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哥哥不愿起義，中將弟弟反復反悔，結果麾下三個師都出了大事

1949年初，中國大地上的戰局早已定調——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打完，國民黨軍能打仗的主力部隊幾乎損失殆盡，長江以北再也找不到成規模的大戰。當時國民黨高層還在喊著“憑長江天險劃江而治”，可明眼人都清楚，這條寬不過幾百米的江，根本擋不住解放軍南下的腳步。

對國民黨將領來說，這會兒最頭疼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找出路”：有人想跟著蔣介石退去臺灣，有人想投靠解放軍起義保命，還有人抱著“能保一天實力是一天”的心思觀望。

就是在這樣混亂的局面里，國軍第8兵團68軍成了個典型——兵團司令劉汝明是上將，鐵了心不愿起義也不想真抵抗；軍長劉汝珍是他親弟弟，中將銜，想起義又怕丟了官職家產，反復反悔；底下三個師的官兵更是各有各的打算，最后沒一個能好端端收場。

要理解這對兄弟的選擇，得先說說劉汝明的“老底”。他不是蔣介石的“自己人”，早年跟著馮玉祥在西北軍當兵，從最底層的小兵一步步升到總指揮，用他自己的話說：“馮先生給了我從兵到官的所有機會，這份恩我不能忘。”后來中原大戰，西北軍散了，他才輾轉投靠宋哲元，再后來雖被蔣介石收編，卻始終沒進“嫡系圈子”——國民黨里“非嫡系不重用”是常態，劉汝明心里門兒清：自己手里的兵，是唯一能保住地位的資本，一旦打光了，蔣介石絕不會給好果子吃。

所以早在淮海戰役時，劉汝明就透著“惜兵”的心思。當時他率第8兵團守在蚌埠，蔣介石讓他去進攻宿縣、救援被圍的黃維兵團，他表面上派了部隊過去，實際上只是讓士兵在前線晃悠幾圈，放幾槍就撤，愣是沒讓部隊受太大損失。等到黃維兵團被殲滅、杜聿明集團被圍，劉汝明更是第一時間帶著部隊往南撤，趕在解放軍合圍前逃到了長江邊。

這會兒國民黨要布長江防線，把70萬兵力分成了兩部分：桂系首領白崇禧帶25萬人守湖口以西（湖北、湖南段），蔣介石的親信湯恩伯帶45萬人守湖口以東（江西、安徽、江蘇段）。這兩人也沒心思好好布防——白崇禧心里只想著“保廣西老巢”，防線只是個樣子，隨時準備往湘西撤；湯恩伯更直接，把精力全放在上海，天天安排輪船往臺灣運物資，就等著戰局一壞就從海路跑。

劉汝明的第8兵團正好歸湯恩伯管，他心里打著自己的小算盤：把弟弟劉汝珍的68軍放在銅陵到九江這段防線，這里離解放軍主攻方向稍遠，一旦有事，往南逃的路也順暢。他私下跟劉汝珍交底：“別跟解放軍硬打，守不住就跑，手里有兵，到哪兒都有活路。”

可劉汝珍沒他哥那么“篤定”。他能當上68軍軍長，全靠劉汝明的提拔，自己沒多少帶兵打仗的硬本事，這會兒看著身邊不少將領起義后得到優待，也動了心思。他偷偷托人給二野的首長帶信，說“等解放軍渡江時，我愿意策應”；渡江戰役發起前三天，他還當著副軍長王志遠（早早就跟解放軍有聯系，明確要起義）和中共代表的面拍胸脯：“到時候我帶部隊配合，絕不放一槍阻攔。”

可轉頭他就后悔了——夜里翻來覆去睡不著，琢磨著“起義后官沒了，家里在安徽的田產、店鋪肯定保不住”，越想越怕，最后干脆把承諾拋到腦后，跑去跟劉汝明說：“哥，還是聽你的，咱們往南撤吧，起義風險太大。”

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發起渡江戰役，東、中、西三個集團同時突破長江防線。劉汝明、劉汝珍沒等解放軍打到自己防區，就下了命令：68軍三個師各留一個團在南岸裝樣子抵抗，主力部隊跟著兵團的55軍一起往東南逃。這種“不戰而逃”的做法，連當時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湯恩伯都管不了——那會兒國軍已經散了架，將領們誰都不聽指揮，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跑。

可他們想跑，解放軍卻沒打算放過。負責追擊的解放軍第四兵團，盯著劉汝明兵團的尾巴一路追，沒幾天就追上了68軍的先頭部隊。119師剛逃到安徽南部的青陽，就被四兵團的部隊圍住，打了不到半天，全師被殲滅大半，師長張勛亭藏在老百姓家里，還是被搜了出來，成了俘虜；143師更慘，慌不擇路闖進了山區，正好撞上解放軍的伏擊圈，師長閻尚元想換身老百姓的衣服混過去，結果因為穿著將軍靴露了餡，也被抓了。

5月2日，四兵團13軍追到江西弋陽，把68軍軍部、81師和炮兵團全圍在了城里。城里的守軍本來就沒心思打仗，看到解放軍架起大炮，只放了幾槍就開始往城外逃，建制瞬間亂成一鍋粥。13軍有個排長在搜城時，發現兩個穿黃呢子大衣的人躲在破廟里，帶著三個班沖過去一看，竟是68軍副軍長王志遠和參謀長杜大中。

陳康

13軍副軍長陳康知道王志遠是想起義的，沒為難他，反而讓他寫封信勸81師師長葛開祥投降。杜大中拿著信找到葛開祥時，葛開祥幾乎沒猶豫就答應了——其實早在渡江戰役剛打響時，他就覺得不對勁，專門找到劉汝珍質問：“軍座，你之前說要帶我們起義，現在天天往南跑，到底想干什么？我們81師已經準備好了，不想再跟著逃了！”那會兒劉汝珍還敷衍他“再等等”，現在城破了，他也沒了顧慮，當場下令全師放下武器，正式起義。

劉汝珍在弋陽破城前，聽說葛開祥要抓他送給解放軍，嚇得帶著幾個處長和警衛分隊從后門溜了，一路往東南逃到廈門。到廈門時，他身邊只剩5000多人，還是后來補充了些抓來的壯丁，才勉強把68軍的建制湊起來。等解放軍打到廈門，他又趕緊跟著劉汝明一起逃去了臺灣。

說起來，劉汝明的第8兵團能逃到臺灣還剩1.6萬人，在當時國民黨兵團大多被殲滅的情況下，算是個“特例”——不是他們能打，而是解放軍那會兒的重點在解放東南大城市，追擊的主力沒盯著他們不放，再加上他們跑得早、路線偏，才僥幸逃掉。可到了臺灣，蔣介石也沒給他們好待遇：沒多久就把兵團撤裁，劉汝明、劉汝珍沒了兵權，成了沒實際職務的“閑官”。

1975年4月，劉汝明在臺灣病逝，到死都沒再回過大陸；1999年11月，劉汝珍在美國洛杉磯離世，客死他鄉。這對曾手握重兵的兄弟，到最后也沒弄明白：明明想“保全實力求活路”，怎么最后麾下三個師，兩個被殲、一個起義，自己也落得個無兵無權的下場？其實答案早就藏在他們的選擇里——既不想為國民黨賣命，又不愿順應大勢起義，抱著僥幸心理觀望，最后只能被時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