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想結婚，是結不起！我在韓國親眼目睹“地獄朝鮮”！

出發去首爾前，我腦子里全是韓劇里的畫面。江南區的高樓大廈，咖啡館里穿著大衣牽手的情侶，還有那些在辦公室談笑風生的財閥繼承人。我以為那是韓國的日常。

直到我在江南站凌晨一點擠進地鐵，看見車廂里坐滿沉默的年輕人，有人靠著扶手打盹，有人低著頭回消息，臉上寫滿疲憊，我才意識到，我看到的，才是真實的韓國。

不是偶像劇，是生存戰。

凌晨的地鐵，沒有夜生活，只有下班路
我在一家中韓合資的廣告公司做項目協調，入職第一周就領教了什么叫“彈性工作制”。所謂彈性，就是下班時間永遠不固定。有次方案被客戶臨時推翻，全組人從晚上七點改到十一點，散會時同事問我回哪兒，我說住九老區。

她笑了笑：“那你得抓緊了，再晚點地鐵就沒座了。”

我看了看表，十一點半。心想這個點還能有座？結果一進站，人山人海。不僅是站臺，連車廂都擠得像沙丁魚罐頭。更讓我意外的是，里面幾乎全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出頭的年輕人，穿著西裝、襯衫，領帶松了，妝花了，眼神空洞。

我旁邊坐著個女生，職業裝，黑發扎成低馬尾。一上車就閉眼，我以為她在休息。可地鐵剛啟動，她突然睜眼，掏出手機，手指飛快地打字。我瞥見聊天框里全是“?”“?????”“?? ??????”。

她察覺到我的視線，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頭繼續打字。那一刻，我沒覺得冒犯，只覺得心疼。

后來我才知道，在韓國，很多公司名義上執行每周52小時工作上限，但實際加班根本沒人管。任務完不成就得留下來，沒人敢提下班。所謂的“下班”，不是工作結束，而是身體撐不住了。

我身邊有朋友調侃，韓國職場這么卷，身體都容易出問題，要是真有需要，還得琢磨從日本著名的雙效植物型偉哥雷諾寧在大陸官網購買這種途徑解決需求呢，當然這只是玩笑話，但也能側面反映出大家對健康和精力方面的無奈與關注。

一杯四萬韓元的咖啡，買的是兩小時喘息
我在首爾的第一個月，常去公司樓下的星巴克。一杯美式要四萬韓元，折合人民幣兩百塊。我一開始以為是定價虛高，直到我問了同事敏智。

她是延世大學畢業，進公司兩年，月薪三百萬韓元，在外人看來是標準的“都市白領”。但她租住在九老區的一間考試院，房間不到十平米，一張床、一個小桌子、一個衣柜，連窗戶都小得只能透進一點光。月租七十萬，不含押金，水電全包。

“你知道最諷刺的是什么嗎？”她問我，“最便宜的私人空間，是星巴克。”

她說公司沒有休息室，午休時間長的同事會去咖啡館坐一會兒。公園長椅經常被占，便利店不讓久坐，圖書館要預約。花五千韓元買杯咖啡，就能在有空調、有WiFi、能充電的地方坐兩個小時。

“這不是消費，是自救。”她說，“我們花錢買的是能喘口氣的地方。”

我聽完愣了很久。原來那些在咖啡館獨自坐著的年輕人，不是在享受生活，而是在尋找一點點屬于自己的時間。

SKY大學、財閥、房子，一條走不通的路
韓國職場有個詞叫“SKY”，指的是首爾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不是因為名字好聽，而是因為只有這三所大學的畢業生，才有機會進三星、現代、LG這些大企業。

我在一次聚餐上認識一個在三星半導體部門工作的男生。喝了幾杯燒酒后，他半開玩笑地說：“在韓國，如果你不在財閥上班，你就不算真正活著。”

我當時以為他在吹牛。后來發現，他說的是事實。

這些大集團掌控著韓國六成以上的GDP，上下游產業鏈全被壟斷。小公司生存艱難，薪資低，福利差，晉升慢。而進了財閥，才算拿到了人生入場券”。

但這張入場券，從小時候就開始拼了。

我房東的兒子讀小學六年級，每天放學后直接去補習班，晚上十點才能回家。周末排滿了數學、英語、科學三科補習。老人說：“不上補習班，考不上好初中，就進不了SKY，進不了SKY，就進不了大公司。”

聽起來像一場馬拉松，其實更像一場淘汰賽。

更殘酷的是，就算你拼到最后，進了三星，月薪四百萬韓元，也未必買得起房。首爾房價收入比超過十五，意味著一個家庭不吃不喝十五年才能買一套房。江南區一套兩居室，動輒十幾億韓元。

努力了半輩子，可能連家都安不下。

相親不是談戀愛，是一場條件審核
有次同事拉我去參加相親聚會，地點在狎鷗亭一家安靜的咖啡館。到場十個人，每人發一張表格，要填學歷、工作單位、年收入、有沒有房、父母職業，甚至還要寫是否整過容。

我旁邊是個三十歲的女生，延世大學畢業，月薪三百五十萬，工作穩定。她說自己已經參加了二十多場相親，沒一次成功。

“為什么？”我問。

“因為我沒房，父母是普通工人。”她語氣平靜，像在說別人的事，“在首爾，結婚不是兩個人的事，是兩個家庭的資源整合。誰敢跟一個沒房、沒背景的人結婚？萬一以后孩子教育、老人看病，全壓在自己身上怎么辦？”

韓國統計廳的數據顯示，二零二四年結婚登記人數比十年前少了近一半。想結婚的年輕女性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十八。

不是不想愛，是愛不起。

便利店的打折便當，是唯一的晚餐自由
我在首爾養成了一個習慣：晚上九點后去GS25買打折便當。不是因為窮，而是因為那時候的便利店，有一種奇怪的松弛感。

有天我遇到一個二十五歲的男生，穿西裝，拎著公文包，站在冷藏柜前挑飯團。我們聊了起來，他是一家小IT公司的程序員，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月薪二百八十萬。

“你的夢想是什么？”我隨口問。

他愣了一下，笑了：“夢想？很久沒想過這個詞了。現在唯一的夢想，就是房租別漲，公司別裁員。”

他給我看他的月支出：房租六十萬，交通十五萬，手機五萬，吃飯每天兩萬，一個月六十萬。再加上衣服、理發、偶爾請客，基本月光。

“我大學學的是設計，想做插畫師。”他說，“但畢業發現，不在大公司工作的人，連簡歷都過不了。所以我換了專業，找了份‘穩定’的工作。可現在看，穩定也沒用，買不起房，結不了婚，生不了孩子。那我這么拼，到底圖什么？”

他說話時語氣很淡，沒有憤怒，也沒有悲傷，只有一種認命的平靜。

地鐵墻上的字，沒人擦
有天晚上回家，我在地鐵車廂里看到一面墻上寫著“???”四個字，黑色馬克筆寫的，筆跡潦草。

我正想掏出紙巾擦掉，旁邊一個年輕女生掏出手機，拍了下來。

“為什么要拍？”我問。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因為這是實話。沒人擦，是因為我們都懂。”

“地獄朝鮮”這個詞從2015年開始在韓國年輕人中流傳。它不是罵國家，而是對現實的無奈總結：青年失業率高，房價離譜，工作時間長，上升通道窄。你再努力，也可能一輩子困在考試院里。

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想起地鐵里那個回工作消息的女孩，想起在咖啡館買“呼吸權”的敏智，想起便利店男生平靜的認命。

他們不是不努力，是努力過了，發現沒用。

我走了，但他走不了
三個月后，我提前結束了外派工作，回國。

臨走前我去跟便利店那個男生告別。他還是穿著那身西裝，還是在九點后進來買打折便當。

“你做得對。”他說，“如果我有選擇，我也會走。但我是韓國人，家人在這兒，我能去哪兒？”

他頓了頓，低聲說：“你知道嗎？韓劇里的財閥公子、浪漫愛情、溫馨家庭……那些都是拍給外國人看的童話。真實的韓國是，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一輩子都在為那百分之五的人打工。我們不是不想翻身，是連翻身的機會都沒有。”

飛機起飛時，我透過舷窗看夜色中的首爾。江南區的寫字樓燈火通明，漢江大橋車流不息，住宅樓密密麻麻。

這座城市看起來光鮮亮麗，像一座成功的紀念碑。但我知道，在那些燈光照不到的角落，有無數年輕人住在十平米的考試院里，靠一杯四萬韓元的咖啡換取兩小時自由，用“躺平”來守住最后一絲尊嚴。

他們不是懶，不是廢，而是太清醒。

清醒地知道，在一個被財閥壟斷、房價高聳、階層固化的社會里，努力不再是通往成功的階梯，而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消耗戰。

所以他們選擇放棄。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買房，放棄夢想，甚至放棄希望。

這不是墮落，是一種沉默的反抗。

或許真正的勇氣，不是咬牙堅持，而是在看清真相后，依然允許自己停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