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日本評論：紀念村山富市先生

2025年10月17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逝世，享年101歲。作為“55年體制”后少有的社會黨首相，他的政治生涯始于工人自治工會，先后擔任大分市議員和大分縣議員，是典型的“工人貴族”型政治家。出身平凡、語言樸實的他，從不以權謀勢，也未形成明顯的政治派系，卻在日本政治轉型的關鍵節點上，成為時代變遷的見證者。

01

1993年，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的“55年體制”瓦解。次年，旨在重獲政權的自由民主黨（時任總裁河野洋平）迅速調整策略，與長期在野的日本社會黨（時任委員長村山富市），以及新興的新黨先鋒（時任代表武村正義）達成協議，組建聯合政府，即著名的“自社先聯合政權”（LDP-SDP-Sakigake Coalition）。彼時社會黨在眾議院僅有約70席，按憲政慣例，村山富市幾乎不可能出任首相。但為重返執政，自民黨需要一個“無害的首相”，而社會黨則希望在理念上留下痕跡。于是，社會黨內溫厚穩健的委員長村山富市，在出乎本人意料的情況下被推舉為首相。村山后來回憶：“這樣的政權能成立，本身說明歷史在召喚某種角色。”

小澤一郎批評此舉為“野合政治”，但從政治史的角度看，村山內閣實際上是冷戰格局崩潰后的產物。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日本國內“革新與保守”的政治對立亦失去意義。村山內閣登臺，標志著意識形態對抗時代的終結，同時也成為自民黨回歸權力中心的前奏。

執政伊始，村山即作出重大轉向：首先在國會明確承認自衛隊與《日美安保條約》的合法性，結束了社會黨長期堅持的“自衛隊違憲論”。他在演講中坦言：“安保體制是必要的，自衛隊亦符合憲法。”這一表態贏得自民黨陣營的掌聲，卻也宣告社會黨傳統理念的終結。

02

出任首相后，村山訪問了東南亞諸國。他坦言：“各國表面上對日本友好，但私下仍存疑慮——日本是否會再次成為軍事大國？是否真正反省了過去的戰爭？”這種微妙的“信任缺口”，促使他認識到：沒有明確的政府態度，日本難以重新贏得亞洲的信任。彼時正值戰后五十周年的關鍵節點，村山深知，戰后政治遺留的“歷史認識問題”——即日本對亞洲戰爭責任的反省——已成為國內外必須解決的課題。于是，他在三黨政權合意中提出一項特別條款：對過去戰爭進行反省與總結，并設立“戰后五十年問題項目組”（50年問題プロジェクト）。

1995年6月9日，眾議院表決《以歷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歴史を教訓に平和への決意を新たにする決議」），但由于自民黨議員缺席較多，決議未能通過。此事令村山深感不安，面對國內保守勢力與亞洲鄰國的歷史壓力，他決定在 戰爭結束50周年 以首相名義發表一份“終戰紀念談話”——即后來被稱為 “村山談話” 的文件，為日本的戰爭責任劃下政治句號。

“村山談話”的醞釀過程極為艱難，“反省日本在戰爭中的侵略與殖民統治責任”倡議隨即在國內引發強烈震蕩。自民黨內部存在明顯抵觸，不少議員主張“無需再道歉”。多方艱難協調之下，最終形成由官房長官五十嵐廣三主持起草，學界與內閣官員反復推敲的最終文案。村山甚至親自向時任通產大臣的橋本龍太郎征詢意見，對方建議將文中“終戰”與“敗戰”統一為“敗戰”，以示歷史的誠實。

1995年8月15日戰后五十周年紀念日，村山召開內閣會議表示：“社會黨委員長成為首相，卻連這樣的聲明都不能發表，那就毫無意義。”言外之意——若談話遭否決，他將辭職以示負責。新任官房長官野坂浩賢也表態：“若閣僚反對，將立即啟動罷免程序。 ” 最終，在古川貞二郎官房副長官宣讀文本后，全體閣僚，包括被視為鷹派的江藤隆美、平沼赳夫、島村宜伸等自民黨議員，無人發言。談話即以全票一致通過，正式以“戰后五十周年終戰紀念談話”名義發表——史稱“村山談話”。

“村山談話”明確指出：

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與痛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與由衷的謝罪。

這是戰后日本政府首次以“侵略”、“殖民統治”兩詞公開描述日本戰爭行為，也第一次明確表達“道歉”與“反省”。其政治意義在于：將原本社會黨主張的歷史責任意識，正式納入國家政策框架之中，使其超越黨派，成為對外關系與對內教育的基準。

然而，這份談話并非沒有代價。談話發表后，日本國內出現不同反應。保守派認為，日本在戰后已進行賠償與道歉，不必再反復自責；而左翼與亞洲各國則認為，態度雖然值得肯定，但措辭仍顯得過于溫和。村山本人在國會答辯中又表示“日韓合并條約在當時國際法上是合法的”，此一表述被批評為態度曖昧，使其在韓國、中國兩國同時遭遇批評。1995年大阪APEC會議上，村山遭到了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韓國總統金泳三“冷遇”，暴露了“道歉外交”的兩難處境——既難以滿足周邊國家要求，又觸及國內保守勢力的底線。

盡管如此，“村山談話”仍被視為戰后日本對歷史問題的道義轉折點，橋本、小淵、小泉、菅直人、安倍乃至岸田，皆在不同場合表明“繼承其精神”。“村山談話”成為日本政府歷史認知的主干文件，也奠定了此后外交表態的基調。

在口述史《村山富市的證言錄》中，村山回顧道：

當時日本國內對于戰爭的是非并無統一見解。我們希望通過一份政府聲明，為戰后五十年的歷史作結。亞洲各國對此給予肯定，也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他承認，部分日本人認為“日本是被迫卷入戰爭”，但他強調：

無論出發點如何，日本確實在亞洲推行了侵略與殖民統治。我們必須直面歷史，以謙虛與反省贏得信任。

關于內閣通過的過程，他回憶說：

那天閣僚們沉默地聽完全文，沒有任何異議。村山談話雖然以我名字命名，但這并非個人聲明，而是政府的正式方針。國會無法全票通過，我們就用內閣決議來完成，這也更加凸顯了“村山談話”的重要。

03

1995年也是災難頻發之年，1月17日突然發生的阪神大地震，造成逾6000人死亡，數十萬人無家可歸的后果。村山被指“決斷遲鈍”，造成 政府反應遲緩、協調失序。 面對輿論壓力，村山沒有推卸責任，而是公開反省：“我們沒有預想到那樣規模的災害，也沒有形成中央與地方的應急機制。”他的誠懇態度雖未能挽回政治支持率，卻體現出一種道德上的清醒。

同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氣襲擊，震驚全國。村山果斷授權警方全面搜查，并強調“以信仰為名的暴力，決不能被民主社會容忍”。這場危機使日本社會第一次直面“宗教極端與國家權力”的界限問題，村山在困境中展現出冷靜與克制。

這兩場事件成為村山政權轉折的節點。他后來回憶：“那一年，日本的政治從‘理念’跌入‘現實’。我們既要面對災害、也要面對人心的恐懼。”

1996年1月，村山辭去首相職務，政權交由自民黨的橋本龍太郎。此后社會黨改組為社會民主黨，黨勢迅速衰落。村山被視為“犧牲社會黨換取聯合政權穩定”的象征人物。然而，從歷史角度看，村山的存在具有獨特意義——他是日本政治“溫情與反省”的最后代表。他沒有野心，不善權謀，卻在關鍵時刻承擔了國家的道義表達。

04

“ 村山談話 ”的出現，使戰后日本在歷史認知上完成了制度化的反思，也為亞洲關系留下了一個可供延續的框架；但與此同時，它也揭示了日本社會在面對過去時的根本矛盾——既想擺脫歷史負擔，又無法否認其存在。

村山富市的一生，介于理想與現實之間；他的失敗，是一個時代的必然，他的談話，卻成為日本政治良知的象征。他代表的不僅是社會黨最后的身影，更是那種“政治可以帶著人情與誠意”的信念。

村山富市的離世，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戰后日本政治倫理傳統的終結——在強人政治、民粹政治之后，他的溫和與遲疑，也許更值得被后人記住。謹以此紀念村山富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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