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品私募基金作為藝術資產、藝術市場與金融工具結合的產物,21世紀初在西方藝術市場加速發展,數量激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這股熱潮迅速熄滅,隨后經歷了10余年的“冷卻”和調整期。近年來,全球藝術市場信心低迷,交易額下行。在一些國際財經媒體和藝術媒體的報道中,藝術品私募基金的受關注度卻逆勢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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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天賜,《怒放的雞冠花》局部,成交價:人民幣1035萬元,刷新藝術家拍賣紀錄,圖片來源:西泠印社二〇二五年春季拍賣會。
藝術品私募基金重回西方投資人視野
“當前藝術市場陷入低迷,正是推出新藝術基金的理想時機。”一家成立于2001年、從事相關業務的跨國公司負責人在接受The Art Newspaper采訪時這樣表示。
據Financial Times報道,另一家瑞典公司也在積極行動,2022年其發起的第一支基金,面向瑞典投資者募集了2000萬歐元,以女性藝術家以及全球少數族裔藝術家作品為主要投資對象,計劃運作周期為6年(存在延長的可能性)。2024年下半年該公司推出第二支藝術品私募基金,除了瑞典以外,也面向挪威、芬蘭、丹麥和英國的投資者發行。該公司的投資委員會主席提出了類似的觀點:“現在是買方市場,所以是啟動第二支基金的好時機。”
近期一些西方國家的藝術品收藏家和投資人,重新將目光聚焦于藝術品私募基金,主要原因在于兩個方面:
一、藝術市場進入下行周期后,藝術品交易的價格和條款趨于對買方利好,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買方更有機會捕獲那些價值被低估的藝術品;
二、過去幾年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指數曾一度居高,促使人們更加注重防范單一資產的風險,追求投資組合的多樣化,因此對包括藝術品在內的各類另類資產的配置需求上升,從而也推動了藝術品私募基金的關注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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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石濤詩意》,成交價:人民幣897萬元,圖片來源:開拍國際五周年&浙江南北2025春季拍賣會。
國內的歷史與現狀:監管收緊,藝術品私募基金近乎絕跡
我國雖無法律明文禁止藝術品私募基金,但在實操中,監管機構對藝術品私募基金的備案從2014年起日漸趨嚴,導致自2017年以來藝術品私募基金在國內近乎絕跡。
與西方市場相比,國內藝術品私募基金出現的時間相對較晚,經過短暫的繁榮后,急速退潮。從藝術品基金在國內開始興起的2007年至2011年鼎盛期,全國發行了至少50支藝術品基金。其中,國內的第一支藝術品私募基金——紅珊瑚一期于2009年成立,以當代書畫為主要投資標的。
回顧藝術品私募基金在國內的成長史,2014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年的一系列“暴雷”事件,揭示出行業發展初期的種種市場亂象。深圳杏石盛世藝術品基金便是其中的典型之一,2014年7月,多家媒體曝光了該基金的兌付結果與事先宣傳不一致的問題,據悉,多數投資者只拿回本金的10%。相關案例不勝枚舉,其中不少涉及夸大宣傳、業績造假等違規現象,甚至涉嫌非法集資和詐騙。
面對市場亂象,同年8月,證監會頒布《私募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首次將以藝術品、紅酒等為投資對象的私募基金納入監管范圍。業界普遍認為,《辦法》的出臺,更多的是聚焦于藝術品私募基金的風險防控,而非鼓勵其市場規模增長。即此次政策變化,實質上是提升對藝術品私募基金的監管要求、強化監管力度,以“限數量、抓質量”為底層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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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玉殿清荷》,成交價:人民幣747.5萬元,圖片來源:開拍國際五周年&浙江南北2025春季拍賣會。
如今國內的大多數藝術品私募基金都已銷聲匿跡。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官方網站的信息顯示,截至2025年8月5日,以“藝術”為產品關鍵詞的私募基金共計21支,該21支私募基金的成立時間介于2010年至2017年之間;而在私募基金以外的其他基金類型中,未見任何與藝術相關的產品公示信息。在這21支備案公示的藝術品私募基金中,僅3支的狀態顯示為“正在運作”。而這3支基金無一例外,均附有基金業協會的特別提示——“基金存續規模低于1000萬元人民幣”。其余18支基金的公示狀態分別為”正常清算”“提前清算”“延期清算”“投顧協議已終止”等。
風險集中于策略失誤、運營短板與信用缺失
無論藝術品私募基金在形式上多么接近私募證券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它依舊是風險密集的復雜投資工具。與傳統金融資產相比,藝術品市場的透明度更低、信息不對稱性更強、價格波動更大,其風險更突出地體現在策略、運營與信用的深層結構中。早期的案例已充分說明,藝術品私募基金最致命的風險往往并非源于藝術品本身,而是由基金管理人的失當行為與制度缺陷所引發的。
策略層面的風險首先值得警惕。不少“暴雷”的基金缺乏明確的藝術品投資邏輯,或是投資邏輯違背藝術市場本身的規律,致使基金陷入流動性困境。還有部分基金投資標的定位模糊、缺乏結構性,甚至并無清晰的購藏管理計劃和退出機制,這類短視型策略往往將基金置于極高的不確定性之中。
運營風險則體現為基金運作過程中專業流程的缺失。從藝術品的真偽鑒定、價值評估、運輸保險、倉儲保管,到后續的交易安排和稅務處理,缺乏專業支持和規范機制的基金極易在細節上出錯,而這些錯誤往往成本高昂。更重要的是,基金的治理結構不清晰,項目決策缺乏透明度,很可能導致投資人對資金使用情況、基金運作方式和結果難以追蹤,增加潛在合規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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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恩利,市場僅見姊妹篇油畫巨作《畫室(倉庫)ⅠⅡ》,成交價:人民幣552萬元,圖片來源:西泠印社二〇二五年春季拍賣會。
相比之下,管理人信用風險更為隱蔽,卻更具破壞力。在部分典型案例中,所謂藝術品基金,只是以藝術品為幌子,實則在為房地產等其他領域的項目進行融資。部分基金管理人還存在過度承諾收益、虛構藝術品來源、資產托管安排不明確、協議不履約等問題,最終在市場下行或現金流緊張時爆發兌付危機。這類風險一旦發生,不僅損害投資者利益,更會動搖整個市場對藝術金融產品的信任基礎。
理性選擇,才能真正發揮工具價值
2023年,德勤和ArtTactic聯合發布的藝術金融報告顯示,91%的藝術從業者和88%的財富管理從業者認為,藝術品和收藏品應該成為投資組合的一部分,分別較十年前的2014年增長了15和33個百分點。報告還指出,如今討論的焦點已經從藝術品是否應該成為財富管理的一部分,轉移到如何有效地落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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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藝術品私募基金只在國內經歷短暫的“曇花一現”,但從國際市場的最新動向來看,這一模式仍具其獨特的功能和潛力。以私募基金的模式投資藝術品,可以降低個體投資者投資高價藝術精品的資金門檻。更重要的是,藝術市場具有專業性門檻高的特點,非專業人士自身難以對藝術品進行有效的資產化管理,而成熟的藝術品私募基金可以利用專業顧問的知識和經驗形成解決方案。在藝術品交易和運維的過程中,基金也可以發揮整合學術資源、市場資源以及行業資源的平臺作用。
藝術品私募基金能否真正成為有效的工具,關鍵在于制度建設與監管水平是否匹配。目前,國內的監管環境尚未成熟。一方面,監管趨嚴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此前“借藝術之名行非法集資之實”的亂象;但另一方面,也因為監管口徑、備案要求較為模糊,使得真正具備專業背景和合規意愿的項目難以落地。因此,當前國內藝術品私募基金市場的沉寂,并不意味著這一模式本身的失敗,而是監管制度尚未形成有序支持與風險防范之間的平衡。
在境內產品無法滿足合規性要求的背景下,一些海外項目也進入了中國投資者的視野。不過,無論是前述兩家公司管理的基金,還是更廣泛的歐美藝術品投資基金,對于中國藝術品的涉獵都非常有限,難以匹配多數中國藝術品投資者的實際需求。據悉,日前也有持香港證監會資產管理牌照的基金管理人正在籌備相關業務,計劃設立以中國藝術品為主要投資范疇的開曼美元基金,以滿足本土投資者的資產配置需求。
藝術品投資的多重風險屬性,決定了這一領域需要遠超普通金融產品的專業判斷,包括對基金的管理人資質、藝術顧問背景、基金結構設計、清算與退出機制等方面進行全面評估。真正成熟的藝術品私募基金,往往將資產安全與藝術價值的穩步提升視為核心目標,而不是博取暴利的“快錢”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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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培力,《關于從沒做過虧心事的證明-悲劇006》,成交價:人民幣747.5萬元,圖片來源:西泠印社二〇二五年春季拍賣會。
在全球資本趨于謹慎的當下,藝術品私募基金重回市場視野,反映出投資者對多元配置與風險對沖的真實需求。對于國內市場而言,未來要想再次培育出可信、可控、可持續的藝術品私募基金生態,仍需在政策制定、市場監管與信用機制建設等層面持續發力。
作者均為惟典臻藏合伙人。本文僅以研究為目的,不構成對任何具體的投資產品、項目或機構的推介,或任何交易建議。本文詳見于【《家族企業》雜志2025年9月刊】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注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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