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制度和創新帶來可持續性經濟增長

文：澤平宏觀團隊

今年的諾獎一半授予經濟史學家 Joel Mokyr，表彰其闡明現代社會得以持續增長的歷史前提；另一半授予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Philippe Aghion和美國布朗大學經濟學教授Peter Howitt，表彰其建立“創生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驅動的內生增長理論”。

1 生平介紹

1.1 Joel Mokyr（約埃爾·莫克爾）

Joel Mokyr 于1946 年7月26日出生于荷蘭萊頓。本科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經濟學與歷史，隨后在1972年赴耶魯大學獲經濟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博士論文聚焦“低地國家1800–1850的工業增長與停滯”，導師為經濟史大家William N. Parker等。

1974年，其進入進入西北大學，歷任助理、終身副教授、正教授，1994 年起任羅伯特·斯特羅茨講座教授；曾在斯坦福、芝加哥、哈佛、曼徹斯特、特拉維夫等校任訪問教授，并在1998–2001年擔任西北大學經濟系主任。

Mokyr是當代經濟史與長期增長研究的領軍人物，長期研究1750–1914年歐洲的經濟與思想史，核心興趣是“有用知識（useful knowledge）的產生與擴散”如何塑造技術進步與現代增長。

他曾獲荷蘭皇家科學院“海尼根歷史獎”（2006）、“巴爾贊經濟史獎”（2015）、美國經濟學會杰出會士（2018）等；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英國學術院通訊院士等。

Mokyr用經濟史的證據與敘事，解釋了為何人類從啟蒙到工業革命之后第一次進入“可持續增長”的軌道。諾獎官方網站稱其“揭示了通過技術進步實現持續增長的先決條件”。

1.2 Philippe Aghion（菲利普·阿希翁）

Philippe Aghion在1956 年8月17日生于法國巴黎。早年就讀于巴黎高等師范學院卡尚分校（現ENS Paris-Saclay），在巴黎獲數理經濟學高研文憑與博士第三周期學位，后于1987年獲得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Aghion現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講座教授與INSEAD教授，并兼任倫敦政經（LSE）訪問教授。曾在哈佛大學等校長期任教。

Aghion與Peter Howitt共同創建了熊彼特式（創生性破壞）內生增長范式，其代表性著作是與Howitt 在1992年發表的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系統性著作包括MIT Press 的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1998）與和Antonin/Howitt合著的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作為歐洲增長政策的重要建言者，Aghion在媒體訪談中強調技術領導力與競爭以及產業政策的組合對創新的重要性，并頻繁呼吁警惕去全球化與保護主義。

Aghion 把創新、競爭、退出的微觀機制與長期增長率連接起來，并由此延展出關于專利保護、反壟斷與產業政策設計的一整套可檢驗、可應用的增長經濟學。諾獎對其與 Howitt 的授予語為“通過創生性破壞解釋持續增長的理論”。

1.3 Peter Howitt（彼得·豪伊特）

Peter Howitt在1946年5月31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圭爾夫。其先后在麥吉爾大學獲學士，在西安大略大學獲碩士，后在西北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導師為貨幣理論大家Robert W. Clower。

Howitt在1972–1996年任教于西安大略大學，1996–2000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學，2000年起在布朗大學任教，曾任Lyn Crost 社會科學講座教授與經濟學教授。

Howitt的研究跨越宏觀與貨幣經濟學，但學界最知其名的是與 Aghion共同建立的“創生性破壞”內生增長模型（1992），并在隨后的著作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1998，MIT Press）中系統化。相關書評與出版社資料長期將此書視作增長經濟學的標準參考。

Howitt以嚴整的動態一般均衡框架，把企業層面的技術替代、市場進入、利潤竊取機制，嵌入到可計量、可做政策比較靜態的增長引擎中，與Aghion的長期合作共同塑造了“新熊彼特主義”的主干。

2 理論：如何持續增長？

莫克爾（Mokyr）從經濟史出發，指出科學與技術的共生、機械能力的提升以及社會對顛覆的容納，是工業革命后增長得以從偶發轉為持續的前提；阿希翁—豪伊特（Aghion–Howitt）則以規范模型刻畫“創生性破壞”的微觀過程。新技術通過商業竊取（business stealing）替代舊技術，研發激勵、進入退出與競爭結構共同決定長期增長率。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科學背景文件明確將二者并置為同一理論拼圖，并指出其與索洛（外生技術）與羅默（思想的非競爭性）傳統的互補。

2.1 Mokyr：為什么增長能持續？

近代之前，人類社會時有大發明，但長期增長少見。英國與美國在19 世紀后出現持續、穩定的增長軌跡，這與此前的“間歇式繁榮”明顯不同。

知識如何形成自我推進的回路呢？Mokyr 把“有用知識”拆成兩類：命題性知識（解釋“為什么有效”）與處方性知識（告知“怎么做”）。當二者發生緊密互動時，科學原理能持續改進工藝，工藝中的問題又反過來提出新科學問題，創新便形成穩定的路徑。這一結構在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期間完成對接，是接續增長的關鍵。

要把新知落到生產的一線。決定擴散速度的，不只是少數發明者，還包括大量能讀圖紙、會裝配、善調試的技工與工程實踐者。Mokyr指出，英國之所以率先出現持續增長，和這類“實踐者”的增長有關。諾獎與后續檔案研究都將此作為必要條件。

社會對變革更加容納。創新會觸動既有利益，若社會能降低阻力、允許試錯，擴散鏈條才能不斷運轉。諾獎材料將“開放的社會心智與制度”與“知識及技術互動”并列描述，并以英國議會改革等例子說明如何削弱既得利益的封堵。

科學和技術的持續改進、“實踐者”的數量增長、接納顛覆的社會，讓工業革命成為“創生性破壞之母”。此后，技術替代與企業洗牌成為常態，增長首次展現長期續航。

2.2 Aghion與Howitt：如何增長

經濟長期增長來自一輪接一輪的技術替代。企業為了利潤投入研發，新產品進入市場并淘汰舊產品，總體生產率因此上行。1992年的代表作把這個過程形式化，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強調商業竊取、臨時壟斷利潤與被后續創新加速折舊之間的動態權衡。

專利保護、進入壁壘、競爭強度、研發補貼等制度變量會改變創新“到達率”，進而改變長期增長率。諾獎這樣比喻：企業憑更優產品爬上梯頂，賺取一段時間的壟斷利潤；但越多人加大研發，下一次創新到來越快，梯頂位置更替也越快。因此，均衡增長就是多種力量相互拉扯后的結果，這也是為什么需要把生產、R&D、儲蓄、利率放在一起看。

他們提出并驗證了競爭與創新的倒 U 型關系。競爭太弱，追趕動力不足；競爭太強，利潤窗口過窄，研發意愿下降；適度競爭最利于創新。

與早期增長理論放在一起來看，Solow揭示了技術進步是增長的主力，Romer把思想的非競爭性與外部性寫入增長模型。Aghion–Howitt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技術替代與企業異質性寫進可計量框架，并由此打開了用微觀數據評估專利、反壟斷與研發稅收等政策的道路。

他們的框架展示了放寬或收緊專利保護、調整進入規則、改變 R&D 補貼強度，會怎樣改變創新速度與增長率。諾獎材料也提醒，創新會制造利益沖突，需要通過競爭政策與社會保障進行“有序消化”，否則既得利益可能阻斷創新。

2.3 統一視角：起飛與持續的條件

三位諾獎得主的成果互為補充。Mokyr 解釋點火需要哪些條件：知識雙輪同頻、實施能力充沛、社會愿意讓舊結構讓位。Aghion–Howitt 給出增長如何持續的條件：企業在競爭與專利邊界內用研發推動替代，制度變量決定發動機的轉速。諾獎官方文件把兩者放在同一條敘事線上，強調其互補性。

從事實到政策來看，這些理論能解釋過去兩百年的穩定增長，也可以處理當下的新問題。諾獎文件點名三個風險，分別是市場支配過強、學術自由退潮、知識與市場的碎片化；又提出一個新機遇，即人工智能可能加速科學與應用的正反饋，但前提是規制與社會環境到位。

Aghion–Howitt 的模型已經催生了關于集中度與增長、進入壁壘、平臺經濟監管等新的經驗研究。諾獎材料直言，過高或過低的市場集中度都不利于創新，需要有力政策對沖“過度支配”。這與倒 U 型證據相互印證。

3 啟示：知識積累、制度開放

技術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創造性破壞”是持續增長的引擎。每次全球經濟社會大周期的低谷都會醞釀一輪科技革命，當前以人工智能、機器人、芯片半導體、創新藥、軍工、新消費等為代表的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如火如荼，中國在發展硬科技、卡脖子技術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正是中國實現追趕的關鍵時刻。

而技術進步的持續發生離不開“有用”知識的積累和制度的開放。

持續加大教育、研發尤其是基礎研究等投入。“有用知識”的持續流動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必要前提。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注重人才高質量培養,從數量向質量轉型。推動改革科研、教育管理體制，推進行政事業單位改革，賦予科研人員科研產權以激發積極性，加大基礎研發投入，加強基礎研發深度。

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研發投入激勵等制度保障，改善營商環境。任何時候的市場經濟繁榮都是以保護知識產權開始。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在版權、商標、商業機密等方面的保護，提高執法力度，降低維權難度，提高違法成本。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及環境是決定產業長期興盛的關鍵之一。最大的改革是開放，通過開放實現國企、民企、外企等市場主體的公平競爭和優勝劣汰。對新興產業，政府應鼓勵市場化發展、減少干預，地方政府根據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評估；對已經發展起來的行業，做好事后監管、整治亂象，為新興產業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發展新質生產力，堅持技術創新和反內卷的制度導向。競爭程度與創新間存在倒U型關系，競爭程度過低或過高都會對創新不利。中國經濟正處于從傳統增長模式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關鍵期，如何讓中國企業的技術走向創新、而非內卷？堅持發展新質生產力，以新基建、新質生產力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對內推動經濟增長引擎的升級，對外搶占大國競爭科技的制高點。

社會對于變革的包容也是技術創新的必要條件，包容變革，擁抱變革。每一次技術革命初期，都會引發大眾關于機器取代人工的擔憂，因此新技術往往遭遇到利益相關群體的抵制，但最終新技術創造的就業機會往往多于其摧毀的崗位。企業與崗位不斷消亡并被替代的過程，正是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人工智能是大勢所趨，AI正在像當年的互聯網一樣，改寫所有行業。未來可能與AI相關的很多新的行業、崗位會產生，也有很多行業、崗位會被AI取代。積極擁抱這一變革，才有利于技術的持續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