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落馬后，AI謠言“狂歡”了

10月9日，湖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烏蘭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這一嚴肅的反腐案件，本應成為社會反思權力監督的契機，然而，各種由AI技術編造的謠言卻隨之滋生蔓延，將公共議題扭曲成了一場虛假信息的狂歡。這不僅玷污了法治精神，更突顯了整治網絡亂象的緊迫性。

烏蘭被查消息公布后，網絡空間迅速出現了多種利用AI技術制造的虛假信息。有的稱烏蘭是“原國家領導人的孫女”，有的稱“烏蘭的弟弟叫烏蘭巴特爾，利用其影響力承攬工程”，有稱烏蘭為對抗組織審查“銷毀2018-2023年間部分審批文件”，有的繪聲繪色講述其弟在湖南“涉足醫療器械采購”。

這些謠言并非孤立現象，而是當前網絡AI式謠言生態的集中體現。根據中央網信辦的通報，近期網絡謠言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災情汛情、社會民生等領域，其中偽造政策文件、虛構悲情故事、濫用AI工具編造虛假情況已成為突出亂象。

不法分子利用公眾對反腐案件的高度關注，通過AI技術生成，捏造所謂“內部消息”和“腐敗細節”。這種技術濫用的行為，不僅混淆視聽，更侵害了民眾權益、擾亂了公共秩序。

AI謠言之所以能快速形成規模，在于其背后已形成一條產業化的造謠鏈條。從需求分析、內容生產到傳播投放，黑灰產分子利用技術手段實現謠言的大規模、高效率生產。更為復雜的是，“AI幻覺”特性使得機器基于有限語料自動生成的內容，生成的內容往往看似十分合理，完全可以“以假亂真”，這為謠言的“真實性”披上了偽裝。

面對這一新型挑戰，傳統治理手段顯現出局限性。AI謠言具有語義逃脫、跨模態偽造和認知滲透等新特性，能夠輕松繞過關鍵詞屏蔽，并且通過多模型協同生成圖文、音視頻構成的所謂“證據鏈”，并利用公眾的刻板印象增強可信度。這種技術加持下的謠言傳播，對網絡生態的破壞力遠超傳統謠言。

烏蘭案揭示的風險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權力異化的風險，另一方面是信息異化的危機。從公開報道來看，烏蘭曾在內蒙古自治區工作30多年，2016年調至湖南，先后擔任湖南省委副書記、省政協黨組副書記、副主席，2023年1月任湖南省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副主任。這樣一名長期擔任重要職務的領導干部被查，本應促使我們深入反思權力監督機制的完善。

然而，AI謠言的泛濫卻使得公眾注意力從案件本身轉向了虛假信息的狂歡。這種信息異化不僅解構了反腐案件的教育意義，更沖擊了公眾對制度的信任基礎。當權力監督遇上信息失序，二者形成惡性循環：權力暗箱操作滋生公眾猜疑，猜疑助推謠言傳播，謠言進一步侵蝕公信力。

應對AI謠言挑戰，需要多方合力，構建技術向善的綜合治理體系。

首先，強化技術治理是關鍵一環。要推廣“多模型協同判斷”機制，通過交叉驗證降低“AI幻覺”；在AI生成工具中強制添加數字水印，增強內容溯源性。網信部門和公安機關已開始重點整治AI造假、挑動負面情緒等亂象，這種技術治理應當常態化、制度化。

其次，完善制度設計是基礎保障。中央網信辦近日部署開展的“整治惡意挑動負面情緒問題”專項行動，重點整治挑動群體極端對立情緒、宣揚恐慌焦慮情緒等問題。這類專項行動應進一步拓展至反腐等公共議題領域，壓實平臺主體責任，對高頻發布賬號啟動AI檢測機制。

再次，提升公眾素養是長遠之計。應當普及網絡內容鑒別知識，培養公眾的批判性思維。鼓勵公眾通過官方渠道核實信息，如利用“中國互聯網聯合辟謠平臺”等進行驗證。只有當廣大網民具備辨別真偽的能力，AI謠言的生存空間才會被壓縮。

AI謠言的滋生蔓延警示我們：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它的善惡取決于使用者的意圖和社會的監管能力。治理AI謠言，本質上是守護真相在數字時代的生存權。唯有讓法治之光照亮算法黑箱，使公眾理性穿透信息迷霧，我們才能在權力監督與信息秩序的雙重維度中，營造風清氣正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