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與天下州府同》：透視宋代四川的權力與文化交融

《不與天下州府同：宋代四川的政治文化與文化政治》是歷史學者黃博的代表性著作。作者黃博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暨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長期深耕宋史研究領域。

黃博指出，宋代四川“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區域特殊性，并非偶然形成，而是地理環境、歷史背景、中央政策與社會結構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四川盆地為秦嶺、大巴山所環繞，形成天然的封閉性地形，長期與中原政治中心交往不便，處于相對邊緣的政治地位。早在先秦時期，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為代表的古蜀文明便體現出與中原地區周文化的顯著差異；戰國時期秦國吞并巴蜀后，選擇保留當地原有制度與文化傳統，推行“因俗而治”的治理策略；秦漢時期雖在此設置郡縣，也依舊延續了這一靈活的管理模式。此后這種特殊治理傳統沿襲千年，奠定了四川獨特的發展路徑。

宋初，四川因地處偏遠、動亂頻發；因此在淳化五年王小波、李順起義后，宋太宗任命張詠為益州知州，賦予其“便宜從事”的特殊權限。南宋時期，中央設立“四川制置使”制度，進一步擴大了主政官員的權限。這種貫穿兩宋的制度性授權，直接強化了宋代四川的區域特殊性。同時，因四川素為多民族聚居區，中央政權不得不“因地制宜”，采取“以夷制夷”“羈縻治理”的策略，進一步強化了四川的地方特色。

宋代四川的區域特殊性，集中體現在治理模式、文化政治與地方與中央的互動關系等三個層面。宋代雖推行中央集權制度，四川卻形成了經中央授權的“特權樣本”式治理模式：但這一特權卻并非為了分裂，而是維護中央政權的統一。在文化政治層面，雖然時人將四川視為文化邊緣區域；但蜀人卻在吸收中原地區學術知識的同時，在學術與文化領域創造出極具特色的文化成就。在地方與中央的互動關系中，四川始終試圖提升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和地位，但中央政權卻始終對此進行打壓。

書中收錄了眾多具體案例，使宋代四川的區域特殊性得以更鮮活具體地呈現。列舉其中三例說明。

首先是書法史的沉寂與突破。漢唐時期，巴蜀地區在文學、經學領域人才輩出，然知名書法家卻頗為罕見。黃博指出，這一現象與巴蜀地區士族階層的缺失密切相關——漢魏至隋唐時期，書法家多出自具有文化傳承的士族階層，蜀地因各種原因，缺乏深厚家學傳承的世家；直至宋代蘇軾崛起，這一局面才得以打破。

第二個案例圍繞渝州（今重慶）的區域意象與地名更改展開。渝州被時人視作“亂邦”“危邦”。崇寧元年（1102年），趙諗謀反事件發生后，宋徽宗因忌諱“渝”字所含的“變化”之意，下詔將渝州改名為恭州；卻并未從根本上改善渝州的治理狀況。

第三個案例為士人度正的人生經歷。度正為合州巴川縣（今重慶銅梁）人，作為朱熹的弟子，其仕途生涯多任職于巴蜀地方行政體系內。雖然理學的學術成就并不顯著，度正卻始終堅持在蜀地傳播理學思想，其人生經歷集中體現了宋代四川邊緣士人既“安其鄉里”，又力求融入“天下”文化體系的復雜心態。

本書揭示出，宋代四川“不與天下州府同”的區域獨特性乃是“融入天下”而非“自我封閉”的歷史產物，全書從書法史、地名變遷、士人活動等微觀維度切入研究，將宏觀層面的制度分析與微觀層面的案例考察有機結合，為理解中國歷史上區域發展的復雜性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視角與研究思路，還原了宋代四川的歷史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