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我們聲援的旁聽士、張新年要向我們還債嗎？

文｜李宇琛

2025年9月， 吳云鵬（ 公眾號“旁聽士”） 因在鄭州法院旁聽庭審并撰文批評后遭拘留，此事引爆輿論，一場席卷法律界與媒體圈的聲援風暴隨之而起。

然而，當他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平安歸來后，他并未選擇繼續抗爭，而是發表了一篇充滿自剖意味的文章，詳述自己當時的恐懼與妥協，選擇了息事寧人。

也正因如此，一位名叫“張某松”的人隨即將其斥責為：

經典的利己主義。

這場斥責的潛臺詞清晰而冰冷：你欠了我們的。

你用沉默和妥協，拖欠了所有聲援者一筆無形的道德債務。

然而，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卻被忽略了：那張雪片般飛來的聲援賬單，究竟是誰開出的？又是誰，有權要求幸存者必須償還？

吳云鵬在那篇題為《問問張某松律師》的文章里（注：該文發布后，有網友提示其并非律師），記錄了讓他做出選擇的全部細節。

兩天一夜，斷食斷水 ，手銬勒進肉里：

肺氣腫復發。

以及一進審訊室，就赫然在目的那件東西：

老虎凳。

在這種極限壓力下，他為了求生，甚至對審訊人員說了一些奉承話。

那位自稱張某松的人，正是抓住這一點，在網上留言，斥責他辜負了大家的朋友圈聲援。

吳云鵬在文章里冷靜地反問：是不是應該報答張某松發的一個朋友圈，迎機槍沖上去報答他更合理？

這 個問題，其實早在幾個月前， 北京律師張新年就已經用沉默回答過了。

他因深度介入一起廣受關注的案件并持續公開發聲，被辦案單位跨省帶走。數日后，當他平安歸來時，外界等來的不是一篇檄文，而是一張朋友圈截圖，上面只有四個字：

賓主盡歡。

這四個字，在一些人眼中，是妥協，是變節。

根據他事后在個人社交平臺上的陳述，這不過是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是多方施壓下為了報平安的無奈之舉。

他的沉默，同樣引來了潮水般的質問。

這兩場幾乎復刻的審判，讓我意識到，很多批評者混淆了一種根本區別：

求生與背叛。

在我看來，張新年和吳云鵬的選擇，都屬于前者。而真正需要被切割和譴責的，是后者。

“背叛”有兩種形態。

第一種，是個體的絕望式背叛。

蕪湖律師戈運龍，提供了一個背叛的樣本。

他在一場庭審中，因言辭激烈地為當事人辯護，觸碰到了當地司法系統的神經。

風暴隨之而來。當地司法局介入，一度要：

對他處以停業半年的處罰。

消息傳出，律師同行、媒體與公眾迅速集結，形成了一股強大的輿論壓力，為他筑起了一道防火墻。

然而，這道由聲援者組成的防火墻，卻親歷了一場猝不及防的三幕反轉劇。

第一幕，是絕望的求助。根據他與他人聊天記錄，在與司法局領導談話后，他情緒激動，一度都要崩潰了，想從樓上跳下去。

第二幕，是公開的和解。在輿論壓力下，風波平息后，他先是在朋友圈發文，稱一切只是：

理解有誤。

感謝各界關心，一派云淡風輕。

第三幕，也是最關鍵的一幕，是私下的背刺。在這份公開的體面之下，他卻將槍口對準了曾為他發聲的媒體。他先是私下請求：

能不能把這篇文章撤了啊？

在一個小時后，他又發來一句更具威脅性的話，并配上了三個抱拳的表情：

麻煩您趕緊聯系撤了，不然我要投訴了，謝謝。

根據公開信息，戈運龍律師后來為這些矛盾的信息提供了一種解釋，他將部分手機操作，包括信息的誤發或刪除，歸因于：

他的兒子。

第二種，是制度的切割式背叛。

北京某媒體的一位記者李某，因一篇涉及某地的監督報道而承受壓力。當我發文聲援后，接到了一通來自其領導的電話，以下把對方化名“張三”。

張三電話前以“擔心 監控”為由，營造出一種“我們是同路人”的氛圍。隨后，他拋出了一句精心設計的話：

李某已經離職了，我們報社沒有受到外部干預。

這句話的實質，是機構將所有壓力，干凈利落地從組織結構上剝離，精準地轉移到一個“前員工”的個人身上。

我當即要求他澄清：這通電話，究竟代表他個人，還是代表該媒體？他的名字是什么？信源是什么？

他開始左右言他，拒絕回答任何關于身份和信源的問題。

當我堅持要求他為自己的言論負責，并指出這種匿名施壓的做法不正當時，他亮出了最后的武器。

他要求我更正文章，停止炒作此事：

否則到網信辦舉報我。

我的判斷標準因此變得極為清晰：被聲援者有沒有反過身來，傷害那些曾經幫助過他的人。

張新年和吳云鵬沒有。他們的選擇，最多是沉默。

而戈運龍和張三，做了。

然而，真正荒誕的，是部分批評者的雙重標準。

對于選擇沉默自保的張新年們，他們要求一種近乎殉道的純粹性。

但對于“張三”所代表的制度性切割，他們反而常常表示理解，認為情有可原。

這種奇怪的道德算法，最終導向一個極其諷刺的現實：

你對別人的傷害越小，你受到的指責反而越大。

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但在輿論場上，這兩條路時常被強行并軌。

一些批評者用戈運龍的倒戈作為標尺，來丈量張新年的沉默，并以此攻擊他。

張新年律師對此氣到“多喝了半斤酒”，他在朋友圈寫道：“這太有侮辱性了！”

在這場關于債務的糾紛中，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懸而未決：張新年和吳云鵬們，究竟欠了誰的，又欠了什么？

一些聲援者的邏輯，并非是團結，而更像是一種投資。

他們把聲援當成買股票，入股了，就等著對方成為英雄，上市敲鐘。

一旦對方選擇退市保平安，他們就覺得自己的投資打了水漂，血本無歸。

這種邏輯的終點，是一種更古老的交易模型：

高利貸。

這種聲援，等于給當事人放了一筆債。

當事人出來后，不僅要連本帶利地還，還必須按照債主規定的方式——繼續沖鋒陷陣，去為債主賺取超額的：

道德收益。

如果還不上，或者還得不情不愿，你就是“利己主義”，就是“辜負”。

一些批評的聲音，還喜歡為這筆高利貸披上一件公共利益和公眾知情權的外衣。

我的一位公眾號寫作者朋友就曾批評張新年的沉默，損害了：

公眾的知情權。

這些宏大的詞匯，像一件華麗的袍子，被披在了赤身裸體、剛剛從冰冷地面上爬起來的幸存者身上。袍子很暖，也很重。

一個簡單的邏輯常常被忽略：

他首先是個人，其次才是符號。

平心而論，那些失望的聲援者，其初衷或許并非惡意。他們渴望看到一個英雄的誕生，一個正義的伸張。

他們只是沒有意識到，當他們把自己的期望投射到另一個人身上，要求他用完美的姿態去沖撞一臺堅硬的機器時，他們自己：

也成了那臺機器的一部分。

他們用鍵盤和朋友圈，為幸存者打造了一座新的囚籠。

張新年和吳云鵬們，用沉默和自嘲，拒絕了這場：

加冕。

他們搞砸了這場萬眾期待的演出，讓臺下的觀眾感到掃興。

而戈運龍和“張三”們，則用反咬一口或冷靜切割的方式，為這場懸而未決的戲碼，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結局：一個是令人不齒的個人背叛，另一個是無可奈何的制度勝利。

于是，觀眾們終于找到了那個可以盡情投擲石頭的靶子，心滿意足地離場。

只是，大戲落幕后，一個根本的問題依然無人回答：那個最初被聲援的人，他到底是誰？他的恐懼，他的疲憊，他的選擇，還重要嗎？

或許，這從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戲看。

最終，這張聲援者的賬單，由幸存者簽收。

但他簽下的，不是一份償還英雄夢的合同，而是一張確認人性脆弱的收據。

我們聲援，是因為看見了不公，而不是為了購買一個偶像。

如果聲援變成了一張必須用鮮血或自由來償還的賬單，那它本身，就成了另一種不公。

畢竟，我們渴望的是一個人們無需成為英雄也能說真話的環境，而不是一個只有英雄才敢說真話的困境。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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