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高尚的理想，危害性越隱蔽：警惕知識分子的虛假正義

人類歷史紛繁復雜，各種沖突矛盾從未間斷。現代社會撕裂更是明顯，如中美對抗、俄烏戰爭、巴以沖突.....這些沖突，表面看都與利益有關，而其背后的深層原因，其實也都與觀念有關。

沖突雙方都堅信，自己正在捍衛一種更先進、更高尚、更正義的觀念。然而這些觀念為何卻將人類導向地獄呢？

01

米塞斯VS蘭格：

計劃思維還是市場經濟？

亞里士多德說，人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但是在整個20世紀，總有人幻想著人類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全善”，建成盡善盡美的制度——為著這種觀念，他們甘愿賭上（所有人的）性命。

一戰前后，恰逢“第二次科技革命”——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誕生、電氣化的起飛，都極大地助長了人類的自負。人們痛恨資本主義的“軟弱和不公”，盼望以“科學主義”構建出完美的經濟和政治，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社會問題。

1917年，蘇聯在一戰的余燼中誕生。隨后，旨在“消滅剝削、消滅私有制，通過強大的政府，以科學的方法，管理整個國家生產與需求”的計劃思維模式，在短短幾年時間，締造了20世紀歷史上的蘇聯神話。

就在“蘇聯神話”讓世界側目時，年僅30歲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發表了一篇石破天驚的文章，對“蘇聯神話”，尤其是“經濟奇跡是否可行”的問題，發出有力的質疑。

▲米塞斯

米塞斯以事實和邏輯證明：任何強大的單一組織，都無法完成經濟計算，計劃思維的結果必然是混亂、奴役和衰敗。這篇文章連同后續的論證，后來被擴充為一本曠世巨巨著《Sozialismus》。

20歲的哈耶克在讀完這本書后，立即決定拜米塞斯為師，并從一名“溫和的激進主義者”轉向了堅定的市場派。而最能代表哈耶克學術水平的《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正是沿著米塞斯提出的問題追根溯源之作。

哈耶克尖銳地指出，計劃思維之所以不可行，首先不是因為人們厭惡它，而是那些濫用理性、狹隘理解“科學”的文人們始終拒絕承認的一個最基本的“科學事實”：一個大學教授不可能比農民更懂得經營自己的土地，也不可能比早餐店老板更清楚居民飲食偏好的變動……

米塞斯在1920年的文章掀起千層巨浪，招來嚴厲的批駁，甚至激烈的謾罵。米塞斯孤軍奮戰，他的對手卻是數不勝數——最著名的是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

蘭格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貧富懸殊、資源錯配。應該用計劃思維指導市場，彌補市場不足。

米塞斯毫不客氣地反駁：計劃思維無法彌補“市場的弱點”，計劃的弊病會擴散到其他領域，導致巨大的社會災難。

米塞斯對計劃思維的質疑和預判，每一點都切中要害，也幾乎改變了世界的思想版圖。

尤其是當蘭格辯稱“即便沒有價格參照，我們也可以更細致地計算生產要素”時，他其實已經承認了米塞斯的預判：計劃思維的確摧毀了估算商品的“唯一標尺”——每個外行人都能看懂的“價格”。

遺憾的是，隨著世界性經濟危機爆發，反對市場、支持計劃的觀點很快取得了壓倒性優勢。

各國央行的通脹政策引發全球性的錯誤投資，泡沫在1929年爆炸，大蕭條持續到1933年，各大經濟體哀鴻遍野。

而蘇聯靠著控制貿易流量、掠奪私人經濟，它躲過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再加上新技術革命的紅利、歐洲文人的粉飾，蘇聯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1932年烏克蘭大饑荒。瓊斯因堅持報道真相，死于非命。

于是，蘇聯計劃思維模式借著知識精英的背書，戴著“關心勞苦大眾”的冠冕，迅速成為擺脫蕭條、弱國變強的“救世良方”。致命的病毒開始在全球擴散：當時的納粹德國、中國國民黨政府，甚至美國羅斯福政府和阿根廷政府，都爭相學習蘇聯的“成功經驗”……

02

羅爾斯VS諾齊克：

平等還是自由？

亞當·斯密說：“所謂正義，就是讓一個人得到他應得的東西”。然而，古今中外的天才幻想家們，為了實現“人人平等的地上天國”，總喜歡以上帝自居，自行設立正義的標準——為了讓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利益”，他們寧愿讓另一部分人得到“不應得的下場”。

1971年，羅爾斯在《正義論》開篇寫道：“如果說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是真理，那么社會制度的首要目標，就是正義。”

羅爾斯主張，所有的社會基本價值，包括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實行“平等分配”。

為此，他還提出了“無知之幕”的思想實驗：天才富貴，弱者貧困，國家該不該督促天才幫助弱者？角色不同，答案自然不同。如何找到“最正義”的答案呢？

假設我們事先都被擋在幕后，不知道自己將會得到哪一種身份——在那種場景下給出的答案，就是人類理性的最大公約數，也是“最公正的”。

于是，從“分配正義”的目標出發，羅爾斯設計出一整套制度架構：權威、社群（國家、教會或別的集體）、法律等都要積極發揮作用，督促富人“負擔起幫助窮人的義務”。

這本綠色封皮的書引發轟動，一時間洛陽紙貴，掀起的討論熱潮被稱為“綠魔”。羅爾斯備受追捧，講座場場爆滿，甚至被人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

3年后，哈佛大學的同事、諾齊克教授發表《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質疑所謂“分配正義”，并就正義來源、個人權利、國家權限等問題，與羅爾斯展開論戰。

諾齊克堅持，不能把天賦、勤奮、幸運所帶來的收益，看成“社會”的共同資產——它們都屬于“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不能以“社會正義”的名目，使個人遭到無端的侵害——不正義的手段（局部），絕不能帶來正義的目的（整體）。

因此，所謂“分配正義”（包括權力主導的“福利”國家），其實質是對個人權利的踐踏、對正義原則的歪曲。

諾齊克進一步指出，相比追求“平等”的分配正義，保障個人權利的努力通常更緊迫、更艱難。20世紀的一系列烏托邦體制，都打著“平等”的旗號，把國家權力擴大到極致，導致了無數的人禍。

03

薩特VS雷蒙·阿隆：

意識形態就是鴉片？

陀思妥耶夫斯基說：“如果沒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允許”。在“上帝已死”的時代，人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一切道德倫理，渴望砸碎一切“自由的枷鎖”。然而當他們宣稱“人類理性已經消解宗教蒙昧，我就是自己的上帝”時，卻驀然發現，自己已經身陷宗教戰爭。

法國是啟蒙運動的大本營，也是各種無神論意識形態的發源地。數百年來，法國思想家不遺余力地創造各種“新信仰”（意識形態），以此抨擊教會、謳歌理性。

▲薩特

在意識形態幾乎全面統治人類的20世紀，法國思想家保羅·薩特，是當之無愧的意識形態先鋒、左翼思想領袖，而他的好友雷蒙·阿隆，因為與他尖銳對立，成為“20世紀和法國人中的雙重異類”。

薩特是天才的劇作家，也是激進的革命者。二戰前后，他一邊組織烏托邦主義運動，一邊寫哲學《存在與虛無》。

薩特的哲學與其說是無神論，不如說是“反有神論”。他認為：人要想獲得自由，就必須徹底否定上帝、否定“先于存在”的人性，直至否定當下的自己（虛無）、“自己創造自己”，否則就會落入“宿命論”和“任人擺布”的境地；每個人都要爭取自由，于是每個人都只能看見自己，在孤獨、掙扎中成就自己的自由…… 基于這樣的意識形態和人性假設，薩特非常推崇“斗爭哲學”，積極鼓動、親身參與國內外的階J斗爭。

1968年5月，因美國介入越戰，法國爆發騷亂——史稱“五月風暴”。大學生高喊“打倒美帝國主義、打倒資本主義”，占領工廠學校，筑起街壘對抗軍警。為聲援學生，全國1000萬人發起罷工游行。戴高樂總統逃往德國避難，法國幾乎爆發內戰……堪稱法國版“武斗奪權”。

薩特等人前往大學發表演講，支持學生暴亂。他還以執行主席的身份參加了一個法庭，審判美國在越南的戰爭罪行——法庭的名譽主席則是大名鼎鼎的伯特蘭·羅素。

面對此等荒唐和激進，雷蒙·阿隆批評學生“以自殺行為追求絕對自由”，嚴厲譴責薩特誤導青年，“以意識形態的演說，替代切實可行的政治計劃。”

▲電影《秘密會議》

對于“意識形態宗教戰爭”，阿隆的洞察堪稱經典：當一種政治主張借由“科學、理性”的名義，成為不可質疑、不容證偽的意識形態，它就會蛻變為一種新的宗教，并且比所有的傳統宗教都更霸道、更排外。 宗教曾被當作“人民的鴉片”，雷蒙·阿隆則針鋒相對，把“意識形態宗教”比作“知識分子的鴉片”，把知識精英傳播意識形態的行為比作“二手煙”——民眾接受的是二手知識，因此這種二手煙是更嚴重的“雙重毒害”。

阿隆尖銳地指出：激進的知識精英對傳統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深惡痛絕，卻對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宗教戰爭趨之若鶩；正是這些“意識形態新宗教”日復一日地對民眾X腦、鼓動人性的敗壞，才造就了“20世紀的宗教戰爭”——“為解放全人類而斗爭”“對階J敵人毫不留情”……

正義vs虛假正義

從言辭上看，蘭格、羅爾斯和薩特，都是人類某些“普遍價值”的忠實信徒：蘭格擔憂“自由市場的無序和冷血”，羅爾斯熱愛“正義和平等”，薩特敢于“向一切不平等、不民主的組織開炮”。

他們還制定出完備的理論（方案），竭力消除“一切矇昧、不公和束縛”，試圖讓人類“掌握自己的命運”。

但是，自由、平等、正義、和平，這些美好的價值，為何卻成了20世紀六位思想家所捍衛、但卻彼此沖突的價值？其中某些高尚的理想、完美的方案，為何為社會帶來巨大災難？

要回答這些問題，恐怕要先厘清這些事件中存在的謬誤，識別其中隱藏的“虛假正義”。對此，托馬斯·索維爾在《社會正義謬誤》一書中提出了社會正義中的“四種謬誤”。

第一，“機會均等”謬誤。只要“機會均等”，群體之間的成果就應大體相同。認為各個種族必須在每個項目上的表現都差不多才算公平。

但自然稟賦、地理文化、家庭結構、偏好與選擇本身都會產生系統性差異，即使在同一家庭內，出生序也會帶來成就分布差異，更遑論群體層面。

羅爾斯提及的“分配正義”不但不能實現正義，帶來平等，更侵害了個體自由。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其實是一種結果正義，也是我們需要警惕的“虛假正義”。

第二，種族謬誤。即把“種族主義”當作解釋各類差距的總鑰匙。認為如果一個種族的整體表現不夠好，那就要么是因為這個種族自身有問題（基因、文化）或整體對這個種族有歧視。但事實是，一些少數族群在多國長期顯著超越多數群體，且同一族群在不同制度下也呈現差異。婚姻穩定度、教育年限、年齡結構等變量可解釋大量差距。

第三，棋子謬誤。社會正義的倡導者把社會當棋盤，把人當可隨意安置的棋子，假設頂層能掌握足夠信息并實現預設布局。

很顯然，薩特利用“反有神論”的意識形態以及對人性的假設，并且將公眾當做階級斗爭的棋子，發動“意識形態宗教戰爭”。但雷蒙·阿隆，破除了這一“棋子謬誤”。

第四，知識謬誤。當我們做決策時，容易忽視“誰來知道、如何知道、代價何在”的知識問題，用抽象理論替代現場知識。

這也就是說，在面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之爭時，蘭格對智識精英知識的重視讓他忽視了中央機構不可能完全模擬市場的事實以及市場真正的價值——利用無數普通人手里的分散性知識，并通過價格和激勵快速協調。

所以，索維爾也在書中指出，任何決策的制定都應由掌握最多相關知識并且掌握現實生活中足夠信息以追求目標可行性的人。如果決策由那些“智商高”但“信息少”并且無需因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的“智識精英”做出就太危險了。

就出發點來說，蘭格、羅爾斯、薩特等人兼具善良和聰慧，堪稱“人類良心”“知識教皇”。 但是，越是高尚的理想，其迷惑性越強、危害性越隱蔽；越是完美的方案，實現難度越高，權力對人性的強制就越多，個人權利也就越卑微…… 這恰恰解釋了一個更吊詭的現象——那些看上去越高尚的理想、越完善的理論，帶來的后果就越糟糕。

對于社會公共話題，索維爾向來直言不諱，他總是敢于直面最尖銳、最重大的社會問題。他的文章都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卻從不以口號或情緒取勝，而是以淵博的知識、嚴謹的論證、翔實的數據，揭露對手的邏輯悖論和道德陷阱。

這本《社會正義的謬誤》延續索維爾一貫的風格，抨擊那些“深陷正義幻覺、帶來巨大災難”的人——他們以“機會平等”抹殺權利平等、規則平等；將家庭、教育問題包裝成種族問題；將大眾視為棋子，隨意擺弄；懷揣拯救蒼生的偉大使命，卻無視自己的知識盲區……可以說，《社會正義謬誤》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醒腦良藥。總之，索維爾這本新書非常值得一讀，先知書店有幸獲得搶先發售，點擊下方鏈接即可一鍵購買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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