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大何兵教授：這些檢法人員，心真狠，膽子真大

何兵，1964年生于安徽巢湖，法學博士，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公共決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案例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1988年，通過律師資格考試后，我辭了團委宣傳部長的職位，當律師去了。

一些親朋為我惋惜，可惜了大好前程，而我對自己的遠見，至今私下得意——當年我的三位領導，已有兩位進了監獄。

當年的律師，沒有實習期，跟著師傅坐幾回庭，就獨立辦些小案件。

不久，來了件大案。市中院要到縣城，開審一起搶劫大案。一案七八個被告，我是第三被告的辯護人。

當時正值嚴打，案件由中院一審，人們知道，法院動了殺機。

家屬一再問我，我兒子會判死刑嗎？我說，不會的，如果判他死刑，拿我是問好了。

初出茅廬的小律師，為取得當事人信任，難免要說過頭的話。

中院開審的大案，究竟有多大呢？公訴書說，被告人等，多次在馬路邊公然攔截車輛，實施搶劫，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

實際案情是，這些二十上下的毛頭小伙，糾集在一起，混世界。攔截車輛，索要錢財，用于買煙喝酒。

總共干了七八次，搶劫總金額300多元，每次三十、五十不等。

當年的司機，窮。司機如果不給錢，就施以拳腳。都是些皮外傷，無嚴重傷害后果。

但主犯還是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我的被告，判了十多年。

作為新入行的律師，我問師傅：法官的心，怎么這么狠啊？

師傅說：唉，誰讓被告遇上了風頭？

我至今還記得那位首犯，21歲，白白凈凈，強壯英俊。他的父母，白養他了。

大約十年前，廣東的一位律師找來。他的被告因為制售毒品，被判了死刑立即執行，請我辯護二審。一案五六個被告，這是第一被告。

我閱卷后發現，在公安偵察卷宗里，我的被告一直是作為第二被告。到了公訴階段，檢察院在證據沒有任何變化的情況下，直接將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互換。

而公安自己的證據證明，制毒的設備是第二被告購買的，配方掌握在第二被告手上，市場是第二被告開發的，利潤歸第二被告所有。

我的被告只是干活的，就連答應好的工資，還沒拿到手。

我一邊閱卷一邊心想，這些檢法人員，心真狠，膽子真大。

我在法庭上說，有些人想讓真正的第一被告免死，我都可以理解，但你們總不能用一條命換另一條命吧？

此案后被發回重審，被告撿回一條命。因為上訴不加刑，真正的第一被告也逃脫了死刑。

大約四年前，一位中院的女副院長被抓。因為我曾經給她講過一門課，算是師生，家屬請我辯護。

到看守所會見時，她哭訴多次遭檢察官刑訊。而刑訊她的檢察官，以前相互認識。

檢察官在刑訊時甚至說：不要以為你還是副院長，吃飯時你坐上席，我們坐下席，你現在是被告！

她說，沒想到檢察官，竟然這樣嫉妒法官。刑事案件中刑訊逼供，并非罕見，但對曾經的熟人和同行，并且是女性，怎么能下手呢？

兩年多前，我到外地，一群學生請我吃飯談天。一位在刑庭工作的女生對我說：老師，我覺得自己的心，怎么越來越狠呢？

我說：是啊，當年上課時我就提醒過你們。長期從事司法這種職業，會使人形成職業麻木，心越來越狠。

說實話，我對自己多年來的這一判斷，并無內心確信。但屢屢發生的事實，又一再印證了我的判斷。這是為什么？

我想到了以下原因。

公檢法人員，大多來自升斗小民之家。入職之初，仍然記憶著普通人民失敗和困苦，弱小和無奈，努力和希望……點點滴滴，仍在心頭。

但入職時間越長，他們與普通人民交住漸少，檢法人員相互交往日多，互相發酵和激勵。他們看到的，更多是卷宗里一張張冷冰冰的證據，一條條干枯的法律。

天長日久，他們變了。他們更相信懲罰和報復。他們相信，刑罰會保護秩序，會保護更大的社會利益。

他們忘記了，刑罰同樣會破壞社會秩序。刑罰導致家庭破碎，子女失教，夫妻離異，父母失侍……在他們心目中，這些無足輕重，這都是罪有應得。

他們忘記了，天生犯罪人其實很少，大多數犯罪都有社會原因。他們見多了，他們麻木了，他們聽不見了。

我關于刑罰過重，會破壞社會秩序的判斷，最近在國外得到驗證。

美國的重刑主義，世界上惡名昭著。監獄里人滿為患，乃至聘請私人公司，幫助看押犯人。重刑幾十年，結果罪犯五年內重新犯罪率，達70%以上，監獄成了培養社會掘墓人的大學。警察被搶殺的新聞，新近頻頻傳來。

而瑞典實行輕刑主義，幾十年下來，社會和諧，監獄空虛。因為沒有犯人，已經關閉幾所監獄。

正是對法律職業會導致心腸變硬的警惕——還有其他理由，多年來，我一直反對由職業法官壟斷司法權，主張讓普通人民通過陪審，參與司法。

讓普通人民與職業法官分享司法權，不僅掌握定罪權，還要掌握量刑權，從而讓司法融入普通人民的痛苦與歡樂。奈何有人不懂，有人裝傻。

來源：法治應生，作者：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