瀕危！尤陳俊：法律史學科還有救嗎？

法律史學科危機論的由來、根源與破局

作者：尤陳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來源：《法學評論》2025年第5期

摘 要 ：仔細梳理我國法學界在不同時期出現的法律史學科危機論，可以發現其表述方式和言說要點存在著微妙的變化。如果說法律史學科在課程教學、考試科目設置等方面的“危機”屬于表象的話，那么法律史學科深層的“危機”則在于，其對于法學知識共同體而言的契合度和貢獻度，如今正在受到來自其他法學學科的不少研究者的質疑。在有關法律史學科“危機”的明確言說或潛在意識的推動下，許多學者都將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革新視作能夠幫助法律史學科擺脫困境的一種對策，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當談論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革新時，法學院系中的法律史研究者應當從單純的個人偏好躍升至學科整體定位的高度進行思考，強化法學學科認同意識。唯有如此，法律史學才有可能贏得其他法學學科的真正認同，維系其在法學當中作為二級學科專門設置的正當性，進而在法學界當中獲得長遠發展。

關鍵詞：法律史學科危機論；法律史研究方法；法律史研究風格；法學學科認同意識；法學知識共同體；

在我國法學界，近年來時?？梢月牭揭恍┐笸‘惖恼f法，聲稱法律史學科如今正在被“邊緣化”、陷入“困境”、遭遇“危機”、淪為“冷門”、跌至“低谷”或者變成“絕學”。有法律史研究者更是明確說道，“從業人員間有關中國法律史學學科危機的言論及討論從未間斷”。但是，諸如此類認為法律史學科正在遭遇“危機”的說法（下文稱之為“法律史學科危機論”），具體最早是從何時開始出現于我國法學界？所謂法律史學科危機論的具體言說要點，是一直都相沿未改，還是在不同時期實則存在微妙的差異？對法律史學科所謂“危機”之根源的認識，與關于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諸多討論之間又有著什么樣的聯系？這些事關法律史學研究和法律史學科發展的問題，學術界以往其實語焉不詳，迄今缺乏有針對性的專門討論。

本文將借助學術史研究的進路，通過梳理法律史學科危機論在我國法學界的由來及其在不同時期的具體言說要點變化，剖析法律史學科現下所謂“危機”的真正根源，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其與我國法律史學界關于研究方法及范式問題的爭論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而為法律史學科當下如何在我國法學界超越“困境”、擺脫“危機”提供或可參考的一些方向性建議及其具體理由。

一、法律史學科危機論在不同時期的具體表述方式及其言說要點變化

（一）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關于法律史學科“危機”的零星言說

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法學界就有個別學者提出法律史學遭遇到“危機”的觀點。在1986年8月于安徽合肥召開的中國法律史學會第二屆年會上，有學者便認為法律史學目前存在著“危機”。其持論理由是，盡管法律史學當時在我國各大學的法學課程教學中已被承認“不可少”，但法律史學的知識內容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當中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卻并不被看好，甚至被認為可有可無。對于此種擔憂，當時也有學者在會上進行了回應，認為上述現象既有“正常”的一面，也有“不正?！钡囊幻?，主張不應苛求從法律史學研究當中就必然能找到與任何現實法制問題有關的現成答案或解決方法。

前述這種在1986年時出現于中國法律史學會年會上的“危機”論調，從其發生的時代背景來看，可被視作上世紀80年代我國歷史學界有關“史學危機”的反思外溢影響至法律史學界而產生的某種結果。大約在1983年至1988年之間，我國歷史學界掀起了一場關于“史學危機”的學術大討論。尤其是在有歷史學研究者于1985年發表文章明確提出“史學危機”這一概念后，一場圍繞此話題的聲勢浩大的學術大討論，在我國歷史學界被逐漸推向了高潮。例如，首屆全國青年史學工作者學術研討會于1986年7月在華中師范大學召開，“史學危機”便是與會學者們當時聚焦討論的核心議題之一。又如，《中國歷史學年鑒》在1987年卷和1989年卷當中都特地設置了有關“史學危機”的條目，對該年度圍繞此話題的熱烈討論情況進行了專題介紹。盡管彼時人們對所謂“史學危機”之本質內涵的理解不盡一致，但如何看待史學研究對于改革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外部功能正在時代巨變中走向“衰落”，無疑是當時許多歷史學者都共同重點討論的所謂“史學危機”之具體要點。

當我國法學界有法律史研究者在1986年提出本學科存在某種“危機”之時，也正是我國歷史學界前述那場圍繞“史學危機”的大討論開始走向高潮之際；彼時一些法律史研究者據以主張法律史學科存在“危機”的最主要理由，也是像同時期許多歷史學者在討論“史學危機”時所做的那樣，主要著眼于本學科研究成果的外部社會功能正在“衰竭”這一點上面。不僅如此，就連前述提及的在1986年中國法律史學會年會上指出那種認為法律史學存在“危機”的觀點也有其“不正常”的一面的學者，在委婉表達自己的不同看法時所給出的主要理由（即認為史學研究不能總是汲汲于服務現實），也與當時一些歷史學者對歷史學研究此前與政治現實走得太近所導致的經驗教訓的反思非常相似。“史學危機”和“法律史學危機”的說法當時的這種同頻性，在法律史學者俞榮根1991年時所寫的下列這段話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自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歷史學被冷落，史學家們驚呼‘史學危機’。法史學也是如此?！?/p>

延至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種認為法律史學科遇到了“危機”的聲音逐漸有所增多。1988年7月，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這是中國法律史學會的下設分會之一，后來改稱為中國法律思想史專業委員會）第一屆年會暨《中國法律思想史通史》（多卷本）編委擴大會在貴州省貴陽市召開，與會學者們當時“就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的危機和出路等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到了90年代初，數位主要從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學者都明確提到，法律史課程正在教學方面遇到“困境”或“危機”。例如劉新認為，“所謂‘史學危機’也殃及中國法律思想史學科”，其具體體現是中國法律思想史課程的總課時被大大壓縮、研究生招生困難、學生們不愿意聽課等等。胡旭晟則指出，近年來在我國的法律專業當中，法律史課程的教學遇到一些困難，有不少學生覺得法律史課程的內容枯燥乏味或者離現實太遠，結果對法律史課程不感興趣。上述這種當時存在于法律史教學方面的所謂“困境”，被錢大群直接稱作“危機”。

（二）本世紀初以來逐漸成為業內共識的法律史學科危機論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明確提出法律史學科正在我國法學界當中陷入某種“困境”的學者當時尚屬個別少數的話，那么自本世紀初以來，認為法律史學科遭遇到了“危機”的看法，正在我國法學院系當中逐漸變成越來越多法律史研究者的切身感受，乃至形成了某種行內共識。

在此一時期，直接促使許多法律史研究者不約而同地產生法律史學科遭遇“危機”之看法的最主要外部因素，是數場圍繞著法律史學科在一些法律類全國性考試的科目名單當中之去留問題而引發的風波。這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時發生在全國律師資格考試考核科目內容方面的一個變化，即從這一年開始，全國律師資格考試的綜合卷當中不再將“中國法制史”和“外國法制史”的知識內容納入其考核范圍。盡管有法律史學者認為由于“中國法制史”仍然還保持著作為法學專業本科核心課程之一的地位，故而“至少從表面上，法史類科目在本科教學中的普遍意義尚未受到明顯的消極影響”，但上述變化當時就已經引起不少法律史學者的擔憂。進入本世紀以來，2001-2002年間關于當時新實施的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在最初的考試預案和隨后舉行的首次考試中都未將法制史納入考核課目范圍，以及在同等學歷人員申請法律專業碩士學位的考試中是否取消考察法律史學的考核內容的風波，還有2012-2013年間發生的“中國法制史”課程是否列在教育部高教司發布的法學主干課（必修課）名單之內的事件，盡管后來由于一些有著各方面影響力的資深法律史學者的努力斡旋，以及法律史學界同仁們的共同疾呼，最終都得以驚險地渡過，但無疑刺激了許多中國法律史研究者開始直面本學科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的此類“危機”進行反思和發表看法。

舉例來說，2005年時，一位當時正在從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青年學者鑒于所謂“中國法律史學的生存空間一度被壓縮到令人窒息的地步”的學科現狀，發出了遭遇如此困境的法律史學是否真會成為“夕陽學科”的感慨。次年，中國法律史學界的前輩學者張晉藩也提到，法制史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被邊緣化的跡象”。另一位法律史學者李力則在首先肯定中國法制史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之后，緊接著就說道，“不可否認目前中國法制史正處于‘邊緣化’的困境之中。這種‘危機’的存在已成為學界的共識”。與上述說法相類似的先揚后抑之筆調，此后亦可見于其他不少法律史研究者的筆下。比如趙立行認為，我國的法律史學研究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法律史在法律學科中始終處于一種邊緣地位，似乎也是學界共識”。另有一些法律史學者則直接聲稱“目前中國法律史學處于困境之中已成為法律史學界的共識”，認為即使在2012-2013年間渡過了前述那場“中國法制史”是否能夠被國家教育主管部門保留在法學核心必修課之列的“虛驚”之后，如今仍然處于“后法律史危機時代”。甚至還有學者將法律史學科此種被其認為“幾乎已成共識”的困境稱作“窮途末路”。即便有資深學者將1978年以來視作法制史學發展的所謂“黃金時期”，但其在鼓勵中青年法律史學者砥礪為學、力爭出學術精品之后所說的“我們就一定會消除‘蕭瑟之氣’，再次迎來法史的春天”一語，實際上透露出了其對法律史學科現狀的某種憂心。正是鑒于上述這些來自法律史學界內部的夫子自道，從事中國法律史研究的資深學者侯欣一近年來不止一次地以看似戲謔、實則沉重的語氣指出，法律史學科可謂我國法學界當中危機感最強的學科。

（三）法律史學科危機論的言說要點變化與現下的根源性問題

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個別法律史學者主要是從課程課時被縮減等教學層面來言說本學科所遇到的所謂“危機”，那么到了本世紀初以來的頭十余年，更多的法律史學者則是在親歷了法律史學科在法律類全國性重要考試和法學核心課程目錄當中的數場科目去留風波之后，不約而同地感慨本學科所面臨的“危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法律史學科“危機”的言說方式及其要點，近年來正在發生一些重要的微妙變化。

2018年時，中國法律史學會現任會長張生在《光明日報》上專門撰文指出，得益于現下強調著力構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體系的時代背景，中國法律史學科的“近憂”得到了某種緩解，但“法律史學的危機依然存在”。他以自我設問的方式，列出了中國法律史學科需要認真回應的一些現實問題，并嘗試對其進行整體回答。在張生看來，中國法律史學科可能面臨的質疑主要包括：是否應該讓每位法科學子都學習中國法律史學？如果中國法律史學是一門相對獨立的法學學科的話，那么它所提供的知識是否屬于法學體系所必需的？是否有益于法學的其他學科？

上述這種出于“遠慮”的反思，明確將中國法律史學的教學課程體系和知識體系擺放在整個法學體系當中進行打量，并且力圖回答中國法律史學能夠為法學的其他學科（法理學和各部門法學）提供什么樣的知識支持，而不是像以往其他許多法律史學者在談及本學科“危機”時所做的那樣，常常只是自顧自地堅稱中國法律史就應當作為法學核心課程普遍開設和在全國性法律類考試中列為必考，或者實際上主要出于對自己工作量考核的擔心而抱怨法律史學課程的教學課時遭到壓縮。這啟發我們，現下談及中國法律史學科是否存在“危機”時，從長遠來看，應當將言說和思考的重點，從上世紀90年代主要強調的課程教學“危機”（即課程課時被壓縮）和本世紀頭十余年所關注的科目境遇“危機”（即差點被從法律類全國性重要考試科目和法學核心課程目錄當中移除）這些表象性的“近憂”，深入到中國法律史學科對于整個法學知識共同體的實際貢獻如何這一根本性問題上來。

就此而言，如果說中國法律史學科目前存在“危機”的話，那么真正的“危機”在于，中國法律史學科現下對于整個法學知識共同體的貢獻度，還沒能實際贏得法學其他學科的廣泛認可，甚至經常受到質疑。我國法學界當中已經有不少研究法理學和部門法學的學者，或公開或私下地發出如下質疑：現下我國法學院系當中的中國法律史學論著，從總體風格來看，是否真地不負專門將法律史學作為法學的下屬二級學科之一進行單獨設置的必要性？例如有法理學者就明確提出，“法律史學一定只能是部門法學者尋找特定法律規定得以出現的歷史因素的說明性理論而己，它原本就應當被部門法理論所吸收”，并且在多個場合旗幟鮮明地聲稱，那些與目前的實在法體系無關的“法律史學”研究（例如對晚清變法以前的法律之歷史或者歷史之法律展開的研究），很難被真正作為“法學家族當中的恰當成員”進行看待，而是屬于歷史系的法律史學，只有對晚清變法以來的法律展開的歷史研究，由于與今天的實在法體系有關，才有可能屬于法學的領域。

上述這種來自某位法理學者的明確質疑，必然會引起許多法律史學者的本能反對，很可能會被后者斥為偏頗乃至偏激之語。但倘若冷靜地來看，那么可以發現這種質疑也不是毫無道理，且并非只是個例。近年來，有不少法學研究者（其中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史研究者）認為，如今我國法學院系當中的法律史學，就其總體研究風格而言，與法律史學是被作為法學二級學科進行單獨設置的這一學科建制屬性實際上并不完全契合，并據此展開反思，甚或直接提出批評。例如有學者便認為，“目前部分法律史研究本身就不是法學”，故而這樣的法律史研究被法學的其他學科所疏離，自然也就不足為奇。而法律史學論文如今越來越難被法學期刊選用發表這一現狀和趨勢，則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法學其他學科對法律史學的整體疏離態度。正如有法律史學者已經意識到的，“我們的生存危機不在于學者的產出，而是源自法學類核心期刊對法律史論文的冷淡態度”。這些都在迫使我國法學界當中的法律史研究者們，不得不直面“法律史學對于法學而言究竟有何貢獻？”這一關涉法律史學科“危機”之真正根源的問題。又或者借用一位法律史學者的反思之語來說，“以行政手段形成的學科建制現狀，不能成為我們忽視某一學科學術屬性的理由?！?/p>

二、法律史學科危機論與法律史研究方法之間的內在關聯

（一）法律史學科危機論帶動關于研究方法的反思

在對法律史學科所謂“危機”展開討論和反思時，一些法律史研究者不同程度地意識到，此種境況的出現，是與法律史學科以往在研究方法及范式方面存在的問題密不可分，故而主張應當把推動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變革與更新作為應對“危機”的主要著力點。

此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知名的綜合性學術期刊《江蘇社會科學》在2016年專門組織推出了一組法律史專題文章，而該專題名稱便被確定為“中國法律史學的困境與出路：從研究方法的視角切入”。在這組專題文章的作者當中，劉順峰強調“范式方法論意識的薄弱”是當下中國法律史研究存在的一個主要問題，方瀟則說得更為直接，認為“研究方法雖然不一定是中國法律史學最為核心之所在，但也至關重要，它直接關乎到法史學研究的活力和魅力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研究方法的創新已成為目前法史學如何通向‘不失體面’的未來的關鍵通道”。

而在此之前，亦有多位法律史學者都曾明確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或是強調中國法律史學科遭遇“重大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既有方法的陳舊及研究目的的含糊不清”，故而主張必須在研究方法及目的兩方面做出大的改變，或是認為方法論上的困境是“法律史研究走向低谷的真正死穴”，因此呼吁在法律史研究領域“一場方法論上的變革勢在必行”。

（二）研究方法及范式的革新日益成為共識

除了像上述那樣在自承法律史學科“危機”的前提下，主張尋求研究方法及范式上的變革乃是超越此種“困境”的重要對策，還有許多法律史研究者也在其他的各種場合，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指出，研究方法及范式上的創新，對于推動法律史研究的發展而言有著重要的意義和迫切的必要性。

一些法律史研究者籠統地主張法律史學需要在研究方法上進行多元化的創新。例如，張晉藩在展望中國法制史學的發展前景時指出，研究法律史的方法應當不拘一格，“只要能揭示客觀事物本來面貌與發展的規律性，都可以嘗試”；王立民將“進一步改進研究方法”視作中國法制史研究未來發展需要重點解決的三個主要問題之一，并認為“只要有利于中國法制史研究”，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亦可被嘗試使用；夏錦文認為，研究方法的更新有助于“實現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思路創新與范式轉換”，故而應當成為新時期中國法律史研究的“主旋律內容”之一；林乾主張“在研究方法上的融通不夠”是制約法律史研究發展的一個主要問題，因此呼吁法律史研究者吸收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以拓寬法律史研究的范圍和視野。

還有一些法律史研究者則說得相對更為具體，或是專門圍繞某種研究方法如何在法律史研究當中加以運用及其學術意義進行探討，例如曾代偉、陳金全、汪世榮、任海濤、王海軍、于語和、王志強、杜軍強等學者各自針對社會—經濟史方法、人類學方法、社會學方法、發生學方法、訓詰學方法、類型化分析方法、規范性分析方法等在法律史研究當中的具體運用所做的闡述；或是結合個人的探索提出某種所謂“新”的法律史研究方法，例如饒傳平所稱的“由命題出發的概念坐標系”方法，以及汪雄濤所稱的作為一種方法論的“邁向生活的法律史”。

一些法律史學者在回顧和總結本學科的研究進展時，更是常常會提到研究方法的更新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推動作用。從本世紀初《法學家》雜志在每年的第一期推出的“中國法律史學學術研究年度回顧”系列文章當中，我們便能明顯感受到這一點。例如，曾憲義和趙曉耕在梳理2001年中國法律史學研究進展時指出，“關于法制史研究方法是本年度熱點問題之一”；曾憲義、鄭定和馬小紅在介紹2005年中國法律史學研究成果時，將“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使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展”，作為該年度法律史學術成果所展現出來的三大特點之一；鄭定和楊昂在回顧2003年中國法律史學研究進展時，不僅在開篇之處便強調，“隨著近年來對法律史研究方法與范式討論的逐步深入，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新成果、新方法漸次被引入法律史研究，2003年來的法律史研究呈現出了視野更開闊，視角更豐富，方法更多元的局面”，而且還在文中設置了專門的一節，用來介紹一些被其認為體現出法律史研究方法創新的代表性作品，強調“新方法的引入，使中國法律史研究呈現出嶄新的面貌，隨著提問方式的改變，一些陳舊的命題呈現出新意，而一些從前被忽視的重要領域則展現在學人面前”。

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革新這一議題，不僅平時受到許多法律史學者不約而同的關注，而且還多次在中國法律史學會的年會上成為同行們共同討論的焦點。例如中國法律史學會的2000年合肥年會和2002年上海年會便是如此。這兩次年會召開之后不久公開出版的年會論文集，均收錄了多篇從不同角度討論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文章。

（三）關于法律史研究方法的既有討論之得失

由上述梳理可知，關于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討論，在中國法律史學界已然風行有年。仔細觀察后則可以進一步發現，此種討論實際上常常是伴隨著關于所謂法律史學科“危機”的明確言說或潛在意識而生發。甚至在一些學者看來，學科危機意識正在推動某種“方法論焦慮”在中國法律史學界逐漸蔓延。

就中國法律史學界關于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討論和反思而言，尤其是對多元化的“新”研究方法的引入，不少學者強調這對于推動法律史研究深入開展、擺脫“困境”而言勢在必行，甚至迫在眉睫，但也有一些學者持謹慎的態度。例如劉海年和馬小紅在本世紀初提出，“在學科研究方法不斷豐富的今天，我們一方面為由于新方法的使用使學術視角不斷開闊而感到欣慰，另一方面我們也注意到過于熱衷采用新研究方法的嘗試給學術帶來的消極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強調，“我們目前更需要的是加強學科基礎理論和方法的建設，而不是獵奇式地進行所謂‘新方法’的嘗試”。

在我看來，中國法律史學界既往關于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討論和反思，對于法律史學科的發展而言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也存在不少地方需要進一步細化探究，甚至亟待糾偏。概其要者，主要存在如下幾方面的問題：第一，法律史研究需要在方法及范式上加以更新，此點幾乎已經成為我國法律史學界的行內共識，但在是否切實做出了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更新方面，總體來看呈現出口頭表態多于實際踐行的特點。第二，許多法律史學者都贊同研究方法應當多元化，提出應當將“法學的研究方法”與“史學的研究方法”相結合，又或者主張不妨在法律史研究當中多多利用社會學、人類學等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但對于所謂“法學的研究方法”“史學的研究方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等具體指的是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卻缺乏明確的交代和準確的認知，常常只是停留在模糊的指稱和粗獷的理解上面。第三，在各自就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提出自己的看法時，尤其是在近十余年來圍繞法律史研究應當朝向“法學化”抑或“史學化”方向發展的爭論當中，一些法律史學者由于沒有妥當區分“研究者個人所喜好推崇的風格”和“法律史作為法學二級學科之一所應具有的總體風格”，未能從個人偏好躍升至學科整體定位的高度加以審視和討論，結果常常淪為意氣之爭。就此而言，有必要重新回到上一節分析得出的法律史學科危機之根源性問題進行思考，亦即中國法律史學科對于整個法學知識共同體的實際貢獻度究竟如何。

三、“法學化”抑或“史學化”之爭背后的學科認同意識問題

近年來關于如何更新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討論，在某種程度上重新激活了中國法律史學界先前關于兩種不同研究進路及風格的爭論，進而引發出以中國法律史研究應當“法學化”抑或“史學化”作為其具體議題的新一輪討論。

（一）上世紀末關于法律史研究不同風格的討論

在上世紀末，我國法學界曾有數位法律史學者專門撰文，針對當時中國法律史研究呈現出來的學術風格，以及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檢討和反思。

蘇亦工在1997年時首發其聲。他明確提出“我國的法律史學目前正走入困境”，接著分析了導致此種狀況的主要原因。就法律史學科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問題而言，蘇亦工將其總結概括為，法律史研究在風格上片面地向歷史學靠擾，而忽視了法律史作為法學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所應具有的自身特點。按照他的看法，許多法學出身的法律史研究者所撰寫的作品，“史的味道較濃，法的味道甚淡”，與歷史學界當中的廣義同行相比，并沒有展現出彼此在研究角度和方法上應有的區別。在此基礎上，蘇亦工坦率地提出批評稱，倘若法律史研究都像這般在風格上幾乎完全被史學界同化，那么還不如干脆撤銷設置在法學當中的法律史學科，改成并入到歷史學界，“以避免智力資源的無謂浪費”?；谏鲜稣J識，他呼吁我國法學界的中國法律史研究者應當提高自身關于“法”的功夫：“法學界的學者當側重從法的角度研究法律史。至于發掘史料，考訂史實等工作則應最大限度地借助史學界的成果?！?/p>

1998年，胡旭晟對彼時我國法律史研究領域所呈現的“新”格局進行了專門評析。他認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法律史學界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研究取向和學術風潮，其不再像“傳統的法史研究”那樣將通過法律史料考證發現歷史原貌視作研究的最終旨趣，而是注重對法律歷史現象進行學理分析與文化闡釋，并且還力求從中開掘出對于我國當下法制建設的某些啟發。胡旭晟將從事所謂“傳統的法史研究”的學者們稱作“考據派”（以中老年學者為主體），而將踐行上述新的學術進路的學者們稱作“理論派”或者“文化派”（以中青年學者為骨干）；相應的，前者筆下所呈現的法律史學被他稱為“描述性的法史學”，而后者則被他喚作“解釋性的法史學”。

在上述這兩篇皆發表于上世紀末的文章當中，無論是像蘇亦工所主張的那樣，出身于歷史學界和法學界的不同學者在研究中國法律史時需要進行合理分工，以形成相互借重、互為啟發的良性關系，還是像胡旭晟所倡導的那樣，各自偏好“描述性法史學”或“解釋性法史學”的不同學者，應當在彼此尊重和理解的基礎上相互支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都無法回避兩撥主要知識訓練不同的學者、兩種各有側重的研究進路之間存在著某種張力甚至對立情緒的事實。徐忠明在本世紀初時就曾對此有過非常形象的描述：“法律史考證學家每每以自己能夠判定真實的史料而自喜，有些輕視關注理論建構與意義解釋的研究路數，認為那種征引幾條史料然后大肆發揮一通，乃是無根游談，毫無學問可言。而重視法律史意義解釋和法律史宏觀理論的學者，也不時流露以意義解釋和理論建構而得意，以為放棄意義解釋和理論建構，法律史無疑成為‘支離破碎’的史料堆砌，根本不能稱之為法律史。”

（二）“法學化”抑或“史學化”：2013年的一篇論文及其引發的方向性爭論

如果說在徐忠明于本世紀初做出上述那番描述時，兩派學者還只是主要通過私下議論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偏好以及對對方的看法，那么過了一、二十年后，這兩種不同研究風格之間事實上存在的競爭或對立，如今已然從私下的議論逐漸演變為一些公開的論辯，甚至是直接的學術對壘。此方面最典型的具體表現，當屬近年來在學界頗受關注的法律史研究應當“法學化”抑或“史學化”之爭。而主要引發此方面公開論辯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則是《歷史研究》在2013年時刊出的《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學化還是史學化》一文。

在這篇文章當中，其作者胡永恒（博士畢業于北京大學法學院法律史專業，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從法律史學研究者們圍繞本學科發展方向的觀點分歧切入，提出“法律史應當朝何處去”這一引人關注的學術問題，接著分別設置專節文字，對他所稱的“法學化的法律史”和“史學化的法律史”的各自風格及缺點分別進行評論，然后在此基礎上指出，單向朝著法學化或史學化的方向發展的作法都存在偏弊，此固不待言，但諸如“兼顧史學化與法學化”之類的籠統主張，亦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毋寧說只是一種修辭性的說法而已。在認為目前總體來看法律史研究在史學功底方面的不足和問題更為嚴重這一判斷的基礎上，胡永恒盡管也理想化地提及法律史研究者個人應當努力做到“法”“史”兼修、歷史學界和法學界要加強相互交流，但他最終還是明確給出了自己關于法律史研究之側重發展方向的基本主張—“當前的法律史研究應當朝史學化的方向走”。

胡永恒做出的上述論斷，后來在我國法律史界當中引發了相當大的質疑。多位來自法學界的法律史學者隨后在撰文討論法律史研究方法乃至學科風格定位時，明確反對胡永恒的這一觀點，對其展開針鋒相對的批駁。

方瀟旗幟鮮明地主張中國法律史研究應當“淡化‘史學化’，倡導‘法學化’”。他首先提出批評說，胡永恒對我國法學界的中國法律史研究現狀所做的那些描述，犯了認識滯后和以偏概全的毛病，接著重點強調，要想實現法律史研究的最終目標（方瀟稱之為“現實關懷”），就不能僅僅停留于對歷史上的法律現象進行復原以及對法律史料的考證上面，而是必須走“以法學思維來解讀和闡釋種種史料和法律現象”的“法學化”研究進路。方瀟聲明，自己所說的這種在大方向必須做出的抉擇，并非是在貶低史學界相關研究成果的價值和意義；他提出要注重充分吸收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但明確表示不能完全依賴史學界的貢獻。

魏建國更是專門撰文針對胡永恒的上述看法進行點名商榷。他首先強調，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或進路該如何選擇這一問題，不僅事關法律史學科的屬性和定位，而且也事關這一學科的生存與發展，接著逐一針對胡永恒前述判斷所依據的主要理由展開反駁，最后針鋒相對地提出“當下中國的法律史研究，需要回歸和再構法學框架或法學進路”的主張。與前述介紹的方瀟對胡永恒觀點的反駁相類似，魏建國據以主張“法學化進路應是法律史研究的進路和方向”的最主要理據，也是認為法律史研究應當發揮其在法學和法治發展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不過，與方瀟只是在“從學科的發展來看”這一較為模糊的文字表述下提出自己的看法有所不同，魏建國在其文章中多次明確聲明，自己所做的分析論證，以及最終得出的結論，乃是以法律史學科屬于一門建制在法學當中的二級學科作為其展開討論的前提。

（三）法律史學科危機論與法學學科認同意識

胡永恒的上述文章后來之所以是在我國法學界的法律史研究者而不是史學界的法律史研究者當中引發如此大的爭議，并非只是單純因為法律史學研究中存在著的兩種不同取向之分歧，而是主要由于該文觸及了我國法學界的許多法律史研究者們當下共同意識到的一個現實問題。如前所述，我國法學院系當中的一些法律史研究者，眼見甚至親身體會到了，名義上作為法學二級學科進行設置的法律史學科，相較于法學之下的其他二級學科而言，如今正在遭遇到被法學學科群“邊緣化”的現實危機，故而不得不思考如何通過重新調整法律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求在風格和立場上不至于與法學的基本學術傳統相去甚遠，從而能夠回應一些來自其他法學二級學科的研究者公開提到或私下發出的“中國法律史學還屬于法學嗎？”這一事關學科設置之正當性的質疑。而胡永恒上述論文中所表達的觀點—“當前的法律史研究應當朝史學化的方向走”，恰恰與法學學科的基本立場相悖，故而成為了我國法學院系中的許多法律史研究者的批評對象。就此而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史學化還是法學化的問題是由研究人員的問題意識和學科立場所決定的”

上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時，法律史學科在我國法學院系當中曾是“熱門”和“顯學”，在所有法學學科當中一度居于“排頭兵”或者說“領軍”的突出地位。這種狀況大致維持到90年代中期或世紀之交。惜乎好景不長，無論是法律史學科在我國法學界當中的學科地位，還是其在我國法學界當中的學術影響力，后來都在逐漸下降。近二十多年來，主要由于民法學、刑法學等實踐性很強的部門法學在整個法學學科當中不斷壯大和日益成熟，極大地改變了法學內部各個二級學科之間原先的知識權力格局，法律史學科在我國法學界當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于是不斷遭到削弱，以至于陷入“邊緣化”的窘境或低谷。甚至有法律史學者驚人地斷言，“可以預料，隨著部門法學的興盛，法律史學從法學院的消失趨勢幾乎不可逆轉”。

但是，我國法學院系當中許多法律史研究者皆感受到的上述“危機”，在歷史學界當中根本就不會存在，因為在歷史學的學科群建制當中，法律史從來就不是其中一個獨立建制的二級學科。以歷史學門類當中的中國史為例，中國法律史只是其下“專門史”這一細分類別當中有可能包含的一種很小的研究方向，而且，即便在那些設置了“專門史”方向的歷史院系當中，實際上也很少有進一步將法律史添加作為其下的特色方向。不僅如此，與“中國法律史”（先前被稱作“中國法制史”）近數十年來一直是我國法學專業的十幾門核心必修課程之一這種顯赫地位大為不同，任何法律史學性質的課程，在歷史院系當中都從來沒能成為要求其本科生們普遍必修的核心課程。易言之，在歷史學的學科群建制當中，法律史學從來就沒能真正成為嚴格意義上的“學科”，更加不用說被列為歷史學專業的核心必修課。

因此，法律史學科危機的破解關鍵，首先在于需要明確意識到法律史學科乃是在法學學科而并非在歷史學科當中遭遇到了“困境”或“危機”。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長久以來法學家族一直存在著拒絕承認與法律史學科具有親屬關系的現象，且近年來這種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對于法學院系當中的法律史研究者來說，在面對法律史學科的所謂邊緣化危機之時，首先需要自我追問并努力回答的重要問題，應該是“法律史學對于法學而不是歷史學究竟有何貢獻”。而這就涉及學科身份認同的問題。

就此而言，近年來一些針對我國法律史學研究現狀的尖銳批評，雖言辭犀利，但令人深思。2021年下半年，一位主要研究外國法律史的學者在其發表的一篇論文當中，語出驚人地將我國法學院系中的法律史學形容為“早已是‘行尸走肉’，一個在空中游蕩的幽靈”，認為現下我國法學界當中從事法律史學特別是中國法律史學研究的許多學者，“其實是一個失去身份認同的群體，在法學院里追逐著歷史系的夢，同時，鄙視著部門法學的文化缺乏癥”。他用“法律史學的身份認同焦慮”一語來概括這種“身在法學院，心向歷史學”的矛盾情形，而把被此種“身份認同焦慮”所困擾的法律史學稱作犯上了一種“抑郁”“哀怨”的病癥。該學者的上述說法或許會被認為失之偏頗甚至有些刻薄，但其所說的“身份認同焦慮”，提醒我們必須正視法學院系當中的法律史學者應當有著什么樣的學科認同這一問題的重要性。

此種在談論法律史學科“危機”時應當首先意識到的學科語境限定和學科認同意識，近年來正在逐漸得到一些法律史學者的明確重視。例如侯欣一指出，在對法律史學科學術研究現狀進行觀察和討論時，應該注意區分“作為學者個體的研究旨趣”和“作為法律史學科的研究現狀”這兩個不同的層面，“前者是學者個人的志業，學界應該充分尊重其個人興趣。但作為一個學科，則有必要凝練、概括出好的議題，引導學界對學科發展的重大、核心問題予以關注”。此言甚是。進而論之，對于被作為法學二級學科專門設置的法律史學科而言，不僅需要立足于法學學科的總體立場，選擇凝練本學科重點關心的議題，還需要發展出能夠響應法學學科之需求的研究方法及范式，而不能像某些身處法學院系之中的法律史學者那樣，在聲稱應當堅守本學科的學術立場時，卻將法律史學從本質上理解為就是一門專門史。

結語：立足于法學學科認同意識尋求法律史學科危機之突圍

有學者在多年前反思法律史學科相較于法學旗下其他“舊貌換新顏”的學科而言為何陷入“停滯的焦慮”時，認為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多少年來法史學界自覺不自覺地花費大量的精力糾纏于學科‘方法’的討論，幻想通過所謂方法的改變，重現學科往日的興盛”，強調“這種畏難取巧、尋找捷徑、年復一年的方法討論，并未給法史研究帶來應有的進展”。這種“冷”思考從另一個角度提醒我們，關于法律史研究方法及范式的反思，同樣也應當在需要加以反思的議題行列。

不過，上述批評所稱的那種令人感到遺憾的狀況，也與法律史學界以往關于研究方法的絕大部分討論并沒有自覺進行必要的學科語境限定有關。法律史學科通常被認為具有交叉學科的特點，其研究者群體在法學院和歷史系當中皆有分布（當然，前者的人數遠多于后者），但法學院和歷史系當中各自的法律史研究，由于所處學科語境和需求的不同，在整體學術風格上理應存在必要的區別。舉例來說，在歷史學界當中被視為本學科立身之基的考據學方法，在法學院中就并非最能體現法學學科之特點的研究方法，反之亦然。對于法學院系當中的法律史研究而言，如果無法被法學界的其他同行們真正認可同屬一個彼此能夠相互獲得裨益的知識共同體，那么法律史學作為正式建制的法學學科群之一員的身份，尤其是中國法律史作為要求所有法學本科生必修的核心課程進行設置的正當性，就會受到懷疑。質言之，法律史學科在當下遭遇的真正“危機”，并非指法律史研究在學術界被普遍認為沒有價值或存在的必要，而是指，法律史學科被作為法學二級學科專門加以設置這種做法的正當性，在我國法學界內部受到不少同行或公開或私下的質疑，進而直接影響到法律史學科在我國法學界當中能夠分得的資源多寡和發展空間大小。法律史論文近年來在我國法學期刊上的發文總量明顯減少，只是此方面可直接感知到的一個例子。另一個“溫水煮青蛙”式的例子是，盡管中國法制史如今依然得以保持在法律碩士全國統考的五門法學科目之列，但近年來，不少法學院系（其中包括一些頂尖的法學院）后續在自己組織法律碩士招生復試時，實際上已將中國法制史從復試階段的考核科目范圍里面剔除出去。此種現象背后所折射的法學其他學科現下對于法律史學的微妙態度，應當引起法律史研究者們的警醒和反思。這些都是法律史學科如今在我國法學界當中所面臨的“危機”的具體體現。

就上述法律史學科“危機”的破局之道而言，如何具體踐行法學學科認同意識之下的研究方法革新，可作為一個重要的突破口。晚近十余年來，一些中青年法律史學者已經開始朝著上述方向，在法律史研究方法上進行了一些初步但可貴的探索，并在各自所做的具體研究當中予以不同程度的演示。例如，王志強在從法學學科的立場及視角回答“我們為什么研習中國法律史”這一問題時，具體論述了，價值歸納、規范分析和社科法學等研究方法的深入運用，將有利于中國法律史學真正回歸法學學科群的行列；鄧建鵬主張建立一種以法學基本原理與現代法學問題意識為其基礎的法律史研究，建議優先選擇研究那些可能為法學學科發展或當代中國法治建設提供借鑒資源的法律史專題；趙立行強調法律史研究需要向現行法回歸，提倡將法律史作為一種剖析現行法的獨特方法或視角，具體通過在現行法中發現歷史的空間，來建構法律史學針對現行法的獨特話語權；李棟從德國歷史法學派的旗手薩維尼的研究方法那里獲得啟發，主張法律史研究的一大重點，在于先對固有法當中那些對當下實在法仍具有意義的內容進行“歷史性研究”，然后再將經過處理后的法律史素材加以“體系性建構”，以此建立起歷史與當下之間的聯系；陳煜主張將法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收回到“規范”上來，再在此基礎上借助“追問意義”，來提升法律史學作為法學學科的品格；高仰光利用被其劃分為六個層級的理論框架，認為中國的法律史學存在的明顯不足在于欠缺對“規范性”的深入思考，并在此基礎上闡述了現代法學的規范性思維對于提升法律史學研究的重要作用；黃駿庚借助對“日常家事代理”在我國近現代民法制度和學說當中之演變的歷史分析及反思，展現了法律史學可以如何助益于當代部門法學的研究，而這種風格的研究，正是吳訓祥所呼吁的“中國法律史的規范性道路”的一次具體演示；尤陳俊立足于對法律史文章常見寫作風格及其存在問題的細致分析，提出了關于如何面向法學知識共同體認真探索法律史研究和寫作的范式變革的若干操作性建議；賴駿楠利用針對當代有關清代法的經驗研究成果所做的整合性梳理，與馬克斯·韋伯的法律社會學展開經驗與理論之間的深入對話；李富鵬主張將“全球法律史”的視角作為法律史學的一種補充性視角，以此實現“復規則性”的范式轉變，從而奠定新法學理論的認知前提；顧元和劉曉林在各自針對唐代的無主物法律制度和唐律中的"罪名"之含義進行分析時，分別參考了現代民法學和刑法學的相關知識，以期通過古今對比，揭示出對于當代民刑立法的鏡鑒價值；謝晶利用法律史的縱向視角，圍繞"脅從犯"這一我國現行《刑法》中特有的共同犯罪人類型，分析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政策、制度是如何有機勾連，最終在當代嬗變為現行刑法中這項源自我國自身歷史的獨特規則。上述這些學術嘗試都從不同的角度展現了，在中國法律史研究與法學理論、部門法學之間，并非像某些將法律史學在本質上只是視為一門專門史的學者所聲稱的那樣注定難以展開有效的學術對話。毋寧說，如何搭建法律史學與法學理論、部門法學之間的交流平臺，恰恰正是當下法學院系當中的中國法律史研究者們需要眾志成城地努力完成的重要學術使命。唯有如此，中國法律史學科才能被視作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學科而得以實至名歸地設置在法學門類之列。

一言以蔽之，當我們現下談論法律史學科“危機”及其破局之道時，首先需要明確意識到，只有當法學院系的法律史學者們從整體來看能夠在其研究當中明確展現出法學學科認同意識，并通過具體的學術作品將此種法學學科認同意識加以踐行，努力與法學理論乃至部門法學展開有效的對話和交流，法律史學科才有可能贏得法學其他學科的真正認同，進而維系其能夠名列法學二級學科群之內并從整個法學學科分取資源的身份正當性。法律史學科在我國法學院系當中能否站穩腳跟乃至獲得長遠發展，將直接影響到每位法律史研究者的個體切身利益。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這是身處法學院系的法律史研究者都應當認真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