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一生：詩史大唐

在璀璨的唐代詩壇上，白居易如一顆溫潤而明亮的星辰，以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創作理念，為后世留下了三千余首傳世詩篇。他的一生，既有少年得志的意氣風發，也有貶謫外放的失意彷徨；既在朝堂之上直言進諫，也在江湖之遠寄情山水。從長安的繁華到江州的孤舟，從杭州的西湖到洛陽的香山，白居易用腳步丈量著大唐的疆域，用筆墨記錄著時代的悲歡，最終成為跨越千年依然被人銘記的 “詩王”。

一、少年漂泊：亂世中的苦讀與成長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 年），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中小官僚家庭。彼時的大唐，歷經安史之亂的重創，藩鎮割據、戰亂頻發，社會動蕩不安。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身為地方官員，為躲避戰亂，多次攜家眷遷徙，白居易的童年與少年時光，便是在顛沛流離中度過的。

在漂泊的歲月里，讀書成了白居易唯一的慰藉。他自幼聰慧，且異常刻苦，史載他 “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為了精進學業，他常常 “口舌成瘡，手肘成胝”，這種近乎嚴苛的自律，為他日后的文學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貞元三年（787 年），16 歲的白居易隨父遷居徐州，途經長安時，寫下了那首流傳千古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詩中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一句，以野草頑強的生命力，既暗喻了自己在亂世中不屈的意志，也展現出超越年齡的文學才華。當時的大詩人顧況讀到這句詩時，不禁感嘆：“有句如此，居天下亦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這句評價，不僅改變了顧況對白居易的看法，更讓年輕的白居易在長安詩壇初露鋒芒。

貞元十六年（800 年），29 歲的白居易參加科舉考試，一舉登第，成為當年及第的十七人中最年輕的一位。登第后，他與同科進士元稹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日后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成為唐代詩壇的一段佳話。在長安的這段時光，白居易滿懷理想，渴望能在朝堂之上施展自己的抱負，為國家和百姓貢獻力量。他在《初授拾遺》一詩中寫道：“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字里行間，滿是初入仕途的喜悅與對未來的憧憬。

二、仕途起伏：直言進諫與貶謫之痛

貞元二十年（804 年），白居易授秘書省校書郎，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永貞元年（805 年），唐順宗即位，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推行 “永貞革新”，試圖打擊藩鎮勢力、整頓吏治。白居易對這場革新充滿期待，積極支持革新派的主張。然而，這場革新僅持續了一百四十六天便宣告失敗，唐憲宗即位后，革新派成員紛紛被貶，白居易雖未直接參與革新，但也受到了一定的牽連，仕途一度受挫。

元和三年（808 年），白居易被任命為左拾遺，這是一個專門負責向皇帝進諫的官職。任職期間，白居易始終堅守 “兼濟天下” 的儒家理想，以直言敢諫著稱。他多次上書唐憲宗，針砭時弊，提出了許多切中要害的建議。例如，他曾在《論和糴狀》中批評朝廷強行向百姓征收糧食的 “和糴” 制度，指出這種制度 “名為和糴，實為強征”，導致百姓 “破產以供”，懇請皇帝廢除這一弊政。在《論鹽法之弊狀》中，他又揭露了鹽鐵專賣制度的弊端，主張改革鹽法，減輕百姓負擔。

除了上書進諫，白居易還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融入詩歌創作中，倡導 “新樂府運動”。他與元稹、李紳等人一起，創作了大量反映社會現實、同情百姓疾苦的樂府詩。這些詩歌語言通俗、主題鮮明，如《賣炭翁》中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的賣炭翁，《觀刈麥》中 “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的農夫，《杜陵叟》中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的貪官污吏，都以生動的形象和強烈的情感，揭露了社會的不公，表達了對百姓的深切同情。白居易曾在《新樂府序》中明確提出新樂府詩的創作目的：“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這種以詩為諫、關注現實的創作理念，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然而，白居易的直言敢諫也得罪了不少權貴。元和十年（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藩鎮勢力刺殺，朝野上下震驚不已，卻無人敢站出來發聲。白居易不顧自身安危，率先上書請求嚴懲兇手，卻被政敵指責為 “越職言事”，隨后又遭人誣陷，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墜井而死，他卻還寫《賞花》《新井》等詩，“大逆不道”。唐憲宗聽信讒言，將白居易貶為江州司馬。

江州的貶謫生活，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轉折點。從繁華的長安來到偏遠的江州，從備受重用的左拾遺淪為閑散的司馬，巨大的身份落差和政治失意，讓白居易陷入了深深的痛苦與迷茫之中。他在《琵琶行》中寫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這句詩既是對琵琶女悲慘命運的同情，也是對自己貶謫處境的感慨。在江州期間，白居易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選擇，他的思想逐漸從 “兼濟天下” 轉向 “獨善其身”，創作風格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除了繼續創作反映現實的詩歌外，也寫下了更多抒發個人情感、寄情山水的作品，如《廬山草堂記》中，他詳細描述了自己在廬山修建草堂的過程，以及在草堂中 “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云石” 的閑適生活，流露出對歸隱生活的向往。

三、地方理政：心系百姓的務實之舉

元和十三年（818 年），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忠州地處偏遠，經濟落后，百姓生活困苦。到任后，白居易沒有沉溺于個人的失意，而是積極投身于地方治理。他深入民間，了解百姓的需求，采取了一系列務實的措施改善民生。

他首先關注農業生產，鼓勵百姓開墾荒地，興修水利。他親自到田間地頭視察，指導百姓種植農作物，還寫下了《勸農》詩，勸誡百姓重視農業，勤勞耕作。在他的努力下，忠州的農業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百姓的糧食產量有所提高。其次，白居易還注重文化教育的發展，他在忠州修建學校，聘請教師，鼓勵百姓子弟入學讀書，提高了當地的文化水平。此外，他還廢除了一些苛捐雜稅，減輕了百姓的負擔，得到了百姓的愛戴。

長慶二年（822 年），白居易調任杭州刺史。杭州是當時的富庶之地，但也面臨著一些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水利問題。杭州的西湖是重要的水利工程，但由于年久失修，湖面淤積，灌溉功能受到嚴重影響。白居易到任后，立即組織百姓疏浚西湖，修筑堤壩。他親自規劃堤壩的位置和規模，帶領百姓日夜勞作，最終修成了一條長達五里的堤壩，后人稱之為 “白堤”。這條堤壩不僅解決了西湖的淤積問題，還灌溉了周邊數千畝農田，改善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條件。同時，白居易還制定了嚴格的西湖水資源管理制度，規定了灌溉的時間和水量，確保了西湖水資源的合理利用。

在杭州期間，白居易還十分關心百姓的生活。他了解到杭州百姓飲水困難，便組織人力開鑿水井，解決了百姓的飲水問題。他還減免了百姓的賦稅，鼓勵商業發展，使杭州的經濟更加繁榮。離任時，白居易對杭州充滿了留戀之情，他在《別州民》一詩中寫道：“稅重多貧戶，農饑足旱田。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兇年。” 表達了他對杭州百姓的深厚感情和對杭州的牽掛。

寶歷元年（825 年），白居易又調任蘇州刺史。蘇州與杭州一樣，也是江南的富庶之城，但當時蘇州因遭受戰亂破壞，社會秩序混亂，百姓生活不安定。白居易到任后，首先整頓吏治，嚴懲貪官污吏，加強社會治安管理，很快就恢復了蘇州的社會秩序。他還重視城市建設，修復了蘇州的城墻和橋梁，改善了城市的基礎設施。在蘇州任職期間，白居易依然保持著勤政愛民的作風，深受蘇州百姓的愛戴。

四、晚年歸隱：香山居士的淡泊與超脫

大和三年（829 年），58 歲的白居易因身體原因，請求辭去官職，回到洛陽定居。此后，他雖然也曾短暫出任過一些官職，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詩歌創作和閑適生活上。晚年的白居易，心境逐漸變得淡泊超脫，他不再執著于仕途的得失，而是將更多的時間用于與友人交往、游覽山水、整理自己的詩作。

在洛陽，白居易與劉禹錫、裴度等老朋友時常相聚，飲酒賦詩，暢談人生。他們一起游覽洛陽的名勝古跡，如龍門石窟、香山寺等，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篇。白居易尤其喜愛香山寺，他常常在香山寺居住，與寺中的僧人交往甚密，后來還自號 “香山居士”。他在《香山寺二絕》中寫道：“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家釀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描繪了自己在香山寺閑適自在的生活。

晚年的白居易，創作熱情依然高漲。他整理自己一生的詩作，編成了《白氏長慶集》，收錄了自己從年輕時到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這部詩集不僅是白居易個人文學成就的總結，也是唐代社會歷史的重要記錄，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同時，他還繼續創作了大量的詩歌，這些詩歌風格更加閑適淡泊，充滿了對人生的感悟和對自然的熱愛。如《池鶴》中 “高竹籠前無伴侶，亂群雞里有風標”，借池鶴的形象表達了自己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醉吟先生傳》中，他以幽默詼諧的筆調，描繪了自己 “放情自娛，酩酊大醉” 的生活狀態，展現出一種超然物外的人生態度。

會昌六年（846 年），75 歲的白居易在洛陽逝世。臨終前，他留下遺囑，將自己的家產捐贈給香山寺，用于寺廟的修繕和僧人的生活。他還要求家人在他死后，將他葬在香山寺附近，以便永遠陪伴著他喜愛的香山寺。

五、詩史永存：白居易的文學成就與影響

白居易的一生，是為詩歌奮斗的一生。他創作的詩歌題材廣泛，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既有反映社會現實、同情百姓疾苦的樂府詩，也有抒發個人情感、寄情山水的抒情詩；既有語言通俗、平易近人的白話詩，也有格律嚴謹、意境優美的律詩。他的詩歌不僅在當時廣為流傳，“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而且對后世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文學理論方面，白居易提出的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的創作理念，強調文學要反映時代現實，關注社會問題，為后世的文學創作指明了方向。他倡導的新樂府運動，不僅在唐代詩壇掀起了一股現實主義的創作浪潮，而且對宋代的詩文革新運動、明代的前后七子復古運動等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詩歌創作方面，白居易的詩歌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他的樂府詩善于運用生動的形象和鮮明的對比，揭露社會的黑暗和不公，表達對百姓的同情，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如《賣炭翁》通過對賣炭翁外貌、動作和心理的細致描寫，塑造了一個勤勞、善良卻又命運悲慘的勞動者形象，讓人讀后深受觸動。他的抒情詩則意境優美，情感真摯，語言清新自然，如《錢塘湖春行》中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以生動的筆觸描繪了錢塘湖春天的美景，充滿了生機與活力，成為千古傳誦的名句。

除了對文學的影響，白居易的思想和人格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始終堅守 “兼濟天下” 的儒家理想，在仕途上直言敢諫，關心百姓疾苦；在失意時，他又能保持 “獨善其身” 的豁達心態，不隨波逐流，堅守自己的品格。他的這種精神，激勵著后世無數文人墨客，成為他們人生道路上的精神榜樣。

從少年漂泊到晚年歸隱，從直言進諫到心系百姓，白居易的一生，是大唐由盛轉衰的縮影，也是一位文人堅守理想、追求真理的寫照。他用詩歌記錄時代，用行動踐行初心，最終成為唐代詩壇的一座豐碑。時至今日，當我們重讀白居易的詩作，依然能感受到他對國家和百姓的深情，感受到他對人生和社會的思考。他的詩歌，如同一盞明燈，跨越千年的時光，依然照耀著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在歷史的長河中，感受到文學的力量與人性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