蘿卜特:
陽明心學是自由主義吧?致良知,人人個體自主。主觀自主。那個良知就是個體逼近的真理,沒有客觀標準。打破集體標準,自設標準,還不是自由主義?自我維度的真理,也是以客觀現(xiàn)實為參照的,客觀現(xiàn)實世界是主觀認知世界,唯一的參照標準……人人按照自己的良知表達價值主張。
陽明心學是對仁義的背叛,仁義是集體標準,以結果論的。至于反映什么程度,那個個體的自由。所以陽明心學是孔子仁義的反面。你深挖下致良知吧。去掉道德,看集體人格,個體自由人格。致良知,致個體心,信自己,至于結果不重要,孔子的仁義卻以結果的論的。儒教的后人努力的結果是把集體標準,改造為個體標準,進入自由主義。集體人體,是社會格,圣人標準致。良知,良知即內在神。他實質是突破性的創(chuàng)新,自由主義的立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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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夏:
陽明心學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fā)展,理論基礎是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念,強調個人的修養(yǎng)和道德實踐是為了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和實現(xiàn)社會的和諧所以著眼點還是在于社會秩序。如果你們更好的理解了儒家,它是基于社會秩序穩(wěn)定而出來的一種集體主義的道德人格,就能理解儒家士人是沒有獨立人格的。即便是儒家提倡個人要修養(yǎng)道德,最終目標也是著眼于維護社會秩序。所以這是一種社會人格,它不是獨立人格。
陽明心學與儒家仁義并不反面,終極目標一致,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致良知也是道德人格。道德人格是被社會規(guī)訓的人格。
獨立人格可不是社會道德規(guī)訓你要怎么樣就怎么樣,獨立人格是完全自主自發(fā)的行為,與道德人格是兩碼事。獨立人格,是現(xiàn)代人格。道德人格,是前現(xiàn)代人格。獨立人格是有自主的思考,經(jīng)過思考,哪種社會道德可以遵循由獨立人格者自己定義,而不是別人告訴你需要遵守什么道德。獨立人格者行為自主自發(fā),不被他人定義,道德人格則是社會規(guī)訓你遵守的社會人格。
道德規(guī)范是平衡個體與社會的必要措施,獨立人格者也會考慮平衡,而不是一味自我。對道德人格可以有,但不能只有道德人格,需要獨立人格的平衡。陽明那也是社會規(guī)訓的道德人格,不是讓每個個體自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思考。儒家所有傳承者都沒有跳出權威說教的范疇。王陽明也是給了一個道德模板的,他把自己的良知思考說教給他人,而不是尊重他人對良知的不同思考。
王陽明所謂的提倡獨立思考,他也是給了一個儒家的模板的。他的意思是要在儒家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上讓你去獨立思考,而不是說你完全可以隨心所欲,自己獨立去定義道德。這跟西方的獨立思考是不一樣的。所以王陽明他討論的獨立思考是基于道德人格在進行獨立思考,道德人格它本來就是一個社會規(guī)訓的模板,你在這個模板下,你去獨立思考,沒說要你超出這個范圍。道德人格本來就是一種集體敘事,你基于道德人格去集體敘事,說什么獨立思考,那就不是真正的獨立思考。
王陽明的獨立思考基礎和目的:基于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以“良知”為核心。良知是人內心固有的道德意識和判斷能力,是天理在人心中的體現(xiàn)。王陽明強調通過內心的反思和體悟來發(fā)現(xiàn)和踐行良知,這種獨立思考是為了實現(xiàn)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和社會的和諧。是為了達到道德上的完善,成為“圣賢”。他希望通過獨立思考,讓人們能夠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做出符合道德的判斷和選擇,從而實現(xiàn)個人與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王陽明也沒有跳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敘事,道德人格的建立也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
現(xiàn)代的獨立思考:主要基于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傳統(tǒng),強調個人的自主性和理性能力。西方的獨立思考更多地是基于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對真理的追求,以個人的利益和幸福為出發(fā)點。是為了追求真理和知識,實現(xiàn)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和幸福。西方的獨立思考鼓勵人們通過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對傳統(tǒng)觀念和權威進行質疑,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王陽明的獨立思考內容和范圍:主要集中在道德倫理領域,關注的是人內心的道德意識和行為的道德性。王陽明認為,通過獨立思考,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自己的良知,從而做出符合道德的判斷和選擇。雖然王陽明也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但他所關注的范圍主要是道德倫理領域,對其他領域的思考相對較少。
現(xiàn)代的獨立思考內容和范圍: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哲學、科學、政治、經(jīng)濟等各個方面。西方的獨立思考不僅關注道德倫理問題,還關注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對真理的追求。西方的獨立思考鼓勵人們在各個領域進行探索和創(chuàng)新,對傳統(tǒng)觀念和權威進行質疑和批判,從而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fā)展。
王陽明的獨立思考態(tài)度與舉例:雖然王陽明強調獨立思考,但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儒家經(jīng)典和圣賢的權威。他認為,儒家經(jīng)典和圣賢的教導是值得學習和借鑒的,但人們不能盲目地接受,而應該通過自己的思考和體悟來判斷其是否符合自己的良知。王陽明曾說:“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為非也。”這表明他強調獨立思考的重要性,但也并沒有完全否定儒家經(jīng)典和圣賢的權威。
現(xiàn)代的獨立思考態(tài)度和舉例:西方的獨立思考更加強調對權威的質疑和批判,鼓勵人們打破傳統(tǒng)觀念和權威的束縛,追求真理和知識。西方的哲學傳統(tǒng)中,蘇格拉底的“助產術”就是通過質疑和對話來引導人們進行獨立思考,從而發(fā)現(xiàn)真理。西方哲學家對蘇格拉底、柏拉圖等祖師爺?shù)呐u和反思,體現(xiàn)了他們對權威的質疑和批判精神。這種精神在西方哲學中一直被傳承和發(fā)揚,推動了西方哲學的發(fā)展和進步
王陽明的獨立思考方式與方法:王陽明的獨立思考更注重內心的體悟和反思,強調通過“致良知”來實現(xiàn)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他認為,人們應該通過內心的反思和體悟來發(fā)現(xiàn)自己的良知,從而做出符合道德的判斷和選擇。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認為知識和行動是不可分割的。他強調人們在思考的過程中,不僅要關注理論的學習,還要關注實踐的行動,通過實踐來驗證自己的思考和判斷。
現(xiàn)代的獨立思考的方式與方法:西方的獨立思考更注重理性的分析和批判,強調通過邏輯推理和實證研究來發(fā)現(xiàn)真理。西方的哲學傳統(tǒng)中,邏輯學和科學方法的發(fā)展為獨立思考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方法。西方的獨立思考鼓勵人們通過實驗、觀察、推理等方法來認識世界,對傳統(tǒng)觀念和權威進行質疑和批判。這種思考方式和方法在西方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推動了西方社會的現(xiàn)代化進程。
總之,王陽明的獨立思考基于儒家的道德倫理觀念,強調通過內心的反思和體悟來發(fā)現(xiàn)和踐行良知,以實現(xiàn)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和社會的和諧;而西方的獨立思考則基于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傳統(tǒng),強調通過理性的分析和批判來追求真理和知識,以實現(xiàn)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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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野:
有見識。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套思維與自由主義思想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是一種集體主義觀念[強]。既不能正確認識世界,也不能正確認識自己的陽明心學,與自由主義毫無關系。
推進者:
王陽明把跪皇帝設定天理和良知。把跪皇帝作為“知行合一”的內核。知:(皇帝的)耕戰(zhàn)工具。行:運行。知行合一:按照皇帝的耕戰(zhàn)工具運行自己。
孫海彬:王陽明是皇家鷹犬,違背天良信義殺降,受自我天性譴責,死得早死得慘,全身爛膿,連醫(yī)生都不敢看。
知行合一是一個自挖的坑。知行本來就不分的。知是意識的行。知行都是人的行為,知是主導性的高級行為。所以不應該把知行分開扯什么知行合一,應該說知行程度、知行利害。知不高則行低,知有錯則行錯。至于知道應該去做而沒有做,還是對行的條件和利害缺乏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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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在野:[強]求知也是一種行為,是一種思想活動。行動也是認知范圍內的行為,是一種身心協(xié)作活動。如果將人的行為分為思想活動與身心協(xié)作活動。我們也應承認兩者的區(qū)別與界限。身心協(xié)作活動,總是離不開思想活動。但思想活動有一定的獨立性,在某個階段(比如自己行動之后,或觀察他人行動之后),思想活動可以作為一種反思活動而獨立存在。所以“知行合一”的說法也可能沒有意識到思想活動的獨立性。片面強調知行合一的人,可能有貶低思想活動獨立性的傾向。下面是我對王陽明的評價:
1. 王陽明(1472-1529)經(jīng)不起道德審判。其作為思想家雖提倡“致良知”。但其作為明代官員,其軍事行動(如平定寧王叛亂、鎮(zhèn)壓少數(shù)民族起義等)也只代表官僚階層利益的“良知”,并不具有良知的普遍性。其作為古代將領的“殺降”行為與現(xiàn)代倫理相悖。如果站在起義者的立場上來說,或以今日標準斷,毋庸諱言其乃為“鷹犬”。這就足以說明王陽明的所謂致良知也有歷史環(huán)境的局限性。王陽明晚年健康狀況惡化(如肺病加劇),雖史料未明確記載“全身爛膿”等細節(jié),但后世文學化演繹的確有此一說。這也體現(xiàn)了后世某些文人對王陽明的“良知”深度反感。王陽明的殺人“良知”,在某些文人眼里當受天譴。王陽明行出來的“良知”,也經(jīng)不起普世反思和歷史批判。
2. 王陽明的哲學貢獻有限。王陽明的哲學貢獻(如心學體系)與其政治軍事實踐宜分開討論。歷史上許多思想家的事功存在爭議(如黑格爾對普魯士國家的態(tài)度),但不必然否定其理論價值。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意在批判朱熹“知先行后”導致的割裂。他認為“知”本身包含行動意向(如“知痛必已自痛”),而非單純認知。例如:《傳習錄》中強調:“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其核心是反對將“知”停留于空談,要求道德認知落實為道德實踐。王陽明更強調道德領域的“知”必然指向“行”(如知孝必行孝)。陽明所謂“真知必能行”更側重“不行只是不知”的動機批判,而非單純的知識積累。但難點在于道德判斷具有主觀性,王陽明對于他人的道德判斷是無知的。在這種情況下王陽明強調真知且必行乃是致命的自負。但王陽明“事上磨練”要求在實踐中調整認知,這種思想是正確的。針對知識與實踐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強調“知行合一”可推動自我審視與行動轉化。在教育、管理等領域,“知行合一”常被引申為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方法論。
3. “知行合一”作為心學核心命題,若極端化解讀則可能壓縮思辨空間。肯定“思想活動獨立性”符合現(xiàn)代認知科學(如元認知、反思性思維)。陽明心學中的“知”非純理論思維,而是融合直覺、情感、意志的“良知”,說白了乃是道德判斷的思維活動,這就與“認知”存在差異。如果將“知”理解為認知活動,王陽明“知行合一”就有潛在的局限。若過度強調“合一”,可能忽略思想實驗、理論思維、戰(zhàn)略規(guī)劃等純認知活動的獨立性價值(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構想就早于實證)。 個別人解讀“知行合一”可能陷入“行動至上”的誤區(qū),貶損理論思辨的意義。不論是從認知科學還是行動哲學等視角評價,片面提倡“知行合一”都容易陷入誤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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