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對于“循吏”的選擇是否不當？

《史記》的《循吏列傳》所寫的，是“循吏”這樣一類特殊的人群。“循吏”的吏，就是官吏的吏。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古代，很長的時間里，官和吏，是兩種不同的人，官是官員，吏則是公務員，在傳統社會里，那是兩個互為關聯，卻很不相同的階層。但是，在司馬遷的時代，官和吏這兩個詞，卻還沒有那樣明確的階層指向，在很多時候，它們指的是同一個階層，所以《史記》的這篇《循吏列傳》，其中的吏，就是官；從篇中所舉的例子看，那些吏，還大都是丞相一級的高官。

那么什么是“循吏”呢？《循吏列傳》開卷就是一段“太史公曰”，可以看作是司馬遷本人對“循吏”的一個基本解釋。這段“太史公曰”是這樣說的：

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這段話，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法令是用來引導民眾的，刑罰是用來禁止奸邪的。即使文的法令和武的刑罰都不具備，善良的民眾還是有所畏懼而注重自身修養，是因為官僚階層還沒有亂。官員奉公守職，處事依循常理，也可以成就國家和地方治理，哪里一定要施行威儀嚴刑才行呢？據此我們可以知道，司馬遷所謂的循吏，就是“奉職循理”的官員，簡單地說，也就是守規矩、有底線的官員。

這樣的官員，司馬遷在《循吏列傳》里寫了五位，依次是楚國的孫叔敖、鄭國的子產、魯國的公儀休、楚國的石奢和晉國的李離。這五位都是春秋時候的名臣，《循吏列傳》所記他們的事跡，有不少跟司馬遷之前的一部西漢名著《韓詩外傳》所記相似。

日本江戶時代翻明刻本《史記·循吏列傳》書影

這五位循吏中，名氣最大的是大家相對熟悉的鄭國丞相子產。但在《循吏列傳》里排次第一，司馬遷花筆墨也最多的，不是子產，而是楚國丞相孫叔敖。

據《循吏列傳》記載，孫叔敖原本是楚國的一個普通讀書人，碰到了一位貴人，把他引薦給楚莊王，讓他接自己的班，做楚國的丞相。結果這位孫叔敖丞相才上任三個月，楚國就出現了舉國上下和諧團結的可喜景象，百姓都以生活在楚國而倍感快樂。

接著《循吏列傳》的孫叔敖傳部分講了兩個故事：一個是莊王改革貨幣制度，百姓不便，商界體驗槽糕，很不適應，孫叔敖體察下情，勸楚莊王回歸舊制，終于使市場復歸平靜；另一個是孫叔敖運用迂回戰術，幫助楚莊王實現交通運輸制度改革。這第二個故事涉及楚國當時的車制和門規，需要作一點解釋。

說是楚國老百姓的習俗是喜歡“庳（bì）車”，也就是底盤低矮的車。楚王呢，認為這種底盤低矮的庳車對拉車的馬來說很不方便，所以就想發個文件，讓全國都把車改成高底盤的車。這個時候丞相孫叔敖就出來勸楚王，說：“文件發了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走哪條路了，這樣不好。大王您要是一定要推行高底盤的車，為臣我向您請求，讓我教城鄉各處讓他們把門梱（kǔn）加高。乘車的人都是君子，君子不會經常下車的。”楚王一聽，哎，這主意不錯，就同意了。過了半年，孫叔敖的辦法果然奏效，老百姓都自個兒把車的底盤加高了。

軺車畫像磚（復制品）

《循吏列傳》里的這個故事，邏輯是很清楚的。但問題還是有，而其中的關鍵，就在那個“梱”字上。

什么是“梱”？一般的解釋，“梱”就是門檻。但是如果“梱”就是門檻，那么門檻增高之后，無論車的底盤增高多少，車還是過不去，因為車是要靠車輪前行的，而在有高門檻的門跟前，除非撤了門檻，車是不可能翻越的。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梱”呢？我們查一查東漢許慎編的著名字典《說文解字》，就可以知道，在漢代，梱、橛、（niè），這三個漢字，在指稱與門相關一個構件上，意思是相同的；門梱、門橛和門，指的都是同一樣東西，就是豎在大門中央的短木。

在楚國，這根豎在大門中央的短木，原本應該是很低矮的，所以楚國百姓喜愛的底盤低矮的車，可以暢行無阻；后來楚王采納孫叔敖的建議，加高了城鄉門樓前原本低矮的門梱，這就倒逼楚人的車輛，不得不加高底盤，否則車主人坐車到門前，就不得不下車，由人抬著車過門梱了。

楚莊王時代是春秋中葉，當時低矮的“庳車”，現在已經難覓蹤影了。但之后被加高了底盤的高車，今日楚國考古中屢有發現，像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楚墓二號墓二號坑2號車的輪徑有118厘米，淮陽馬鞍冢戰國楚墓出土的車輛輪徑有136和146厘米，可見孫叔敖的極具智慧的建議在楚國實現的普遍程度。

而最堪玩味的，是《史記·循吏列傳》里所記的孫叔敖的這個故事，背后還有一個一般人不知道的背景，那就是《荀子》的《非相》篇里所寫的一段話：“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意思是楚國的孫叔敖，是期思這個地方的一個下等人，頭上禿發，左臂還比右臂長，人很矮小，比車前的直木和橫木都要矮，就是這么一個其貌不揚的人，卻讓楚國稱霸一方。如果《荀子》的這段話是紀實的，那孫叔敖應該是堅持保留“庳車”的低底盤，才是最合乎自身出行特性的邏輯選擇，但他居然選擇了相反的對自己不利的方向。而如果我們把《荀子·非相》篇里描寫孫叔敖長相的那四個字“軒較之下”，跟《循吏列傳》所記孫叔敖主動獻計增高門梱，改良“庳車”，兩者結合起來看，這位小個子的春秋循吏形象，是不是又高大了幾分？

孫叔敖

所以太史公在《循吏列傳》孫叔敖傳的末尾，借了傳說中孫叔敖的丞相官位三次得到又三次失去的傳說，特意發議論，說孫叔敖最大的本事，是“不教而民從其化”，也就是并沒有發布什么行政命令，老百姓就自覺地跟隨他指引的路線走了——為什么孫叔敖能有如此大的能耐？就是因為他不自私，守規矩，有底線。

《循吏列傳》所記的這五位循吏中，最好玩的是魯國博士公儀休。

公儀休也是一位丞相，魯國的丞相。按照《循吏列傳》的說法，他的為官主張，是“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就是拿國家工資的官員，不能跟下面的老百姓爭利；獲得了利益大頭的一方，不可以再榨取小的一方。

這位公儀休丞相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因為喜歡吃魚，有人拿了魚來作為禮物相贈，他卻不接受。對方納悶了，說：“我是聽說您老特別喜歡吃魚，才送您魚的，您干嘛不接受呢？”丞相的回答很有水平，說：“正因為我特別喜歡吃魚，所以不能接受你的贈品。現在我做著丞相，自個兒就供得起魚；今天我要是接受你送的魚，而被免了丞相，那以后還有誰會再來給我供魚呢？所以我是不能接受你送的魚的。”

公儀休的話，是說得很輕松的。但他背后的指向，卻是十分地嚴肅。因為它同樣顯示了個人守規矩、有底線的為官境界。

實拍書影

《循吏列傳》所記的五位循吏中，引起后世爭議的，是名列最后兩位的石奢和李離。

石奢是楚昭王時代的丞相，平時為人剛正廉潔正派，從來不阿諛奉承，也從不回避問題。有一回石丞相到下面視察工作，半路上遇到了個殺人犯，這丞相大人也加入到了追犯人的行列里。犯人最后是逮著了，不過不是別人，就是石丞相他爸。怎么辦呢？這位石奢石丞相的做法是：放了老爸，但把自己抓起來；同時派人代他向楚王匯報，自我檢討，說自己不忠不孝，罪該萬死。楚王呢，自然是放他一馬，說：“你追了犯人，但沒追上，不該判罪，你就干你的正事吧。”沒想到這石奢回復楚王說：“不隱藏自己父親的過失，不是孝子；不遵奉君王的法律，不是忠臣。大王您赦免了我的罪責，那是主上的恩惠；但我甘愿伏法而死，是做臣子的職責。”最后他竟然不接受楚王的命令，自己抹脖子自殺了。

李離的故事，跟石奢頗為相似。說這位李先生，是晉文公時代負責司法刑獄的長官。因為誤聽傳聞而錯殺了人犯，就把自己抓起來，要判死刑。晉文公得知后，說：“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屬有過錯，不能算是你的罪責。”李離卻說：“為臣我是一眾司法官員的領導，但并沒有讓位給下屬；工資也很高，但并沒有跟下屬分享獎金。現在因為誤聽傳聞而錯殺人犯，卻要把罪責推給下屬，這是從未聽說過的事。”堅決不接受晉文公的命令。晉文公不高興了，反問李離：“你既然認為自己有罪，那寡人我是不是也有罪啊？”李離呢，典型的一根筋，說：“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文公您因為臣下我能聽微決疑，所以讓我做司法刑獄長官。現在誤聽傳聞錯殺人犯，罪就該死。”最終還是不接受晉文公的命令，伏劍自殺。

因為《循吏列傳》的石奢傳和李離傳兩部分，重點都不在石、李二人的政績，而是寫他們面對兩難處境時的選擇，所以后代就有學者認為，這兩位算不得循吏。像明代的陳仁錫，就說石奢、李離二人“未見為循吏”，也就是沒看出來他們二位像是循吏。

那么，在入選人數極為有限的篇幅里，司馬遷為什么要把石奢和李離這兩位似乎跟“奉職循理”主題有點遙遠的官吏選進來呢？

這就要說到《史記》最后的《太史公自序》里，有關《循吏列傳》的解題了。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馬遷是這樣寫的：“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這其中的“奉法循理”，在《循吏列傳》的公儀休傳里出現過，跟前面引用過的“奉職循理”是同樣的意思；“不伐功矜能”，意思是不以自己有功、有能力而驕傲。而其中跟我們讀到的《循吏列傳》畫風最不合的，是“百姓無稱，亦無過行”這八個字，它消極地刻畫出循吏的一般特征，是他們在百姓口中并不被稱頌，但是也沒有犯什么過錯。不過，如果我們把《循吏列傳》的正文，跟《太史公自序》的這一解題結合起來讀，其中的意蘊，就頗耐人尋味了。

一面在說循吏可以是“百姓無稱”，另一面卻把被列入循吏代表的子產，治理鄭國二十六年后，死了，引來成年人嚎啕大哭，老人像小孩似的啼哭的悲愴場面，刻畫得入木三分，甚至還直接引用了當時人的話：“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意思就是：子產真的離開我們死了嗎！老百姓還有誰可以依靠啊？

一面在說循吏應該是“亦無過行”，另一面卻特意寫了一位有“過行”的司法刑獄高官李離，因為誤聽傳聞錯殺人犯，為追求公正，把自己抓了起來，判了死刑，即使有晉文公寬解，依舊不接受君命，而持劍自殺。

《循吏列傳》用這種不循常理的寫法，尤其是寫循吏們對于為官底線的極端重視，底線在他們的眼里甚至高于生命，以此來凸顯忠于職守、依循常理的官員難能可貴，應該說是司馬遷精心安排的結果，而絕不是選擇的不當。

因此就要提到一個歷來有不少人已經指出的《循吏列傳》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那里面作為循吏代表的，都是春秋時期的官員，司馬遷身處的漢朝，是一個官員都沒有入選的。與此相應，在《史記》七十列傳中，還有一篇《酷吏列傳》，那里面寫的，卻都是漢朝的官員。因此就有人推測，太史公之所以在《循吏列傳》和《酷吏列傳》里有這樣的選擇，是用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對自己身處的漢武帝時期的官員和官場政治，作鞭辟入里的批判。果真如此嗎？我們之后講《酷吏列傳》時再討論。

（摘自《眾生：〈史記〉的列傳》，為便閱讀，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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