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楊振寧提前回國，中國可能會少一位諾獎得主，多一位“革命烈士”

在某些人對楊振寧的指責中，最尖銳是他沒有在獲得學位后立即回國，反而加入了美籍——所謂“在祖國最需要你的時候你不愿回國”。

我們不妨據打開腦洞，進行一番邏輯演繹：如果楊振寧在“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毅然回國”，他的命運將會怎樣？

我們知道，中國核武器開拓者、有“兩彈一星元勛”之稱的核物理科學家鄧稼先，在1950年獲得美國普渡大學博士學位后，當即回到了中國；我們假設楊振寧和鄧稼先一樣，在1948年獲得博士學位后很快回國，歷史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呢？

首先，楊米爾斯規范場論可能不會被發現，世界物理學的格局將發生改變。

其次，宇稱不守恒定律可能在若干年后才會被發現，論文作者會是“李政道，及某位美國物理學家”——擁有中國國籍的諾獎獲得者將會減少一位。

更重要的是，包括鄧稼先、于敏在內的221廠科學家們，將會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更加嚴重的沖擊，甚至可能遇害。

鄧稼先，1924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懷寧縣白麟坂村的一個書香門第。其六世祖是清代金石篆刻家鄧石如，祖父鄧藝孫曾任民國安徽省教育司長，父親鄧以蟄是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教授，擅長美術史。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鄧稼先自幼接受良好的中西文化教育，熟讀中國古典文學，高一時期已能閱讀英文原著。

1929年，鄧稼先入讀北京崇德中學（今北京三十一中），結識了高他兩級的楊振寧。兩家是世交，父輩同在清華大學任教，鄧稼先與楊振寧結下了深厚友誼。抗日戰爭爆發后，鄧稼于1940年隨姐姐鄧仲先南下昆明，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西南聯大期間，他師從葉企孫、吳有訓等知名學者。

1945年大學畢業后，他曾短暫在昆明任教。1946年，鄧稼先回到北平，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期間，他教授物理課程，與學生許鹿希相識。許鹿希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許德珩之女，當時在北京大學醫學院就讀，兩人互生好感。

1947年，鄧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在楊振寧的幫助下，進入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德爾哈爾，論文題目為《氘氘核的光致蛻變》，屬于理論核物理前沿領域。留學期間，鄧稼先勤奮刻苦，成績優異，僅用了短短兩年就獲得博士學位。

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朝鮮戰爭爆發后，鄧稼先認為回國報效是最重要的事，1950年8月29日，他從洛杉磯乘“威爾遜總統號”客輪回國，經香港抵達廣州。回國后，他被安排在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從事核理論研究，發表了多篇重要論文。

1953年，鄧稼先與許鹿希結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許鹿希回憶，這段時期是家庭最平靜幸福的階段，鄧稼先熱愛京劇和蘇聯芭蕾舞，常與家人游園賞劇。

1958年8月，鄧稼先的人生發生轉折。二機部副部長錢三強找他談話，說“國家要放個‘大炮仗’”，調他參與原子彈研制工作。

鄧稼先雖然心有疑慮，但還是接受了任務。當晚，他告訴妻子許鹿希：“我的生命就獻給了未來的工作，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此后，鄧稼先擔任二機部九院（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主任，負責原子彈理論設計，開始了長達28年的隱秘工作。

1958年，鄧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彈任務后與家人合影。（許鹿希提供）

當時中國缺乏外部支援，鄧稼先帶領團隊從零開始。他選擇了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質性質作為主攻方向，克服計算工具簡陋（僅靠手搖計算器和算盤）的困難，進行了大量數據運算。

1961年末，理論計算基本完成，中國首顆原子彈決定采用鈾235和內爆方式，比美蘇初期設計更為先進。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鄧稼先在試驗現場激動落淚。

原子彈成功后，鄧稼先又投入氫彈研制。他與于敏等人合作，于1965年赴上海利用計算機攻關，最終形成氫彈理論方案。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當量達330萬噸，遠超預期。期間，鄧稼先身負重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仍堅持工作，確保了科研進度。

鄧稼先的生活極其簡樸，常穿舊衣破鞋，但對待同事和學生慷慨熱情。在核試驗中，他總是沖鋒在前。

據許鹿希回憶，一次空投預試中氫彈降落傘未打開，核彈摔碎未爆，鄧稼先親自前往尋找。他雙手捧起放射性碎彈片，因此受到嚴重輻射，為日后健康埋下隱患。許鹿希說：“他一去就完了……但我知道，他必須去。”

自時少年相識，鄧稼先與楊振寧的友誼持續終生。1971年楊振寧首次回國，點名要見鄧稼先，無意中救了正受迫害的鄧稼先。許鹿希感嘆：“冥冥之中上天有個安排，讓楊振寧來救鄧稼先一命！”此后每次見面，鄧稼先都從楊振寧處獲取前沿科學信息，助力研發。

在2006年《兵器知識》第6期《許鹿希口述：至今熱血猶殷紅》一文中，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講述了這樣幾段往事：

“正當氫彈研制工作進入最后緊要階段的時候，那場殃及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錢三強、王淦昌、周光召等一大批從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學家受到沖擊。我們也不能幸免，在醫學院我被批斗，鄧稼先也是寫不完的檢查，家門上被人甩了一攤又一攤散發著尿臭黑乎乎的煤泥。更令鄧稼先傷心欲絕的是他最敬重也是從小到大最疼愛他的三姐，因愛人被打成特務，不堪忍受而在自家廚房里‘意外身亡’。”

“對于鄧稼先自己還有更深層的考慮，因為他深知自己對于家庭乃至對于國家的價值，他不能因為自己言語上的‘不慎’給國家的核武器研制帶來無法彌補的損失。當時他想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盡快實現周恩來總理的指示：‘要搶在法國人之前，把氫彈搞出來！’”

“……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并沒有解脫鄧稼先他們頭上莫須有的罪名。1971年他和于敏、錢晉、胡思得和其他幾位兩彈一星元勛被集中到青海221基地辦學習班，罪名是他們在小型試驗中，在技術上沒有測得預定指標的中子 ( 后來證明是測試技術有誤 )，隨之而來的則是無休止地批判，無限制地上綱上線。”

中國第一個核武器研制基地“二二一廠”舊址

1984年，鄧稼先因輻射累積患直腸癌，雖然經手術和治療，但骨髓已受到放射性損害，化療后病情惡化。

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在北京逝世，享年62歲。臨終前，他強忍病痛，與于敏共同起草《建議書》，為中國核武器發展指明方向，被譽為其“第四個里程碑”。

1986年，張愛萍將軍題詞“兩彈元勛鄧稼先”；1999年，他被追授“兩彈一星功勛獎章”；2014年，鄧稼先當選“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

許鹿希代其領獎時，總以鄧稼先照片遮面，以示謙遜和懷念。

1995年，許鹿希舉著鄧稼先的照片與1994年度的十位“求是杰出科學家獎”獲獎人合影

有人說，以鄧稼先、于敏等人在中國科學界的地位，就算遭到了造反派的強烈沖擊，但畢竟屬于被保護的對象，狀況相對安全，說楊振寧救了他們，是否言過其實？

事實上，在那個群魔亂舞的癲狂年代，沒人能保證他們一定能挺過文革，至少在鄧稼先夫人許鹿希看來，沒有楊振寧的回國，就沒有鄧稼先的“脫離魔掌”，她在回憶錄中這樣說：

“也許是蒼天有眼，1971 年夏天楊振寧第一次回國探親救了鄧稼先，當楊先生一下飛機，有關方面請求他填寫要在國內會見什么人時，楊振寧寫的第一個人就是鄧稼先。周總理聞訊立即召回了鄧稼先，使他脫離了造反派的魔掌。當鄧稼先回到家時，樣子太可怕了，蓬頭垢面，一身舊灰布制服，腳上穿著一雙沾滿塵土的舊解放鞋。”

另據《兩彈元勛背后的女人》，楊振寧的名單不僅救了鄧稼先，也救了于敏陳能寬、胡思得等人：

“年輕的一批搞光后就輪到高層的了。因為不能在北京搞，他們就把鄧稼先調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組織了一批對科學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兩次預備性小試驗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其實，那只是因為儀器放歪而未測到中子。這樣將科學測試的失誤上綱上線，進而把負責人打成反革命，目的就是要把鄧稼先搞掉。所以當時鄧稼先非常危險。而就在這危急的時刻，楊振寧要見他。周恩來總理命令把鄧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邊的事情就走漏出來了，于敏、陳能寬、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從此之后，‘221’就再沒有打死過一個人。”

許鹿希提到的于敏、陳能寬和胡思得，都是我國核物理領域的重量級人物。

在1999年公布的23位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中，于敏和陳能寬名列其中，胡思得則后來成為了中國工程院院士。

除了221廠的核物理學家們，因楊振寧的“會見名單”而獲救的科學家還有多位，雖然具體名單沒有公之于眾，但我們可以根據公開資料中楊振寧會見的人物有所了解：

“楊振寧第一次回國訪問，一直停留到8月17日才離開，差不多有一個月的時間。他的日程被安排的滿滿的。在上海期間，楊振寧除了陪侍重病住院的父親，也抽出時間訪問了復旦大學、中科院生物化學所等，還回了他的出生地合肥。在北京，他訪問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科院原子能所等，還見到了青少年時代的好友鄧稼先、西南聯大時的同窗黃昆（物理學家、中國固體物理和半導體物理學科的開創者之一），拜訪了他的老師吳有訓（物理學家、教育家）、周培源（著名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王竹溪（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熱力學統計物理研究開拓者）、張文裕（高能物理學家，中國宇宙線研究和高能實驗物理的開創人之一）等，還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岳父杜聿明先生。”

我們不能說以上楊振寧會見的這些人物都因為他而在文革中幸免于難，但在那段中美建交之前的敏感時期，以及楊振寧在全球科學界的特殊地位，和他見面，意味著多一道政治上的“護身符”。

有人說，你別光說鄧稼先、于敏被整，怎么不說說，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在美國不也遭受政治迫害了嗎？

事實上，二戰結束后，奧本海默積極游說國際社會對核技術進行管控，防止核擴散，進而避免美國與蘇聯發生核軍備競賽；此外，他還反對美國政府推動氫彈研發，其國防相關觀點激怒了不少政界及軍方人士；再加上奧本海默和美國共產黨過往甚密，美國政府于1954年對奧本海默進行了“迫害”。

怎么迫害的呢？美國政府針對奧本海默的指控舉行了聽證會，并對其進行了處罰——撤銷了奧本海默的安全許可，意味著他無法再直接影響政治。

1954年，聽證會上的奧本海默

但這并不妨礙奧本海默繼續演講、寫作及研究物理，1963年，奧本海默還獲得了恩里科·費米獎。

而在大洋彼岸，鄧稼先們遭受的迫害又是怎樣的呢？

許鹿希女士回憶說：

“那些造反派為了給這些人羅織罪名，竟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他們聲言：會英文的就是英美特務，會俄文的就是蘇修特務……鄧稼先精通英、德、俄三國語言，是哪國特務？王淦昌會六國語言又是什么呢？批斗越來越激烈，著名高能炸藥專家錢晉被折磨致死，鄧稼先的處境非常險惡。”

許鹿希女士提到的被批斗遇害的高能炸藥專家錢晉，因為和楊振寧并非舊識而沒有被列入那份“保命”的會見名單。

錢晉出生于1922年，浙江海鹽人，1944年，22歲的錢晉畢業于北京大學應用化學系，和大學畢業后赴美留學的楊振寧不同，畢業后的錢晉開始了“革命生涯”，于1946年赴晉冀魯豫邊區參與革命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錢晉先后任教于北方大學工學院、華北大學工學院。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蘇聯專家指導下建立火炸藥教學體系，錢晉1954年轉入該校任副教授，同時擔任國防科研機構第二生產部主任。

在國防科學技術領域，錢晉參與了三項重要科研工作：1964年擔任國家142科研任務“高效炸藥性能測試技術組”副組長，與丁敬、徐康共同制定我國首個《高效炸藥性能測試方法》技術規范；主持研制原子彈高能炸藥和電火藥雷管制造技術，成功開發多種塑料粘結炸藥；作為高效炸藥性能測試技術組副組長，協助郭永懷教授開展核武器起爆機理研究。

1961年秋天，221基地二分廠開始籌建，承擔著原子彈內部高能炸藥壓裝成型和起爆元件的生產以及最后核產品的總裝工作。作為北京工業學院的教學骨干的錢晉，被調到221基地擔任二分廠廠長。

文革期間，早在1946年就參加革命的錢晉，卻遭受到了強烈的沖擊。根據核技術專家、曾經同在221廠爆破部件組工作的魏世杰回憶錄《禁地青春》（116回《錢的坦白》）描寫，錢晉被國防科委工作組的軍代表扣上了特務的罪名：

“軍代表說，錢是國民黨西北派遣軍的中將司令，解放后，潛回北京，利用老關系，混進了北京工業學院，后又混入九院，利用師生關系，招降納叛，大量發展特務組織，已宣誓特務成員有數百人，分布在二分廠機關和各研究室。”

“我在想，如果九院二生部真的被國民黨中將司令控制了，而且爪牙達到了數百人，我們的‘兩彈’能這樣順利成功嗎？我還想，二機部、九院的保衛部門，人事部門，政工部門，為什么這么多年，對龐大的特務集團竟毫無察覺？他們的能力就如此之差嗎？老實說，我對這些所謂‘輝煌戰果’，很懷疑。”

最終，被扣上了“莫須有”罪名的錢晉在監獄中被活活打死。

據魏世杰于2011年發表在天涯社區《核武老人26年親歷記》中《錢晉-221永遠的痛》的記載：

“第一陣‘臺風’過后，錢教授就被關進了‘群眾專政’的小屋里。據說，那罪名是‘特嫌’，他的謙和恭謹，他的甘為人仆，他的不愛說話，都是可為‘特嫌’作注腳的，他不是曾送給一個窮學生若干錢嗎？還為他買了參考書和牙膏牙刷？那錢就是特務經費啊！目的就是發展反動組織！否則又如何解釋呢？ ”

“……那年代，只要人活著就好說，至于他是不是敵人的‘少將’，倒還不是很關心的。然而就在人們熱切地等著他出來‘戴罪立功’的時候，卻又傳出消息說：錢教授死了！”

“這一切發生得如此之快，簡直叫人來不及思考！對于他的死因，專案組是諱莫如深的，按慣例，是要開一次大會，批判一通如何‘自絕于人民’的，卻例外地沒有開，一切無聲無息，人們都盡量回避談到他的名字，就像躲避瘟疫一樣。”

“幾年后，在揭露林彪集團的罪行時，一位當年驗尸的醫生說，錢教授是被打死的，‘身上多處傷痕，肋骨斷了好幾根，致命傷在頭部。’ ”

錢晉教授去世的時間是1970年，當時的他，年僅48歲。

據說，鄧稼先在臨終前，反復念叨著錢晉的名字。

事實上，不要說錢晉這樣相對的“小人物”，就算是為中華民族崛起而做出巨大貢獻，本該作為國寶被嚴密保護的“兩彈一星”元勛，就一定能逃離殘酷的命運嗎？

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及中央軍委公布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亞、孫家棟、任新民、吳自良、陳芳允、陳能寬、楊嘉墀、周光召、錢學森、屠守鍔、黃緯祿、程開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鄧稼先、趙九章、姚桐斌、錢驥、錢三強、郭永懷等（按姓氏筆畫排序）23位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

23位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

被追授勛章7位科學家中，鄧稼先和錢驥于上世紀80年代去世，錢三強和王淦昌于上世紀90年代去世，在文革期間，他們都遭受過來自造反派的迫害——王淦昌被冠以“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頭銜，錢三強在“四清運動”中趕下鄉，錢驥被批斗。

至于趙九章、姚桐斌、郭永懷的去世時間，同樣都是1968年，導致他們英年早逝的罪魁禍首，同樣都是文化大革命。

我們來聽一聽這三位科學家的故事。

先說郭永懷。

嚴格來說，郭永懷并非在文革中直接遭迫害致死，但他的去世，與文革中他家人的被迫害有關。

郭永懷于1909年出生于山東省榮成市滕家鎮一個農民家庭。17歲時考入青島大學附中，后于20歲考入南開大學預科理工班，22歲轉入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畢業后，他留校擔任物理學家饒毓泰的助教。

1939年，郭永懷考取了“庚款”留學生，于1940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應用數學系留學，僅用一年便獲得碩士學位。隨后，他進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師從航空大師馮-卡門，攻讀博士學位。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摯友錢學森，兩人在空氣動力學領域共同探索。

1945年，郭永懷獲博士學位后，于1946年出任康奈爾大學航空工程學院助理教授，1947年晉升副教授，1955年成為正教授，成為國際知名的空氣動力學家。在美期間，他于1947年結識赴康奈爾大學留學的李佩，兩人于1948年春天結婚，

1951年女兒郭芹出生。郭永懷在康奈爾的家成為他們溫馨生活的見證。

1953年，郭永懷一家在美國

1956年，應錢學森邀請，郭永懷辭去康奈爾大學教授職位，攜家人回國，加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任副所長。1958年，他參與創辦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任化學物理系主任和力學系副主任，培養了大批科技人才。與此同時，他臨危受命投身國防科技事業。1961年，他與王淦昌、彭桓武組成核武器研究“三大支柱”，承擔原子彈力學關鍵任務。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郭永懷親赴羅布泊見證；1967年，他參與了氫彈的試驗工作。此外，他還參與了“東方紅”衛星的研制工作。

郭永懷與妻子李佩感情深厚，女兒郭芹的出生為家庭增添歡樂。然而，“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李佩因留學經歷被誣為“美國特務”，關入“牛棚”審查；女兒郭芹也被迫下鄉。郭永懷因國防工作受保護，但內心備受煎熬。

1968年10月，他赴青海基地參與熱核導彈試驗前，已知妻子受難，多次打聽其處境未果。

據國內某些媒體報道，1968年12月5日，郭永懷駕駛飛機因公遇難。

然而根據《王丹紅專欄｜李佩：98歲的郭永懷夫人和她的國（二）》對李佩的采訪，故事的另一個版本是這樣的——

“1968年12月5日，試驗完成后，得知妻女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郭永懷急于回京探望家人，未等同行人員，只帶了警衛的他乘坐小飛機返京。不幸的是，飛機在北京機場降落時失事，郭永懷與警衛員牟方東緊緊相擁犧牲，兩人胸前的機密文件包完好無損。他的犧牲震驚全國，周恩來總理下令徹查，1968年12月25日被迫授烈士稱號。他為中國科技事業鞠躬盡瘁，卻因時代悲劇承受家庭苦難。”

簡單說，郭永懷去世的原因并非“因公”，而是因愛妻遭遇不公。

再說姚桐斌。

姚桐斌1922年生于江蘇無錫，1945年畢業于交通大學唐山工學院，1947年公派至英國伯明翰大學深造，1951年獲博士學位。1957年回國后，姚桐斌投身國防科研，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與工藝研究所所長，是中國導彈與航天材料工藝技術的奠基人。

姚桐斌

1968年，文革派系斗爭激化。姚桐斌因曾留學英國被誣為“特務”，成為攻擊目標。他所在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原國防部五院）分裂為“915”（保守派）和“916”（造反派）兩派。姚桐斌雖未直接參與派系活動，但因學術背景被卷入漩渦。

當天中午，姚桐斌在家中午休時，“915”派多名暴徒闖入其北京住所，強行將他拖至街頭。據目擊者回憶，暴徒用鐵棍猛擊其頭部，高呼“打死英國特務”。姚桐斌倒地后仍遭持續毆打，最終顱骨嚴重損傷而身亡，年僅45歲。

事發時，他的妻子彭潔清在外工作，家中三個幼女目睹了部分暴行。據姚桐斌妻子彭潔清在《航天情: 永遠的眷戀》一書中回憶：

“６月８日，當兩派發生武斗時，桐斌照樣去上班。中午，有人聽說我家附近形勢緊張，勸他留在辦公室。但桐斌記掛孩子，還是回家了。

回家后，桐斌剛剛拿起碗筷，還未來得及扒上一口飯，幾個混入某‘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暴徒踢開門沖進我家，他們架起桐斌就往樓下推，一面推，一面拳打腳踢。到了大門口，又有幾個頭戴鋼盔佩戴紅袖章的同伙沖上來，左右開弓就是幾個耳光，并且把桐斌的眼鏡揪下來，摔在地上，用腳踩碎，還惡狠狠地罵道：‘打死你這個反動學術權威！’

桐斌的臉被打腫，鮮血從嘴角流出來。一個家伙一面狠狠地踢桐斌的會陰部，一面歇斯底里地嗥叫著，他們的吼聲引來了更多的暴徒。這時有兩個暴徒舉起鋼棍，向桐斌的頭部猛擊，鮮血立刻冒出，他倒下了。可是這些自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暴徒，并未就此罷休。

‘站起來！裝什么蒜？你又沒死！’這些沒有心肝的家伙，硬是把桐斌拖到他們的‘總部’。此時，桐斌已不能講話了，靠在一張木椅上，兩眼發直，隨后即倒在地上。頭頭們見狀，就吩咐手下的人：‘把姚桐斌搞走，別讓他死在我們這里！’那幾個人把桐斌拖到我家樓前人行道上，向他猛踢兒腳，還故意大聲嚎叫：‘起來，別裝死，自己滾回去，難道讓我們抬你上去不成！’說完便揚長而去。

一位鄰居發現了地上的桐斌，立即跑上樓找我家保姆。他們請求將桐斌送到醫院搶救，七機部下屬的七一一醫院離我家不到四分之一里路，但得到的答復是：‘不行！’

在這種情況下，鄰居只好把他抬上樓，放在客廳沙發上。由于頭部幾處受重傷，桐斌一直未恢復知覺，于下午３時許停止呼吸，慘死在家中。”

姚桐斌遇害后，案件一度被掩蓋。周恩來總理得知后震怒，要求嚴懲兇手，但在混亂局勢下僅少數參與者被短暫拘押。其妻彭潔清堅持申訴十余年，直至1983年姚桐斌終獲平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99年，中共中央追授他“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然后是趙九章的故事。

趙九章出生于1907年10月15日，中國氣象學，同時也是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科學的奠基人，“兩彈一星”元勛之一，卻成為文革中首位被迫害致死的杰出科學家。

趙九章生于河南開封，早年師從竺可楨研習氣象學，1935年赴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氣象學博士。1938年，得知抗戰爆發的趙九章放棄國外優渥條件趕回祖國，在西南聯大執教。1944年，趙九章主持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開創中國現代氣象觀測體系。新中國成立后，他主導組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推動人造衛星計劃（“581任務”），被譽為“中國衛星之父”。

1966年文革爆發時，趙九章正領導“東方紅一號”衛星研制。盡管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他仍堅持工作，甚至在被批斗間隙偷偷修改衛星方案。1967年，國防科委接管衛星工程，他被剝奪領導權，但仍在辦公室整理資料至深夜。同事回憶：“他總說衛星不能停，這是周總理交代的任務。”

文革爆發后，趙九章的命運急轉直下。1966年起，他因與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親屬關系及留德背景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特務”，關入中科院“牛棚”，很快，他所面臨的迫害步步升級。據2012年10月29日《老年生活報》刊登的《人造衛星之父趙九章之死》（作者胡平）記述：

“趙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樣被趕著往前走。脖子上掛一塊墨跡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就是‘歷史反革命趙九章’。牌子重達十幾公斤，很快脖子被鐵絲勒出道道血槽。游街完畢，再帶回科學院批斗，每次批斗，他都必須低頭彎腰，甚至坐‘噴氣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實在彎不下去，‘革命群眾’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直到煙頭燙滅，他的腰還是沒有彎下去……”

1968年10月10日，飽受折磨的趙九章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兩點，趙九章工工整整寫完最后一份檢查的最后一個字，起身走進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后翻身上床。接著，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里，躺在了床上……”

他的遺體不知在哪里火化，骨灰也不知飄向了何方。直到10年以后，中科院才終于為他平反。

趙九章（中）

據蔡恒勝《我樓上的趙九章伯伯》回憶：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多達20位！我知道的受到沖擊而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樓的‘一代數學宗師’熊慶來，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劉崇樂，14樓的真菌專家鄧叔群，15樓的化工冶金專家葉渚沛。據后來有人統計中科院北京地區170位高級研究人員，有131位被打倒或被審查。全院科技人員迫害致死者達229人。在《竺可楨日記》里記錄了科學院各研究所受到迫害的就有：施雅風、劉東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張璽、蔡邦華、劉崇樂、柳大綱、曹天欽、趙忠堯、錢人元、陶愉生、熊慶來、楊鐘鍵、裴文中、黃汲清、錢三強、何澤慧、趙九章等等。他們的遭遇都被記錄在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先生哀痛的筆下，而他們很多人就住在這三座樓里。”

了解完以上這些真實發生過的歷史故事，您應該能夠了解，如果楊振寧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毅然回國”，不要說在1971年以會見名單的形式營救受困科學家，甚至他本人，也可能會成為另一位“革命烈士”。

在那段晦暗歲月里，作為“會英文的美國特務”、前國民黨將領杜聿明乘龍快婿的楊振寧，等待他的，會是怎樣的命運？

這不難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