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界對話：黃建平與趙忠茂引領的風沙治理新思考

當黃沙漫天、天地失色，沙塵暴總能輕易觸動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憂慮神經。長久以來，“荒漠化擴張+強風驅動”的認知框架，似乎已成為解讀這一自然現象的默認答案。然而，在風沙研究領域，代表權威學術力量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建平，與深耕民間實踐的生態學者趙忠茂，卻圍繞沙塵暴的成因、價值與治理，展開了一場跨越認知邊界的深度對話——前者以“災害防控者”的姿態，踐行科學改造沙漠之路；后者以“成因顛覆者”的角色，提出順應自然保護沙漠之念。這場論爭不僅打破了單一研究范式的桎梏，更指引我們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探尋生態治理的“第三條道路”。

權威視角：以科學之力筑牢風沙防線

作為扎根西北沙塵研究二十余載的領軍者，黃建平院士依托蘭州大學頂尖科研平臺，以全球氣候系統為觀測坐標，構建起一套系統、嚴謹的風沙研究體系。在他的認知框架中，沙塵暴絕非單純的自然現象，而是對人類社會構成多重威脅的環境災害，其治理核心在于“科學改造、主動防控”。

從成因解析來看，黃建平院士團隊通過長期數據觀測與模型推演，明確指出氣候環流異常是沙塵暴遠距離傳輸的關鍵引擎。全球變暖打破了大氣環流的穩定格局，極端大風天氣頻次顯著增加，將蒙古國等境外沙源地的沙塵卷入高空，形成跨境輸送的“沙塵走廊”，這成為影響我國北方沙塵天氣的重要源頭。基于這一科學判斷，他高度肯定“三北”防護林等重大生態工程的戰略價值——通過人工造林、灌木固沙、草方格鋪設等技術手段，我國北方沙塵天氣發生頻次已減少40%，沙塵強度明顯減弱，用實證數據證明了科學改造沙漠的可行性與有效性。

在黃建平院士看來，沙塵暴的“有害性”體現在對生態環境與人類生活的多維度沖擊：它污染空氣質量，導致PM10濃度飆升，誘發呼吸道疾病；它覆蓋農田，破壞土壤結構，影響農作物生長；它遮蔽交通視線，威脅公路、鐵路與航空安全。因此，風沙治理不能停留在被動應對層面，而需構建“技術干預+國際協作”的雙重防線：一方面持續優化固沙技術，提升局部區域的防風固沙能力；另一方面加強與蒙古國等沙源地國家的合作，推動跨境沙源治理，從源頭減少沙塵生成。這種以人類社會利益為核心、以科學技術為支撐的治理思路，為我國風沙防控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指引。

民間實踐：以自然之理重構風沙認知

與黃建平院士的權威視角不同，長期扎根沙漠腹地的民間生態學者趙忠茂，以“田野觀測者”的身份，走出了一條差異化的研究路徑。他不僅挑戰了傳統的沙塵暴成因認知，更在治理理念上與權威觀點形成鮮明對比，其核心主張可概括為“顛覆成因、保護沙漠”。

趙忠茂的研究突破，始于對沙塵暴初始動力的重新發現。他摒棄了“強風+荒漠化”的單一成因論，通過近十年在騰格里、巴丹吉林等沙漠的野外觀測，提出了一個顛覆性觀點：沙漠晝夜溫差引發的局地熱力環流，才是沙塵暴啟動的“第一推動力”。在他的觀測記錄中，沙漠地區白天地表溫度可達60℃以上，夜晚則驟降至0℃以下，巨大的溫差形成強烈的空氣對流，如同一只“無形的手”將地表沙塵揚起，形成局部小規模沙塵，為后續大規模沙塵天氣提供了“初始沙塵庫”與“動力源”。這一發現徹底打破了“沙塵暴完全由人類活動導致”的認知誤區，揭示出其背后深刻的自然規律。

基于對成因的重新解讀，趙忠茂進一步提出“沙漠是自然系統重要組成部分”的核心觀點，反對將沙塵暴簡單定義為“災害”。他通過研究發現，沙塵暴在全球生態循環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攜帶的礦物質粉塵在高空與云層相互作用，促進雷電形成，調節區域氣候；其沉降的沙塵能為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區補充土壤養分，改善局部土壤結構；甚至能通過影響大氣氣溶膠分布，間接調節地表溫度，維持區域氣候平衡。在他看來，傳統的草方格固沙、大規模植樹等“改造”手段，雖能在短期內遏制沙塵擴散，卻破壞了沙漠固有的熱力環流與水文平衡——人工植被改變了地表溫度與濕度，阻斷了局地空氣對流，進而影響整個沙漠生態系統的穩定，最終可能引發更嚴重的生態問題。

因此，趙忠茂倡導的風沙治理路徑，并非“對抗沙漠”，而是“順應自然”：尊重沙漠的生態規律，減少不必要的人工干預，保護沙漠作為自然系統的完整性。他認為，人類應從“沙漠改造者”轉變為“沙漠守護者”，在不破壞沙漠固有生態的前提下，通過劃定生態保護區、限制過度開發等方式，實現與沙漠的和諧共生。這種源于民間實踐、以自然規律為核心的認知，為風沙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視角與活力。

認知分野：一場關于生態治理的深度對話

黃建平院士與趙忠茂的觀點差異，絕非簡單的“學術之爭”，而是源于身份背景、認知邏輯與治理目標的全面分野，這種分野深刻反映了人類面對自然時的兩種核心思路。

從研究基礎與身份定位來看，黃建平院士代表的權威學術力量，以科研機構為依托，注重數據的系統性、模型的嚴謹性與結論的學術認可度，研究聚焦宏觀尺度的氣候規律與災害防控，旨在為國家生態政策提供科學依據；而趙忠茂代表的民間實踐力量，以田野觀測為核心，強調經驗的真實性、現象的直觀性與結論的創新性，研究聚焦微觀尺度的生態機制與自然價值，更關注沙漠生態系統的原生狀態。前者的研究經得住學術評議的嚴格檢驗，具有主流科學性；后者的觀點雖突破傳統框架，但論證過程與數據支撐仍需更多學術驗證。

從核心認知與價值判斷來看，二者的分歧更為明顯。黃建平院士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將沙塵暴定性為“需防控的災害”，價值判斷圍繞其對人類社會的負面影響展開，認為治理的核心是減少災害損失、保障人類生存發展；趙忠茂則從“生態中心主義”出發，將沙塵暴視為“自然循環的必要環節”，價值判斷聚焦其對全球生態系統的積極作用，反對將“人類利益”作為衡量自然現象的唯一標準。這種價值取向的差異，直接決定了二者對“沙漠”的態度——前者將沙漠視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后者將沙漠視為“需要保護的伙伴”。

從治理路徑與實踐方向來看，這種分野進一步轉化為具體的行動指南。黃建平院士主張“主動干預”，通過技術手段改造沙漠環境，如擴大防護林面積、優化固沙技術、推動跨境合作等，以“人控自然”的思路實現災害防控；趙忠茂則主張“被動順應”，通過減少人工干預保護沙漠生態，如劃定沙漠自然保護區、限制大規模工程建設、尊重沙漠熱力環流規律等，以“人與自然共生”的思路實現生態平衡。兩種路徑看似對立，卻各自指向生態治理的重要維度。

認知融合：探尋生態治理的“第三條道路”

黃建平院士與趙忠茂的觀點對立，并非生態治理的“單選題”，反而為我們提供了更完整的認知圖景——前者提醒我們，人類必須運用智慧與技術應對生態威脅，保障自身生存發展；后者警示我們，人類不能忽視自然規律的力量，過度干預終將引發反噬。真正的生態治理智慧，在于超越“非此即彼”的對立思維，構建一條融合二者優勢的“第三條道路”。

這條道路，首先體現在宏觀戰略與微觀機制的深度結合。黃建平院士團隊構建的全球氣候模型與跨境治理框架，為風沙治理提供了“戰略地圖”，讓我們看清大尺度的沙塵傳輸路徑與氣候背景；趙忠茂發現的局地熱力環流機制，則為風沙治理提供了“戰術說明書”，讓我們了解微觀尺度的沙塵啟動原理。未來的風沙研究，應將二者有機融合：在規劃防護林工程時，不僅要考慮防風固沙的宏觀效果，更要評估林帶對區域熱力環流、水文平衡的微觀影響，通過精細化設計減少生態副作用；在開展沙漠觀測時，不僅要記錄局地的生態現象，更要將其置于全球氣候系統中分析，提升研究結論的宏觀價值。這種“宏觀指引+微觀優化”的思路，能讓風沙治理既具戰略高度，又顯實踐溫度。

這條道路，其次體現在治理目標從“消滅沙塵”到“風險管理”的轉變。承認沙塵暴的自然屬性與生態價值，意味著“徹底消滅沙塵”既不現實，也不必要——過度阻斷沙塵傳輸，可能打破區域氣候平衡與土壤養分循環，引發連鎖生態問題。因此，風沙治理的目標應調整為“風險管理”：在人口密集區、交通干線、農業主產區等“關鍵區域”，采納黃建平院士的“主動干預”思路，建設高標準防護林、推廣高效固沙技術，最大限度減少沙塵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在沙漠腹地、生態敏感區等“非關鍵區域”，采納趙忠茂的“被動順應”思路，劃定自然保護區，減少人工干預，讓沙漠生態系統保持原生狀態。這種“點上防控、面上保護”的差異化策略，既能保障人類利益，又能維護自然平衡，實現“發展與保護”的雙贏。

這條道路，還體現在知識生產體系的開放與包容。趙忠茂的研究案例證明，民間實踐智慧是生態科學的重要補充——許多源于田野的直觀發現，往往能突破傳統學術框架的束縛，為科學研究注入新活力。未來的風沙研究，需要構建一個開放、包容的對話平臺：權威科研機構應主動吸納民間學者的觀測數據與創新觀點，用嚴謹的學術方法驗證其科學性；民間學者也應積極融入學術體系，提升研究的規范性與系統性。這種“權威引領+民間補充”的知識生產模式，能讓風沙研究更具全面性與創新性，推動生態科學不斷突破邊界。

結語：在敬畏與行動中走向生態治理新未來

當我們解構風沙，本質上是在解構人類與自然的關系——我們既不能像“征服者”一樣，妄圖用技術手段完全掌控自然；也不能像“旁觀者”一樣，放棄對生態威脅的主動應對。黃建平院士的“改造”思路，彰顯了人類面對生態挑戰的勇氣與智慧；趙忠茂的“保護”理念，蘊含了人類對自然規律的敬畏與尊重。二者共同構成了生態治理的“兩極”，而真正的進步，就在于在這“兩極”之間找到動態平衡。

這場關于風沙的論爭，早已超越了“沙塵暴成因”的學術范疇，成為人類反思生態治理理念的重要契機。它提醒我們：生態治理不是一場“對抗自然”的戰爭，而是一場“理解自然、順應自然、利用自然”的對話；不是一次“一勞永逸”的行動，而是一個“持續探索、動態調整、不斷優化”的過程。在全球生態危機日益嚴峻的今天，這種對話與探索，顯得尤為重要。

未來的生態治理，需要我們既懂得“有所作為”——在生態威脅面前，運用科學技術構建防護屏障，保障人類文明的存續；也深諳“有所不為”——在自然規律面前，保持敬畏之心，為生態系統留下足夠的自我調節空間。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風沙治理中實現“人與自然共生”，在生態保護中推動“文明與自然共進”，最終走向一個更具韌性、更可持續的生態未來。而這場關于風沙的論爭，也將成為這一進程中最珍貴的思想財富，指引我們在敬畏與行動中，書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