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對手“押”對了人，你該如何拆招？

“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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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業世界中，企業的競爭早已超越了價格、產品與市場的邊界。在美國，為了贏得更有利的發展環境，企業往往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從游說政策到支持候選人，這些舉措都被視為一種戰略性的政治投資。

然而，過去的研究幾乎都只關注了一個核心問題：“捐贈企業自己賺到了什么？”比如，它是否拿到了更多政府合同？是否得到了監管放松？是否獲得了市場青睞？但幾乎沒有人問過另一個更深刻的問題：當一家企業的政治捐贈贏得了勝利，它的競爭對手會如何反應？

圖片來源：?千庫網

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吳志巖與荷蘭伊拉斯謨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雯姣近期在管理科學領域頂刊Management Science（UTD24期刊之一）發表的研究，首次系統地揭示了這種“政治勝利的連鎖反應”。

研究表明，當一家企業通過政治捐贈建立起與政界的聯系后，其產品市場同行并不會袖手旁觀，而是會迅速啟動“政治防御機制”。最常見的做法，就是邀請有政府背景的人士進入董事會，以此建立新的政策通道、平衡競爭格局。

這項研究不僅揭示了企業競爭的動態邏輯，也為理解特殊制度環境下的商業博弈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換句話說，在政治影響深度滲透市場競爭的時代，沒有哪家企業能真正置身事外。

本期【科研】專題，帶你走進這項發人深省的研究：一家企業的政治勝利，會不會觸發同行的連鎖反應？這些反應又是如何在市場中悄然展開的？

學者簡介

吳志巖，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其研究聚焦于企業戰略管理，擅長運用因果推斷方法。

*荷蘭伊拉斯謨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雯姣同為論文合作者。

美國語境下的“政治投資”，一場高回報的戰略博弈

在美國，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是企業合法參與政治活動的重要渠道。企業可通過PAC向候選人提供競選捐款，以影響公共政策或監管議程。201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C）裁決，更使企業能夠通過“超級PAC”無限制地籌資和投放政治廣告。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企業在“花錢買關系”；但從戰略視角看，它其實是一種高風險、高回報的投資。當企業支持的候選人當選后，它往往能獲得切實的好處：在政策制定中擁有更早、更直接的發言權；獲得政府采購、合同或補貼的優先權；在監管審查或融資審批中享受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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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吳志巖教授團隊指出：政治回報并不止于捐贈企業本身。

在高度競爭的市場里，一家企業的政治勝利，就像投入水面的石子，會在行業中激起層層漣漪。企業之間的博弈，不僅發生在市場，更延伸至制度規則之中。

以美國特別選舉為樣本，用“斷點回歸”破解因果難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最關鍵的挑戰在于如何分清因果關系。

在現實世界中，企業的決策往往同時受到宏觀經濟、行業周期、政策變化等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們該如何確定：同行企業的策略調整，真的是因為“捐贈企業的政治勝利”，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所致？

研究團隊找到了一個極具巧思的切入點——美國聯邦的特別選舉（Special Elections）。與按固定周期舉行的“普通選舉”不同，特別選舉往往因議員去世、辭職或無法履職而臨時召開，其突發性為研究提供了一個近乎“天然實驗”的機會。這一制度特征帶來了三重研究優勢：

1

反應更真實

特別選舉沒有固定日程，企業難以提前預測或布局，也無法根據民調結果提前調整戰略。因此，研究者能夠更真實地捕捉到企業在政治事件發生后的即時反應。

2

結果更接近隨機

研究聚焦于“險勝”與“險敗”（勝負差距不超過5%）的選舉案例。在這類高競爭度選舉中，候選人的勝負往往取決于微小差距，幾乎可以視為隨機結果。這一設計有效排除了“企業只捐給有把握獲勝者”帶來的系統性偏差。

3

外部干擾更少

特別選舉通常是孤立事件，不與全國性政策調整或經濟波動同時發生，因此更容易隔離外部沖擊，使研究結論更干凈、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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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了精準識別“同行企業”，團隊并未沿用傳統的行業代碼劃分，而是借鑒了現有文本算法的成果，根據企業年報中對產品和市場的描述，來判定哪些企業之間存在真實的產品競爭關系。

最后，研究以候選人50%的得票率為斷點，運用斷點回歸設計（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比較候選人“險勝”與“險敗”情境下同行企業的差異性反應，從而在實證上識別出政治勝利對同行行為的因果影響。

研究發現，同行的“應對策略”，比想象中更主動

通過對1990年至2020年間美國151次聯邦特別選舉、約1.5萬家企業的觀測數據分析，研究揭示出一系列頗具啟發性的發現：

關鍵反應：同行任命“政客董事”的概率上升41%

當捐贈企業支持的候選人“險勝”選舉后，其產品競爭對手在接下來一年中任命具有政治或政府背景人士進入董事會的概率上升了41%。換句話說，一家企業的政治勝利，會迅速觸發同行企業的制度性防御反應。

至于為什么同行企業選擇“請政客進董事會”，而不是“跟風捐款”，背后有清晰的邏輯：選舉結束后，政策議程基本塵埃落定，“遲到的捐贈”已難以左右政策方向，甚至可能引發“利益輸送”的輿論風險。相比之下，邀請前政客進入董事會既合規，又能帶來實質性價值：政界經驗能幫助企業及時解讀政策動向、優化監管溝通、降低合規風險。因此，這種做法成為企業在政治環境變化后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應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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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反應最激烈？監管敏感型行業和政府依賴型行業的企業

當然，并非所有企業都會有同樣強烈的反應。研究發現，兩類企業的“政治防御”行為最為明顯：

• 高政治敏感行業企業（如能源、醫療、通信）

這些行業直接受政府政策和監管變化影響。一個新的排放標準、一項醫保報銷政策，甚至一次許可審批規則調整，都可能重塑行業格局。因此，當同行企業通過政治捐贈獲得政策優勢時，監管敏感型企業往往最先行動，通過引入政客董事強化政策預判和應變能力。

• 政府訂單依賴型企業（如國防、基建）

這類行業的收入高度依賴政府合同和公共采購，政策傾斜或預算分配的變化都可能直接影響企業的訂單與市場份額。當競爭對手因政治勝利而可能獲得政府采購優勢時，這些企業會立即調整策略、尋求關系渠道，以確保自身在政策分配中不被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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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請政客”：同行還會通過產品差異化規避直接競爭

同行企業的反應不止于政治層面。研究進一步發現，它們還會通過增加產品差異化來減少直接競爭。

比如，如果A公司靠政治勝利在“傳統燃油車補貼”上占了優勢，同行B公司可能就會轉頭研發“新能源汽車”，開辟新的市場賽道。既然在“政策紅利區”拼不過，就換個戰場。這是因為政治勝利會讓捐贈企業在原有市場上更強勢，同行與其硬碰硬，不如通過差異化找到新的生存空間。

“請政客”真的有用嗎？能平衡競爭格局，削弱對手優勢

同行的反擊并非徒勞。研究發現，原本捐贈企業能因政治勝利而獲得的三項關鍵好處：政府銷售增長、分析師關注提升、營收擴大。這些好處，在同行紛紛任命政客董事后，顯著減弱。

換句話說，企業間的政治競爭是一場“此消彼長”的動態博弈。一方獲得政治優勢，另一方就會通過政治或戰略手段迅速“追平”。這種互動機制，既平衡了競爭格局，也揭示了企業政治行為的“自我修正”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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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價值與實踐啟示

這項研究對學界和實踐都具有重要啟示。學術上，它拓展了政企關系研究的傳統視角，不再僅關注捐贈企業自身的得失，而是揭示了政治活動在產品市場的“漣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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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踐層面，雖然研究基于美國的制度背景，但其中揭示的規律對全球企業都具有借鑒意義：

1

政治投資是一場動態博弈，而非單邊獲益

一家企業的政治勝利，往往會刺激同行的模仿與防御行動，從而削弱原本的優勢。企業在制定政治策略時，不能只計算“投入產出比”，還應預估競爭市場層面的連鎖反應，以免陷入“你追我趕”的消耗戰。

2

制度敏感性本身就是一種競爭力

在政策環境高度不確定的行業中，能否及時感知制度變化、預測政策走向，往往決定了企業能否領先半步。建立制度監測與響應機制，關注政策議程、監管動向及同行的制度布局，已成為現代競爭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制度與市場深度交織的商業環境中，企業的競爭早已超越單純的產品與技術比拼。吳志巖教授的這項研究，通過美國特別選舉的獨特樣本，發現了企業戰略性政治投資帶來的漣漪效應：同行的每一次政治勝利，都會引發一場悄無聲息的戰略反擊。

這項研究既體現了管院學者立足全球視野的學術能力，也為理解不同制度環境下的企業行為提供了重要參照。它提醒我們，商業競爭的本質始終是“動態博弈”。無論是通過政治參與爭取優勢，還是通過戰略調整應對威脅，企業的每一步決策都需置于行業競爭與制度環境的雙重框架中考量。

附：論文摘要

Using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in a sample of U.S. federal special elections, we investigate how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impact the adaptive responses of their product-market peers in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appointment of politicians to their boardrooms. By analyzing closely contested special elections, we find that when donor firms had donated to a candidate who narrowly won a special election, their peer firms were 41% more likely to appoint politicians to their board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an peers of the donor firms that had supported a narrowly defeated candidate. This adaptive respons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peer firms facing greater political risks and operating in industries with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government sales.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also lead peer firms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from those donor firms. We interpret these patterns as evidence of a competitive-dynamics mechanism, where peer firms perceive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as a threat that could disadvantage them i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prompting them to strengthen their boards with political capital to navigate potential regulatory changes and mitigate perceived risks. Our findings enrich scholarly understandings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director selections.

編輯排版：伍梁永

審核：佟慶、吳志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