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玉的對話：紅山與良渚玉器中的中華文明雙源結構

作者丨劉飛

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約公元前4700年至前2900年間，兩支璀璨的史前文化同時綻放出令人驚嘆的光芒——北方的紅山文化與南方的良渚文化。它們相隔千里，卻共同選擇了玉這種材質，用以表達最神圣的信仰和最深刻的世界觀。紅山玉器粗獷而神秘，承載著北方草原森林地帶的原始活力；良渚玉器精微而秩序，蘊含著南方水鄉澤國的精密思維。這兩種玉文化猶如兩條奔涌的文明之河，各自獨立發育卻又在某個深層次上相互呼應，共同奠定了后世中華玉文化乃至中華文明的精神基礎。

地域環境的塑造力：北雄南秀的玉器氣質

紅山文化分布于西遼河、大凌河流域，地處蒙古高原向遼河平原的過渡地帶。這里的先民面對的是開闊的草原、深密的森林和季節性變化的自然環境。這種環境塑造了紅山先民豪放而神秘的文化性格，反映在玉器制作上便是注重整體造型的氣勢和神秘感。紅山玉器多采用岫巖玉料，材質相對疏松，適合進行大膽的造型創作。典型器類如C形玉龍、玉豬龍、勾云形器等，無不體現著一種原始宗教的熱情和自然崇拜的奔放。

良渚文化則發育于長江下游的環太湖流域，這里水網密布、氣候溫潤，稻作農業高度發達。相對穩定的生態環境和較高的農業生產效率，允許良渚社會發展到更為復雜的分工水平。良渚玉器多采用透閃石軟玉，質地堅硬細膩，適合精細加工。這種材質選擇本身就體現了良渚文化的特性——追求永恒、精致和秩序。玉琮、玉璧、玉鉞等禮器組合的出現，顯示了一個高度結構化社會的存在，其中玉器不僅是通神的媒介，更是權力和等級的物化象征。

從造型美學角度看，紅山玉器強調寫意與神似，寥寥數刀便能捕捉物體的精氣神，如紅山玉龍僅通過簡單的C形彎曲和首部刻畫，就傳達出龍的神圣與力量；而良渚玉器則追求精密與規整，通過繁復的刻紋和精確的幾何造型，展現了一種嚴謹的秩序美，如良渚神人獸面紋的精細刻劃，需要高超的技術和極大的耐心。這種北雄南秀的美學差異，實則是環境塑造人類文明的生動例證。

技術體系的分野：自由創作與規范制作

紅山文化的玉器制作技術表現出相當大的自由度和創造性。考古發現顯示，紅山玉工已經掌握了切割、打磨、鉆孔、拋光等基本技術，但相對良渚文化而言，其技術體系更為靈活多變。紅山玉器表面較少裝飾紋樣，更多依靠造型本身來表達意義。鉆孔技術尤其特色，多為兩面鉆孔，孔洞呈明顯的蜂腰形，這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已屬高超，但相比良渚的管鉆技術仍顯原始。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術則達到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巔峰。良渚玉工開發出了一整套極為先進的工具和技術流程，包括線切割、片切割、管鉆、實心鉆、浮雕、陰刻、透雕等。特別是旋轉性工具——可能是一種原始砣具的使用，使得良渚玉工能夠在極硬的玉料上刻畫出寬度僅0.1-0.2毫米的細密紋樣。良渚玉器上的神人獸面紋、鳥紋等裝飾母題，需要高度標準化的制作流程和專業技術人員的全職工作，這表明良渚社會已經出現了明確的手工業分工和技術傳承體系。

這種技術差異直接反映在兩類玉器的藝術風格上。紅山玉器充滿動感和不確定性，每件作品都帶有一定的獨特性；而良渚玉器則呈現出強烈的規范性和一致性，特別是玉琮的形制和紋樣，跨越數百年的時間和大范圍的地理空間，仍保持高度一致，顯示了一個強大文化傳統的延續性和控制力。

信仰世界的映照：自然崇拜與神權政治

紅山文化的玉器功能主要集中在原始宗教領域，與自然崇拜和薩滿通靈活動密切相關。玉豬龍可能是部落的圖騰標志，勾云形器可能與天地溝通的儀式有關，C形龍則很可能是一種天象或自然力的神化表現。這些玉器大多出土于積石冢和祭祀遺址，明顯與部落級的公共祭祀活動相關。紅山先民通過玉這種“石之美者”與神靈世界溝通，尋求狩獵的豐饒、人口的繁盛和自然的庇佑。

良渚玉器系統則反映了一個更加制度化的宗教政治體系。玉琮外方內圓，可能象征天圓地方的宇宙觀；玉璧圓潤光滑，可能代表天的形象；玉鉞由實用武器演變而來，成為軍事權力的象征。特別是神人獸面紋的普遍出現，很可能表示一個統一的神靈信仰體系已經形成，并且與世俗權力緊密結合。良渚社會的統治者很可能同時掌握宗教祭祀和政治軍事權力，通過壟斷玉禮器的生產和分配來維持其統治地位。

這種信仰體系的差異在葬俗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紅山文化的大墓中雖也有玉器隨葬，但數量和種類相對有限；而良渚文化的貴族大墓中，玉器隨葬數量驚人，如反山12號墓出土玉器達700多件，包括完整的琮、璧、鉞組合，清楚地顯示了死者的宗教地位和政治等級。

文明源流的共構：多元一體的奠基之作

盡管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在玉器風格、技術水平和信仰表達上存在明顯差異，但它們共同構建了中國玉文化的基本框架，并為后世中華文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資源。

紅山文化的玉龍形象直接演變為商周時期的龍形玉佩，勾云形器的造型語言也在后世玉器中得到延續。更為重要的是，紅山文化開創了以玉通神的傳統，確立了玉在宗教儀式中的核心地位，這種觀念深深植根于中國文化的底層。

良渚文化對后世的影響更為直接和深遠。良渚的玉琮、玉璧等器形直接被商周文化吸收，成為華夏禮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周禮》中記載的“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很可能源自良渚文化的傳統。良渚神人獸面紋的構圖元素和表現手法，也可以在商周青銅器的饕餮紋中找到清晰的回聲。

更為深刻的是，紅山與良渚分別代表了中華文明形成期的兩種重要文化取向：紅山文化體現的自然崇拜和天地溝通，與后來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著內在的契合；良渚文化體現的禮制秩序和社會等級，則預示了儒家禮治思想的發展方向。這兩種文化基因在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中不斷交融、碰撞，最終融合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特質。

結語：玉器背后的文明對話

紅山與良渚，一北一南，猶如史前中華大地上的雙星，通過玉這種特殊的材質，進行著一場跨越千年的文明對話。這場對話沒有語言的交流，卻有著精神的共鳴；沒有直接的往來，卻有著隱約的呼應。當我們凝視紅山玉龍的簡練神秘，品味良渚玉琮的精密秩序時，我們看到的是中華文明源頭處兩種不同的文化選擇和發展路徑。

這兩種路徑并非彼此排斥，而是相輔相成，共同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紅山文化賦予中華文明以靈動的想象力和神秘的精神追求，良渚文化則貢獻了精密的技術思維和社會組織能力。正是這種多元起源的融合，使得中華文明既有天人合一的超越追求，又有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智慧。

今天，當我們重新審視紅山與良渚玉器的差異與聯系，不僅是在回顧遠古先民的藝術成就，更是在探尋中華文明最深層的文化DNA。這兩種玉文化告訴我們，中華文明從起源階段就是多元一體的復合結構，正是這種包容性和多樣性，使得它能夠歷經數千年而不衰，不斷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在紅山玉器的豪放與良渚玉器的精致之間，我們看到了中華文明之所以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密碼——一種始終保持著張力與平衡的文明之道。

作者簡介：劉飛，江蘇省玉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收藏家協會副會長兼首席法律顧問、江蘇警官學院客座教授、盈科南京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古玉收藏30余年，已收藏各時期古玉600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