 “土壤” 能持續供能。這種思路，后來被他命名為 “中醫免疫療法”。

為祝賀張仁濟先生80歲壽辰，原衛生部部長崔月犁親筆題寫了“仁朮濟世、杏林回春”。圖片由張仁濟私人中醫博物館提供。

1979年至1998年，他累計診治患者十余萬人次，其中近六成是各類癌癥患者，總有效率超過60%。這個數字背后，是無數具體的生命：晚期肺癌患者老李，被西醫判了 “死刑”，他每天騎著二八自行車上門，用 “黃芪+莪術” 的配伍調理三個月，患者竟能扶墻走到診所；礦區患骨瘤的孩子，家里買不起藥，他免費診治，還寫信給藥材商：“這孩子的藥錢記我賬上”，多年后孩子帶著自己的娃來謝他，他摸著孩子的頭說：“能吃飽飯，比啥都強。”

1994年春天，第八、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程思遠為張仁濟先生親筆題寫了“華佗再世、為民造福”。百草治癌研究中心是張仁濟先生創建的新中國第一家研究中醫藥治療癌癥的機構。圖片由張仁濟私人中醫博物館提供。

最具突破性的，是他對 “藥對” 的創新應用。在施今墨 “藥對原則” 基礎上，他將中草藥按 “功能互補” 組合：比如治療白血病的 “蛇莓+白英”，前者清熱解毒，后者利濕消腫，兩者配伍能增強對異常白細胞的抑制；治療乳腺癌的 “蒲公英+紫花地丁”，借助兩者 “軟堅散結” 的共性，直擊結節病灶。1989年，他和女兒張大寧一起整理這些經驗，1992年《中醫治癌新路》出版，因實用性強再版5次，成為中醫腫瘤診室里的 “工具書”。

從醫學角度看，這種療法的價值在于：它首次將中醫的 “整體觀” 與現代免疫理論銜接——不直接殺滅癌細胞，而是激活人體自身的免疫防線。這與后來西醫 “生物免疫療法” 的理念不謀而合，只是張仁濟用的不是精密儀器，而是流傳千年的草藥。

仁心濟世：超越技術的醫者溫度

張仁濟的診室里，始終放著三樣東西：一把缺角的牛角刮痧板，一本翻爛的《千金方》，還有一個保溫桶。保溫桶里是他親手熬的小米粥，給化療后沒胃口的患者備著；刮痧板是給貧困患者應急用的，“能不用藥就不用藥”；《千金方》的空白處，寫滿了他的批注：“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

他的接診禮儀在業內出了名：患者進門，他必站立迎接；患者離開，他必送到門口。女兒張大寧說：“父親常說，醫生的手是把脈的，不是分貴賤的。” 無論對方是政商名流還是礦區礦工，他都一樣耐心——給礦工講藥方時，會把 “一日三次” 換成 “早中晚吃飯后”；給老人寫醫囑時，字比平時大兩倍；給焦慮的患者問診，會先聊幾句家常，“心寬了，藥才管用”。

1990年代的一個清晨，一位乳腺癌術后復發的患者找到他，手里攥著厚厚的檢查報告，哭著說：“醫生說沒救了。” 張仁濟沒先看報告，而是問：“最近睡得好嗎？” 患者愣了：“天天失眠，想著死。” 他隨即在藥方里加了合歡皮、夜交藤：“先睡好，才有勁兒跟病斗。” 三個月后，患者不僅睡眠改善，腫瘤也沒再擴大。他常對學生說：“很多癌癥患者不是病死的，是嚇死的。給他們信心，比開藥更重要。”

這種 “見病更見人” 的理念，源自施今墨的教導，也成了他傳給女兒的 “傳家寶”。張大寧記得，小時候跟著父親抄方，看到他給貧困患者墊藥錢，就問：“咱們不賺錢了嗎？” 父親指著診室的匾額說：“醫者的‘利’，在患者活下去的笑臉上。” 如今，在北京鶴年堂中醫醫院的診室里，張大寧也保持著 “站立迎送患者” 的習慣，她整理的父親醫案里，還留著那句批注：“藥治三分病，心治七分疾。”

薪火相傳：從醫案到傳承的跨越

1998年春，83歲的張仁濟躺在病床上，把128本醫案交到張大寧手上。這些泛黃的紙頁上，記錄著十余萬人次的診療經過：哪味藥對肝癌患者反應大，哪類患者更適合 “先調理后抗癌”，甚至包括 “雨天脈象偏濡，用藥需減苦寒” 的細節。“記住，方子要活在病人身上，不是鎖在柜子里。” 這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后一句話。

張大寧沒有辜負這份囑托。作為施今墨再傳弟子，她不僅延續了父親的臨床工作，更致力于將 “中醫免疫療法” 系統化。2010年，她參與陳敏基層老中醫傳承工作室的學術交流，用父親的 “藥對” 理論為基層醫生講解癌癥調理方案；在整理《中醫治癌新路》再版時，她補充了近十年的臨床驗證案例，讓 “半枝蓮/半邊蓮” 等經典配伍有了更詳實的現代藥理依據。

這種傳承，讓張仁濟的醫學思想在新時代煥發活力。2007年，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將 “中醫藥國際貢獻獎” 以他的名字冠名，表彰他 “為中醫抗癌國際化提供了可復制的實踐范式”；2023年，他提出的 “扶正祛邪” 治法被納入《中醫腫瘤診療方案》，成為全國中醫腫瘤醫生的指導原則；河北樂亭的張仁濟紀念館里，那盞陪伴他默方的煤油燈仍在陳列，燈光仿佛在說：真正的傳承，是讓思想永遠活著。

遺產與啟示：中醫藥現代化的踐行者

站在人類戰勝疾病的維度看，張仁濟的價值在于：他證明了中醫不是 “慢郎中”，在癌癥這類重疾面前，傳統醫學能提供獨特的解決方案。他的 “中醫免疫療法”，本質是用中醫的 “整體觀” 破解癌癥的 “系統紊亂”，這種思路為現代腫瘤治療提供了重要補充——當西醫聚焦 “消滅癌細胞” 時，他提醒人們：“別忘了幫人體重建防線。”

從中國醫學發展的角度，他的探索更具啟示意義。作為同時掌握西醫、中醫、現代藥理學的醫者，他既沒陷入 “中醫萬能” 的偏執，也沒掉進 “否定傳統” 的陷阱。他東渡日本學習藥理學時，專門研究麻黃堿與中醫 “宣肺平喘” 理論的對應關系；在臨床中，他用西醫檢查明確癌癥類型，再用中醫辨證制定方案。這種 “開放而不盲從，傳承而不僵化” 的態度，正是中醫藥現代化最需要的智慧。

今天，當中醫面臨標準化、國際化的挑戰時，張仁濟留下的不僅是50余種抗癌草藥、300余首方劑，更是一種精神：對傳統的敬畏，對創新的勇氣，對患者的赤誠。他用一生證明：中醫藥的生命力，不在于故步自封，而在于與時代同行——既扎根《黃帝內經》的經典土壤，又吸納現代科學的養分，才能讓古老智慧真正服務于人類健康。

太行山區的煤油燈早已熄滅，但它照亮的路還在延伸。在張大寧的診室里，在《中醫治癌新路》的字里行間，在無數中醫人 “扶正祛邪” 的實踐中，張仁濟的 “仁心” 與 “仁術”，正繼續書寫著屬于中醫藥的傳奇。

2025年8月28日，張仁濟先生的女兒、中國人民解放軍后勤學院門診部原中醫科主任、中國癌癥基金會科普與健康傳播全國協作組指導委員會指導專家、北京鶴年堂中醫醫院名譽院長、北京鶴年堂中醫藥研究院院長張大寧接受中國發展網健康頻道、名醫大典、當代名醫、中國金融網、微攝的聯合采訪。

尾聲

2008年清明，張仁濟的學生們去給他掃墓，發現墓碑前放著一束野菊花，花里夾著張紙條：“張大夫，我還活著，謝謝您。” 沒人知道是誰放的，但大家都明白，這是對一位醫者最好的告慰——他沒留下驚天動地的理論，卻用最樸素的方式，讓無數人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這或許就是醫學最本真的模樣：不是追逐奇跡，而是守護平凡；不是爭論門派，而是解決病痛；不是留下名字，而是留下 “人能好好活著” 的可能。張仁濟的傳奇，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