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96福報”到“空心病”：席卷中國的精神危機, 耗竭年輕一代

電影《靈偶契約》（2016）劇照

你是否常睡夠仍覺疲憊？是否拼盡全力卻滿心空落？
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道破了這背后的時代困局 —— 我們從“被禁止”的規訓社會，墜入“要更好”的功績牢籠，困在自我鞭笞的循環里。看似積極自主的我們，正在喪失更多自由。

者：立正媽媽，藍橡樹專欄作者。國家人社部高級兒童情商指導顧問，中國圖書館學會 兒童閱讀推廣人。

清晨，城市的地鐵里擠滿了行色匆匆的上班族，每個人都像是被無形的力量驅趕著，奔赴各自的戰場。
辦公室內，鍵盤敲擊聲、電話鈴聲交織成一曲忙碌的樂章，職場人每日只能頂著黑圈圈，灌著咖啡，埋頭苦干。
學校里，漫天飛舞的試卷、堆積如山的書籍，以及課桌上俯首埋頭苦耕的學子，為了考試排行榜的名次，拼盡全力。
夜晚，燈火輝煌的城市里，加班的人們仍在為了項目的完成而拼搏，剛下晚自習的學子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家中，還得繼續在作業堆里埋頭苦干，奮戰到凌晨。
“分秒必爭”，是這個時代對成功的定義。
快節奏與高壓如影隨形，每個人都在這場永不停歇的競賽中拼了命地奔跑，生怕被時代的列車拋下。

這個自我編織的功績牢籠，最可怕之處在于它的“甜蜜”——我們心甘情愿，甚至引以為傲。
自我剝削，是功績社會的甜蜜陷阱這是一副奇特又矛盾的時代圖景——人們不再是鞭子下的奴隸，卻成為了自我鞭策的囚徒。
德國的哲學家韓炳哲博士在《倦怠社會》一書中提到——我們早已從“不許做什么”的規訓社會，踏入了“應該做什么”的功績社會。
規訓社會的壓抑來自外部禁令，而功績社會用“自我實現”“效率至上”的積極話語，讓我們主動給自己套上枷鎖，陷入更隱蔽的束縛：我們不再怕“被懲罰”，而是怕“不夠好”，怕“辜負可能性”，怕“自己沒價值”。

傳統的規訓社會，是一個充滿否定性的世界。
在工廠里，工人被嚴格的規章制度束縛，“禁止遲到早退”“必須按照流程操作”，稍有違反便會受到懲罰；在學校，學生被要求“服從師長”“不能隨意發表意見”，標準化的教育模式試圖將每個人塑造成符合社會規范的模樣。
這種否定性的規訓，雖然壓抑了個體的自由，但也為人們劃定了明確的行為邊界，人們清楚自己的位置和角色，在既定的框架內生活。
功績社會則截然不同，它是一個充滿肯定性的社會。
“你能夠成功”“你可以做得更好”成為時代的主旋律。
社交媒體上，到處是成功人士的勵志故事，他們展示著自己的財富、地位和成就，激勵著人們不斷追求卓越；職場中，績效考核、晉升機制成為人們努力的動力源泉；學校里，試卷上的分數、排名榜上的名次，每個人都在為了更上一層樓而懸梁刺股。
在功績社會里，人們似乎獲得了從前沒有的自由，少了外在的強制約束，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但這種自由卻帶來了新的困境，人們陷入了自我剝削的陷阱，不斷地給自己設定更高的目標，在永無止境的競爭中耗盡了精力。
從“996是福報”的職場文化，到“不能輸在起跑線”的教育焦慮，功績邏輯已滲透到血液中。我們恐懼落后，渴望認可，于是不斷加碼：學生追求更高的分數，更多的證書；職場人追求晉升，賺錢，做大做強——仿佛永不停歇的陀螺。
優秀，成了更高的要求，也成了更沉重的枷鎖。
從前的人，是被關在籠子里的困獸，不斷被鞭打，以至于不敢反抗。而現在的人，更像被一根細繩拴在木樁上的大象，自愿畫地為牢。
馴獸師說，大象幼時就被鐵鏈鎖住，長大后即使力氣足以掙脫細繩，也不再嘗試。并且無需鞭打，一根香蕉就能讓它配合向前走。
我們的困境與此何其相似——束縛我們的，不是外部的鎖鏈，而是內化的“自我奴役”意識。
規訓社會里的壓抑來自外部權威，可功績社會里，個體成了自己的剝削者。
那個業績不佳的職員，那個考砸模考的學生，躲起來痛哭不是因為上級批評、身邊人嘲笑，而是無法原諒“沒達到自我期待”的自己，不是“不許做什么”，而是“你該做到更好”。
這種精神層面的自我耗盡，比身體勞累更磨人，就像韓炳哲說的——“倦怠是過度積極性導致的疾病”。
停不下來的奮進，其實是在和自己進行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過度積極，帶來身心的雙重耗竭
越積極，越壓抑。
外部的鞭策尚有停息，但內心的鞭策無休無止。
曾經，在規訓社會的框架下，人們的反抗有明確的對象，那就是外在的權威和規則。而如今，在功績社會中，人們找不到可以反抗的其他對象，因為壓迫自己的正是自己內心的欲望和對成功的執著追求。
所謂的枷鎖，是自己給自己套上的。
就像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功績主體幻想自己身處自由之中，實際上卻在不斷地自我壓榨，每日被“鷲鷹”啄食肝臟，陷入無盡的倦怠。

周末，去放風箏還是去培訓班？孩子一臉無奈卻還是選擇了后者。
因為“考不上重點初中就沒希望了”。
這背后是功績社會“價值單一化”的邏輯在作祟，功績社會讓個體價值只取決于“我必須做什么”，而非“我想要做什么”。
對這個孩子來說，不是不想玩，而是“放風箏的快樂”毫無價值，“奧數課的成果”才是衡量未來的標尺。過早被卷入“效率至上”的漩渦，剝奪了童年該有的“無目的體驗”。
正如韓炳哲博士在《倦怠社會》所描繪的，當感知被功利化了，所有體驗都要問“是否有用”。于是純粹的玩耍成了奢侈，“未來的希望”就成了作繭自縛的枷鎖。

同樣，高競爭感和高要求，讓每一個職場“牛馬”都不敢停下，即便身體早已發出預警。周末仍在加班的職場人，不敢掛掉工作電話，怕錯過重要信息；不敢拒絕加班，怕被視為“不夠努力”；揉著太陽穴仍在強撐，只因內心滿是“完不成績效，就沒價值”的自我否定。當績優社會的邏輯將時間碎片化、功能化，生命最本真的節奏——那些用于發呆、閑聊、無所事事的“浪費”，便被系統性地清除殆盡。
哪怕沒有外在的壓迫者，仍有自我驅動下的“自由”壓榨，自己活成了自己的監工。

韓炳哲博士就提到“智能手機是一種支配工具，就像一串念珠，念的是緊箍咒。”盡管數字技術打破了工作與生活的邊界，但也讓世界邊界越來越模糊，“人”的存在變得越來越抽象和短暫。職場人的手機24小時待命，連吃飯時都可能收到工作消息，他們的“自我剝削”早已沒有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個人價值”“自我實現”“成功”“優秀”等積極話語，讓我們主動套上自我奴役的枷鎖。積極心理學看似鼓勵人“樂觀抗壓”，實則是在指責倦怠者“不夠積極”，進一步強化了自我剝削的循環。
還有“懶人經濟”看似解放了雙手，實則把我們拖進更深的忙碌。
買了掃地機器人，省下的時間沒用來休閑，反而塞進了加班；點了外賣，省出的做飯時間，又給了深夜改方案。我們以為在享受便利，其實是為了買這些解放工具，繼續給功績社會“發電”。
最讓人唏噓的，是情緒的商品化。
在職場里“情緒穩定”成了KPI，在戀愛中“提供情緒價值”成了標準，連心理咨詢都變成“快速修復工具”。當情緒成了可以買賣的商品，我們最后的精神凈土，也被功績邏輯占領了。
這種從規訓到功績的社會轉型，徹底改變了當代人的精神狀態。
曾經被奴役的壓抑轉變為如今自我PUA的焦慮與疲憊，我們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越走越近，也離真正的幸福和自由越來越遠。

在奔跑中尋找停頓的勇氣
功績社會的倦怠，從不是田間勞作后可修復的肌肉酸痛，而是“精神世界的耗竭”。它像一層揮之不去的霧，哪怕睡足八小時，醒來仍覺得內心空空。
職場人下班后腿癱在沙發上，連開電視的力氣都沒有；學生對著滿頁習題發呆，曾經的求知欲變成滿心抗拒——他們不是“懶”，是精神被榨干了。
更令人憂心的是，這種倦怠具有“傳染性”。家庭中，焦慮的父母不斷給孩子加壓；校園里，過度競爭的氛圍讓友誼變質；職場中，隱形比較讓同事難以真正協作。
我們共同構筑了一個“倦怠社會”，每個人既是受害者，也是共謀者。

功績社會的 “正能量” 像個緊箍咒，念得越多，我們越喘不過氣。
其實倦怠不是軟弱，是身體在提醒我們：該換種活法了。
別再被 “成功標準” 綁架，別再把“忙”當“有價值”。生活不是完成 KPI，是陪家人吃頓熱飯，是讀一本喜歡的書，是偶爾發呆看云飄 —— 這些無用的瞬間，藏著生命真正的意義。
有人說，“躺平”的走紅，從來不是年輕人的消極，而是對“內卷”的無聲抗議。
越來越多年輕人認同“躺平”理念，不是不想努力，是努力了也難抵高房價、高競爭的重壓，認清了“哪怕我拼盡全力，也只是別人的起點。”
功績社會的那套PUA，我不上當了。
于是，倦怠了，躺平了，放棄了。

可是，解決倦怠問題，不能只靠個體調整，更需要集體文化轉型。
這要求我們重新思考教育的本質。
當每個孩子都被要求考滿分、拿獎項，我們是在培養完整的人，還是在生產標準化產品？或許，我們需要更多鼓勵孩子發呆、做夢、探索可能性的空間。
這也挑戰著職場文化。
當“奮斗”異化為“透支”，企業是否應該重新定義“成功”，不僅看業績，也看員工福祉？一些前瞻公司已開始嘗試“四天工作制”、“禁止加班”等政策，結果發現效率反而提升。
最重要的是，我們需要重建多元價值體系。一個人的價值不應僅由成績、收入、職位定義，還應包括健康、情感、智慧、公益貢獻等。正如花園之美不在于樹木高低，而在于生態豐富。

中國山水畫中的留白，那不是空虛，而是呼吸的空間，是無限可能的孕育地。
在這個崇尚無限可能的時代，或許最大的勇氣是承認并擁抱自己的有限性——在奔跑中懂得停頓，在積累功績的同時不忘滋養靈魂。
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倦怠的囚徒，轉變為生活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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