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懷、輪船招商局與中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之濫觴

摘要：從晚清洋務派實業家盛宣懷重視航海教育的動因、輪船招商局對航海教育發展的經費供給及盛宣懷對中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貢獻與啟示三個方面進行考察。自19世紀70年代盛宣懷參與或督辦輪船招商局以來，為了挽回中國的江海航權，他積極創辦航海高等教育，培養了大批航海人才。他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讓自己督辦的輪船招商局等企業為學校發展提供經費，同時在該校創設航海專科，并以此為基礎成立了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航海學府——吳淞商船學校。盛宣懷的教育思想具有實用性、開創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對當代高等航海教育的發展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和借鑒價值。

關鍵詞：盛宣懷；輪船招商局；高等航海教育；南洋公學；吳淞商船學校

一、引言

在中國近代史上，洋務運動無疑是推動中國社會前進的重要改革運動，而盛宣懷又是這一歷史進程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正如夏東元先生對他的評述——“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1]。學術界對盛宣懷的研究比較多，主要集中于洋務實業、經濟、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關于他在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對近代教育的開創之功與歷史影響等方面[1-5]，而關于盛宣懷、輪船招商局與中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之間關系的研究則比較鮮見。本文從盛宣懷重視航海教育的動因、輪船招商局對航海教育發展的經費供給以及他對中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貢獻與啟示三個方面進行考察。研究認為，盛宣懷是一位強調經世致用的教育先驅，他篳路藍縷，為中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二、重視航海教育：洋務事業對新式人才的需求

19世紀70年代起，盛宣懷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輪船公司——輪船招商局，主持創辦了湖北煤鐵開采總局、電報局、紡織廠等工業企業，后又成為輪船招商局的督辦，獨掌招商局的大權。盛宣懷還擔任了漢陽鐵廠、鐵路總公司的督辦，幾乎獨攬了全國鐵路的修建與煤鐵礦的開采和冶煉，還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豐富的洋務籌辦經歷使他深刻體會到，中國作為泱泱大國在工業專門人才方面的極度匱乏以及這對相關行業發展造成的嚴重影響。他認為，新式的洋務企業必須配備新型的人才才能開拓和發展。而要培養通曉西語、西藝的新式人才，就必須創辦新式學堂。他早期在主持煤鐵礦經營時就指出，“開礦不難在籌資本，而難在得洋師”[6]，“礦務既屬興利之大端，而人尤為辦學之先務”[7]184 。可見盛宣懷已經認識到新式專業人才對于企業建設與發展的決定作用。1873年，他在考察福州船政時就曾提出創辦學校以培養人才的主張。1883年，他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創辦電報學堂，但這些均為中、初級技術人才的培訓學校，不屬于正規的高等教育學堂。

盛宣懷的洋務企業活動發端于1872年創辦輪船招商局。自此之后，他相繼擔任與航運相關的官職。1879年署天津河間備道；1884年署天津海關道；1885年任招商局督辦；1886年任山東登萊青兵備道臺兼東海關監督，創辦中國第一個山東內河小火輪公司；1887年任登萊青道，并在煙臺獨資經營客貨海運，開辟了煙臺至旅順的航線，航運范圍擴大到整個山東沿海地帶。

隨著對輪船航運洋務事業的深入了解，盛宣懷逐漸認識到，大量使用洋員必定使得國家航權難以自主，要改變列強壟斷中國航運的局面，發展中國的航運實業，就必須“急仿各國開商輪駕駛學堂，教育人才”[8]1。必須培育本國機器制造、輪船航運領域的新式人才，才能掌控航權并發展海運業，這是因為“既需船械，要精制造；既精制造，要識駕駛。所謂有人才而后可與人爭勝也”[8]1，而且“必俟華人能自駕駛者，( 洋人 ) 方能俯首聽命”[7]184。可見在當時的中國，外國航運技術人員有多么的傲慢。盛宣懷1890年代初期也曾表達過，他對于培養駕駛等航運方面的技術人員“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設一商船學堂”[7]184。隨著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的成功創辦，他的夙愿也逐步實現了。

三、創立南洋公學：輪船招商局為其辦學提供經費

在甲午戰敗民族危難之際，盛宣懷在“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這個根本思想的指導下，于1895年和1896年先后創辦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兩所高等學校——北洋大學堂和南洋公學，這在當時的中國是轟動一時和開風氣之先的。在晚清千瘡百孔的政局之下，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盛宣懷首創兩校，經費來源自然成為維持學校運營的頭等大事。當時北洋大學堂的辦學經費常年由盛宣懷所督辦的輪船招商局和中國電報局以商捐的名義提供。

1896年，盛宣懷卸任天津海關道，調任鐵路總公司督辦，常駐上海。隨著事業的轉移，盛宣懷將精力轉向創辦南洋公學。他對南洋公學的籌建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學校創立成功后也一直用實際行動支持著南洋公學。為消除朝廷對辦學經費的擔憂，早在1896年9月，盛宣懷在向光緒皇帝上奏的《條陳自強大計折》的附片《請設學堂片》中就寫道，南洋公學“其常年經費，延請洋教習及館舍膏獎書籍食用各項，每年兩館約需銀十萬兩，請由臣在所管招商輪船、電報兩局內，捐集解濟，以伸報效”[9]。在1896年12月盛宣懷向光緒再次呈上的《籌建南洋公學及達成館舍片》折中強調：“上海達成館經費似可仍歸輪、電兩局集捐項下，與南洋公學通融取給。如有不敷，亦由臣設法籌捐。”[9]3

1885年至1902年，盛宣懷擔任招商局的督辦，同時也是南洋公學的首任督辦 ( 校長 )。他深知教育和培養人才對發展洋務事業的重要性，更明白辦學經費是學校發展之關鍵所在，因此，他主管下的輪船招商局每年提供給學校的經費多達8萬兩白銀，滿足了學校初創時期對辦學經費的巨大需求。據統計，1890年至1911年，輪船招商局共向清政府報效了168.84萬兩白銀，這幾乎占了同期招商局資本總額的42%。在總計168.84萬兩的報效中，給商部的僅為3.24萬兩，占總額的17.53%；給北洋兵輪66萬兩，占總額的39.09%；給北洋、南洋兩校70萬兩，占總額的41.46%。[10]顯而易見，招商局提供給學校的經費在其報效總額中所占比重最大。這僅僅是輪船招商局一家提供的經費，再加上電報局提供的，南洋、北洋兩所學校的辦學經費在國家財政甚形拮據的當時算是比較充裕的。

需要指出的是，1902年盛宣懷的父親盛康去世，袁世凱趁其“丁憂”之際，提拔自己的親信替代盛宣懷擔任輪船招商局督辦、電報局總辦。在親信的掌控下，招商局、電報局儼然成為袁世凱的提款機，他們將原本應該提供給學校的經費壓到最低。故1903—1909年間，招商局每年給學校的費用從8萬兩減少到2萬兩，只為原先的1/4。

從1896年創辦南洋公學到1905年學校發展成為工科實業大學的短短十年間，盛宣懷在購地建屋、籌措經費、聘任教師，以及辦學章程制定、課程設置等各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不僅通過辦學培養了大批人才，而且還一直在探索人才的培養范式，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居功至偉。正如南洋公學始任提調繼任總理的張美翊所說，“溯當經營伊始，風氣未開，尺水寸土，皆勞擎畫，篳路藍縷，甫肇文明”[9]48：另有商部對盛宣懷在倡導辦理商務學堂中的作用的評價是“宏規碩畫，洞燭幾先”[9]47。二者均對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所發揮的開創和主導作用持贊譽態度。1905年南洋公學移交商部管理后，盛宣懷不再擔任南洋公學督辦，但之后南洋公學辦學過程中每遇經費問題，盛宣懷總是鼎力相助。

1907年，唐文治出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校長，其上任后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辦學經費不足。當時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已經從商部改隸屬于郵傳部，經費仍然是郵傳部下屬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供給的每年10萬兩，以及以學校名義購買的股票生息和存款利息。隨著學科的增設，招生人數增加，學校基建以及教職員工薪酬開支日益增多，原定的10萬兩經費早已入不敷出。但1907—1915年間，學校經費總能略有結余。[9]315這期間學校除維持正常運轉還能有所發展，與盛宣懷1908年被“授為郵傳部右侍郎，管攝路、電、航、郵四政”這一職位密切相關，“從某種角度說，前幾年卸去的輪船、電報、鐵路總公司等，又回到他掌握之中了”[11]。由此，輪船招商局、電報局又可以正常為學校提供經費支持了。

1911年1月，盛宣懷升任郵傳部尚書，他對上海高等實業學堂 ( 原南洋公學 ) 的大力支持不僅表現在增加了學校預算，還將自己的私產贈予學校作為校舍[12]，更為重要的是，他對在高等實業學堂內籌辦商船學校與當時籌辦南洋公學一樣躬身力行。他在向清廷呈奏《籌辦商船學校大概情形折》中，對籌辦商船學校的經費進行了明確規劃：“計開辦時建筑房屋，購買輪船、帆舶、書籍、儀器，以資練習，用費尤巨。原估開辦經費二十萬兩，常年經費十三萬兩，業于上年冊報資政院查核在案。”然而由于當時清廷處于辛亥革命前夕內外交困的動蕩時期，列強侵略加劇，國內民變頻發，洋務企業報效多用于軍事開支。盛宣懷稱，“惟目下情形，臣部財力甚形拮據，而開辦尤難遲緩，不得不先籌一半，即行試辦，擬暫定開辦經費十萬兩，常年經費六萬兩，將來籌有的款，再行隨時設法擴充辦理。除俟漁業公司交到官款六萬元撥充開辦經費外，其余擬均在臣部經費項下撙節動支”[11]922。可見，此時開辦商船學校的經費仍由盛宣懷掌控的輪船招商局等企業提供。

由于商船學校在高等實業學堂籌辦，其突如其來的大量招生導致校舍不敷應用，“現在本學堂舊有生徒七百余名，校舍業經額滿，即通學生于附近房屋亦租賃無遺。今年招考商船學校學生及本學堂新班，至少亦有二百數十名恐難位置”。經唐文治調查，實業學堂對面有房屋和地皮出售，可為商船學堂所用，他因此寫信給盛宣懷，“查本校對門有通合公司產業，計絲廠一所，又毗連民屋九十余間，計地十三畝有奇，情愿出售，索值四萬余兩”。而且“此處房屋地段，既與該堂相近，若經外人購去，且恐轇轕易溢，于管理學生尤多妨礙，不如自購為學堂公產。現在船校招生既有居住之地，將來移入新校，亦可騰出此項房屋租與未來之通學生，既得租金，且便管理，實為兩益”。盛宣懷將此情況稟明清廷，并告知“已由臣部照準撥給”[11]923，表明他已從其掌管的輪船招商局等企業撥給實業學堂經費用以購買民屋地皮。

時任高等實業學堂校長的唐文治談到學堂辦學艱難情形而幸得盛宣懷支持的事實：“文治忝領斯席，倏已三年余，茲明知庫款維艱，時時加意摶節。但年來百物翔貴，而學生之負笈來者業已數倍于前，至不得已而改招通學生之冀從此可節賠墊之費，然實業各科注重工廠實習，校中廠屋尚不敷用，本年只好暫緩，而目前支絀情形正在無從設法，幸逢我公入長郵曹，千載一時，與本校有密切之關系。”[13]唐文治掌校期間是學校向工科轉型的關鍵時期，也是維持辦學最為艱難的階段。交通部總長頻繁更換，自身部務尚難維系，對附設的教育機構更是無暇顧及。這一時期，學校不僅面臨著辛亥革命前后的動蕩時局，還承受著多年積累的內部弊病。然而，在這樣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學校依然穩步前進并不斷拓展，這離不開創辦人盛宣懷對學堂的深厚情感及其身體力行的支持。正如1917年4月唐文治在學校20周年紀念會上的祝詞所說，“費幾許心血，歷無限艱辛，乃得稍稍有此成績”，“幸賴大部始終維護，并賴社會諸君子及舊同學互相輔助，尤賴盛杏蓀先生從前積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轉危為安”[9]131。

輪船招商局為南洋公學發展籌措經費14年，從南洋公學初創時期主要培養從政人才，在改隸屬商部、郵傳部之后，逐漸開辦與交通事業有關的學科，初辦商務專科、鐵路專科，繼辦電機專科、航海專科，形成了唐文治時期以工科為主的專業特色，標志著學校繼承了南洋公學后期盛宣懷力主改辦高等實業教育的轉型計劃，正式確立了學校服務于交通實業系統的辦學目標，從根本上實現了從建校初期以培養政治人才為目標向培養工程技術與管理人才為目標的重大轉折。正如1915屆交大校友、曾任交大校長的凌鴻勛提到這次辦學方向轉變時說：“因經費來源與學校隸屬關系，該校逐漸開辦與交通事業有關之學科，初開辦商務科及鐵路工程科。”[14]此后雖然經歷了隸屬關系的變更、政治斗爭的波及，甚至國家民族的危難，但是整個學校的辦學大方向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動。辦學方向的確定，反映了學校順應中國近代化工業的起步和發展對實業人才迫切需求的社會現實。

總體而言，輪船招商局為南洋公學提供的辦學經費，為南洋公學的發展，尤其是創辦高等航海教育學科和籌辦商船學校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四、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創辦航海專科：以此為基礎籌辦商船學校

( 一 ) 代辦商船學堂的歷史背景

盛宣懷于1896年南洋公學創立之時即擔任學校督辦，直至1905年將南洋公學移交商部管理后卸任，期間苦心經營十年整，一直是南洋公學的最高決策者。他為創辦南洋公學多次上奏朝廷，為南洋公學的發展可謂殫精竭慮。

盛宣懷自擔任輪船招商局督辦之后，極力主張創辦商船學堂，并一直等待時機。南洋公學于1905年改歸商部辦高等實業學堂后，本科計劃分設商業、航海、輪機、電機四科，航海、輪機兩科預定1906年8月開辦，表明學校對該學科的重視。1908年8月，郵傳部計劃將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改辦成商船學校，專門培養航海駕駛人才，并擬訂了具體計劃。對此，時任高等實業學堂校長的唐文治認為學校專辦商船門類太單一，原來設定的包括商船專業在內的多門類工科大學的目標就難以實現。廣大師生校友們也群起抵制。考慮到學校經費一貫由郵傳部下轄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供給，若不顧及郵傳部指令，將會給學校發展帶來不良后果。于是，唐文治匯集校內外意見，決定代辦商船學校，即學校不改變原定方向，保留原有的鐵路、電機兩科，同時先在校內增設一個航海專科，作為另設商船學校的基礎，等到條件成熟再將航海科加以擴充，單獨建成商船學校。[15]1909年11月，郵傳部撤銷原議，“即令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招考學生，先設航海一科，附屬校內”[16]。

1909年底，航海專科正式在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創設，標志著我國近代高等航海教育正式產生，在中國高等航海教育及航運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為后來創設商船學校打下良好的基礎。

1911年1月，盛宣懷在政治斗爭中重新崛起，擔任郵傳部尚書，奪回輪船、電報兩局掌控權，再次成為學校背后的“督辦”，為商船學校迅速建成帶來機遇。正如他3月呈皇帝溥儀的《籌辦商船學校大概情形折》中說：“……商務振興，必借航業，航業發達，端賴人才。通商以來，洋舶輻輳內河外海門戶洞開，我國地居大陸，不習海事，雖有輪船招商局，僅通域內，未涉重瀛，管駕各員且皆借才異地，三年蓄艾，今為要圖……”[17]此折分析了當時中國面臨的形勢，明確表明他籌辦商船學校是為了培養航海人才、發達航業、振興商務，其目的就是掌握中國航海權。

( 二 ) 航海專科創設后的情形

為什么高等實業學堂里專門辟設了航海專科，還要專設商船學校？一方面是因為專科能招收的學生人數太少，滿足不了當時社會和企業急需，而專設學堂則可以擴充招生人數；另一方面，培養的學生層次不同，船政專科為大學教育，商船學校則為中等專業教育，可以適應更多的船運崗位需求。關于這件事，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的校長唐文治先生給予盛宣懷很大的配合與支持，當然，這也與盛宣懷督辦的輪船招商局一直供給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辦學經費密切相關。

雖然1909年航海科才正式設立，但是在1906年，改隸商部的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里面就已經出現了計劃設立“航海科”的相關規定。《章程》指出，“其本科分科四科，一商業科、二航海科、三機輪科、四電機科”，并強調了航海科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實踐性，“本學堂的學科程度，中學預科四年畢業，考驗合格升高等預科。高等預科四年畢業，考驗合格升本科。其升入本科商業、機輪、電機者三年畢業；升入航海者在堂授課二年后再往商輪實習一年畢業”。[9]169

到1911年，上海高等實業學堂隸屬“郵傳部”。該學堂創辦的主旨為“造就專門人才，尤以學成致用振興中華實業為宗旨”[9]201，說明此時期盛宣懷創辦南洋公學的宗旨由初期的培養法政商科人才徹底轉變為以培養工科實用人才為主，并注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時期鐵路科、電機科均是三年即可畢業，而航海科需要四年才能畢業。航海專科四年制課程設置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航海專科學科課程設置參考了西方工業大學的辦學經驗，共計33門，除第四年為實習之外，前三年理論課程每年學時均為36學時，可見所學課程數目繁多與廣泛，課程任務重，學生壓力大，充分表明航海學科涉及領域的關聯性和復雜性，以及更加注重實用性和實踐性的特征。[15]航海專科經過1909—1912年三年的發展，生源與師資逐漸充實，理論與實踐、教學與實習相結合的教學模式漸趨成熟，尤其是延續了此時期學校“厚基礎、重實踐、強能力”的工科辦學特色，為吳淞商船學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 三 ) 吳淞商船學校的成立

聽聞郵傳部要興辦商船學校，當時積極倡導實業救國的翰林院修撰張謇給予了大力支持。他將自己在上海吳淞口漁業公司的地基，連同所領官款6萬元呈送郵傳部，支持辦理商船學校。

盛宣懷上任后，相繼同意唐文治關于加快商船學校獨立建校的多項請求。到1911年1月，郵傳部批準在吳淞口建立商船學校。3月，同意撥款4萬兩購買學校對面的13畝屋地，作為添辦商船學校臨時用地。4月，盛宣懷上奏清廷，陳述設立商船學校大概情形。奏折同日得到批準后，盛即要求唐文治著手籌建吳淞商船學校的校舍。

1911年春，以唐文治為首的學校籌備隊伍一行赴吳淞口查勘張謇捐贈的校地，發現“吳淞江面寬闊，各國商船絡繹往來，地居南北之中，交通至便，毗連浚浦局船澳，建筑船校為天然適合之區”[11]922。而且按照盛宣懷的構想，當時的上海高等實業學堂雖然已設立高等航海專科，但招生人數不多，但船海人才需求旺盛，因此，計劃在此基礎上擴充，添招學生名數，作為商船學校之基礎。待吳淞校舍竣工后將學生移入該校，并歸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管理。

唐文治考察完畢后立即命工程師繪圖，在規定的時間內動工興建校舍，并請陸勤之負責工程監造。校舍于1911年8月竣工。吳淞商船學堂于1911年7月開始招收新生，“報考者三千人，擁擠不堪”，但“取額極隘”，最終“計專科及中學共取一百八十名”。因報考人數眾多，錄取率又極低，競爭十分激烈。時任高等實業學堂校長唐文治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常熟翁君寅臣之世兄某，程度極低，余勉欲錄取之，夏應庚 ( 駕駛科科長 ) 以為不可，因擯去，心甚歉然。”[9]142可見學校從一開始招生就秉承南洋公學 ( 交通大學前身 ) 一直以來的“高起點”的傳統。

1911年9月14日，商船學堂正式開學，名為“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新招學生進入校外隔街相望的臨時校舍。商船學堂監督 ( 校長 ) 由唐文治兼任，聘請英國留學學習海軍剛回國的南洋公學畢業生夏孫鵬擔任主任，聘學校庶務長莊思緘兼任庶務長，共同管理日常校務。然開學不到2月，辛亥革命爆發，清帝制被推翻。上海高等實業學堂、高等商船學堂與北京郵傳部失去聯系，學校經費來源中斷，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經費問題仍然未能解決。唐文治身兼兩校監督實在焦頭爛額，于是辭去兼任的商船學堂監督職務。1912年3月，商船學堂師生公推海軍上將薩鎮冰為吳淞商船學校校長。9月，高等商船學堂自徐家匯遷至吳淞，改名為交通部吳淞商船學校。至此，商船學校脫離高等實業學堂而獨立，直到1915年因經費短缺而停辦。獨立后的商船學校延續航海專科時期理論與實踐并重的教學方針，駕駛科的理論課程開設有天文、船經學、船藝、航政、水道測量、海商等28門學科，每周63學時。學制3年，其中在校學習理論2年，上船實習1年。這與曾經在高等實業學堂內的開設的4年制航海專科 ( 理論課3年，實習1年 ) 有所不同，可見吳淞商船學校主要是培養中等專業的航海職業技術人才。

如今，作為吳淞商船學校的主要傳承——大連海事大學和上海海事大學，仍然以創設于1909年的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航海專科為學校的發軔，尊唐文治為學校首任校長。

五、盛宣懷教育思想對當代中國高等航海教育發展的啟示

盛宣懷辦理洋務事業幾十年的實踐催生了其高等工業教育思想體系的形成，這種教育理念在當時無疑讓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這使得他無論在思想體系還是在具體施行方面，均遠超于前人。他對西方先進教育制度的大膽引進、對辦學模式的探索、對外籍專家和教師的放手重用、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對留學工作的堅持、以促進民用工業發展為基本定位和培養目標等做法，不但是留給后世高等工業教育的一份寶貴遺產，[18]也對當代中國高等航海教育乃至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均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 一 ) 實用性：辦學方向與時俱進，強調社會需要

盛宣懷自1870年代長期身處經營近代工商企業的一線，對當時國家工業現狀和各種需求最為了解。因此，他創辦學校培養人才的方向，通常與其工業實踐活動及未來規劃緊密相連。1880年李鴻章設立天津電報總局，任命盛宣懷為總辦。為了培養電報業所需人才，他于當年創辦了天津電報學堂。1895年盛宣懷任職天津海關道，創辦了北洋大學堂。該學堂初期開設的土木、礦冶和機械三門工科專業，以及1897年接受鐵路學堂并入北洋大學堂，與當時他掌管的開礦、煉鋼、機械制造等工業發展的人才需求，以及從1895年前后開始討論修建京漢鐵路 ( 原名盧漢鐵路 ) 有著明顯的關聯。

1889年12月，盛宣懷在給李鴻章致函中談到，輪船招商局花費最大的為“用洋人與用洋煤兩宗”，“竊思借助于彼族，不如求材于內地”，主張自辦輪船學堂，自己開煤礦。[7]477而且，輪船招商局作為當時清王朝的官督商辦企業，為南洋公學創辦和發展每年提供專項資金，開創了中國近代校企融合辦學的新型路徑。毫無疑問，辦學經費由輪船、電報兩局撥給，自然也應當添設輪船、電機專科，為兩局輸送所需專業人才。1905年前后，盛宣懷的辦學宗旨轉向“以振興實業為主義”，將高等工業教育的發展目標轉移到促進社會工業生產全面發展上來。這種辦學思路在1906年制定的《商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中得以明文規定。其“學總義”第一節清晰規定了學校的辦學宗旨：“本學堂講求事業以能見諸實用為要旨……希冀為振興中國商業起見，造就人才，力圖進步。”[9]169在“分科”一節中明確，學校分為預科、本科兩類，預科學制四年，本科階段分設商業、航海、輪機、電機四科，學制3年。可見，商業科為商部所需，其余三科主要為輪、電兩局所設。1911年盛宣懷升職為郵傳部尚書之后，為了掌控中國的航海權，更是全力支持上海高等實業學堂校長唐文治買地購屋添辦商船學校的請求。

( 二 ) 開創性：建立產教互為支撐的辦學模式，注重傳統文化教育

一是開創了以企業經費培養企業所需人才的模式。盛宣懷大力創辦高等工業教育之時，正是“國用浩繁，公款竭蹙，事雖應辦，而費實難籌”[19]的時期，要使有限的辦學經費發揮最大效用，就必須在各方面精打細算。無論是北洋大學堂培養土木、礦冶、機械工程人才，還是南洋公學培養鐵路、駕駛、商船人才，都是“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為主義”[7]477。在國力荼弱的時代，盛宣懷以發展工商實業為目的創辦高等工科教育，培養市場最需要的、針對性最強的專業技術人才，同時又以工商企業有限的盈利來維持高等工科教育的運轉和發展，開創了中國近代高等工科教育與社會企業之間互為支撐和發展的教育模式，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經驗。

二是重視傳統文化教育。盛宣懷在辦學過程中，堅持人才培養需以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為基礎和根本，同時兼學西方先進工業方面的理論和技術，以達到國強民富而又不背離中國傳統文化的目的。1898年的《南洋公學章程》里明確規定：“公學所教，以通達中國經史大義，厚植根柢為基礎，以西國政治家日本法部文部為指歸，略仿法國國政學堂之意。”[9]361911年的《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章程》“設學總義章”第2條規定辦學宗旨時強調，“極意注重中文，以保國粹”[9]201。從上文表1中也可以看到航海專科的課程設置，三年的理論課程中都包含了“人倫道德”與“中國文學”兩門傳統文化課程和學分安排。可見，盛宣懷辦學理念雖然在主觀上因其階級屬性和封建秩序而強調“中體”，但客觀上與當代國家提倡弘揚和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共通性。當今的中國教育，同樣重視學習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基因，并強調結合現實國情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彰顯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現實意義和當代價值。從客觀性上來說，盛宣懷的這種教育思想與當代的文化和教育理念是一脈相承的。

( 三 ) 開放性：教育思想兼容并包，推崇國際理念

盛宣懷長期處于興辦實業企業的前沿，對當時的清朝社會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科技差距有著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他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一樣，主張向西方學習，“一齊人傅，不如置諸莊岳”，因此他在后來辦理南洋公學的過程中，在掌控了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等工業部門，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之后，就開始付諸行動，不惜重資，派遣一批又一批學生出國留學，其目的就是學習先進國家的科學技術，“躬驗目治，專門肄習，乃能窺西學之精，用其所長，補我之短”。[11]760-761近代科技發源于西方，西國“其學科則注重工商實業”，中國人只有親臨其國觀察學習才能有所成效，“學成回華任以路、礦、鐵廠、銀行各要政，漸可不借材異地，授柄外人。目前雖靡費巨資，將來可收實用”。[7]201顯然，這種辦學思想的開放性是有其民族性和進步性的。南洋公學從1898年到1906年間，由盛宣懷主持派遣到美、英、德、日、比五國的留學生，有章宗祥、王寵惠、雷奮等共達58人。[9]142這些留學生學成回國后，“或任京師大學堂教員，或充北洋譯員，或辦兩廣學務；此外各省府縣學堂教員所在多有”[7]201。此外，回國留學生到外交和工礦企業工作者亦有不少。1911年6月，遠在北京的盛宣懷正為全國的鐵路風潮一籌莫展，郵傳部尚書位置也岌岌可危，但他仍抽空與唐文治校長反復函商，將南洋公學當年電機專業合格畢業生送出國留學。[11]927他對學生留學工作的重視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北洋大學堂創辦之前，盛宣懷也按照傳統書院式的辦學體制開辦過天津和上海電報學堂。但隨著對國外辦學情況了解的增多以及適應洋務實業發展對人才的要求，盛宣懷最終認識到，“參用西制興學樹人為先務之急”[19]121。據南洋公學教務長美國人福開森回憶，為“增設這兩個重要的公司 ( 輪船招商局和電報局 ) 的過程中適合于學生進行業務訓練的課程”，“為了調查用什么方式來達到這種改革，本學院的董事長盛先生允許我在1901年用半年的時間在歐洲和美洲去觀察各國高等商業學院所采用的方法。我在巴黎、布魯塞爾、安特衛普、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和慕尼黑等地的這類學院，以及在美國費城的華爾頓學校進行了參觀訪問。我回校后提交了一份報告，收錄了我這次旅行的成果”。[9]13-14毫無疑問，后來南洋公學辦學方向轉向工科實業，與福開森的這次西方調研密不可分。

另外，籌辦商船學校的時候，盛宣懷在給清廷的奏折中清晰地寫道：“至學科辦法，前經咨商出使大臣，調查各國船校現辦章程，以資仿效。并查考留學商船之學生，預備任使，現已陸續咨復到部，應即參酌損益，輪派妥員辦理，務求至當。”[11]922由此可見，商船學校從籌辦的章程、學科設置、教師的聘用，甚至是教具——“將來須購一帆船作歷練風濤之用”[11]921等方面都秉持向西方學習的理念，體現出面向世界的開放性，這在當時封閉的中國是難能可貴的，表現了盛宣懷辦學理念的近代化。

六、結語

盛宣懷創設新式學堂實為“儲養洋務人才之用”，而“洋務”又為晚清“大變局”之核心內容，可見他的教育思想客觀上順應了社會情勢演進之走向，即教育為經濟發展和社會流變服務，航海高等教育的成功創辦即是他新式教育成功得以實踐的典型案例。

在近代中國民族危亡時期，盛宣懷作為中國早期西學及新學堂的倡辦者和實踐者，順應時代發展之需，不僅獨創以“洋務”促“新學”，“新學”反哺“洋務”的辦學模式，而且高瞻遠矚、殫精竭慮、躬親實踐，一生不遺余力地推行新式教育，并在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學形式、學校管理等方面形成獨特的教育思想體系，促進了高等航海教育的近代化，對當代高等航海教育的發展仍具有深刻的啟發意義和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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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劉岸冰 ( 1981— )，女，上海交通大學董浩云航運博物館,研究員，主要從事航運、海洋經濟、歷史文化等領域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代中國國有企業制度生成研究 ( 1949—1956 )”( 22FJLB011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示范、擴張、競合：近代上海外商工業研究 ( 1843—1949 )”( 23FJLB025 )

本文刊發于《航海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轉發須注明作者和原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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