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筍殺人案

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事發田間）

嘉慶二十三年，安徽廬州府舒城縣，縣中有一百姓，叫做王助饒。

王助饒是個農民，在縣里有幾畝薄田，他耕耘田地，全都種了蔬菜，數年間就以賣菜為生。

在王助饒的菜地邊上，有一個竹園，這個竹園呢，是同縣百姓王延寬的。

要說這個王延寬還是熟人，和王助饒本是同宗，都是舒城王家的族人，是親戚。

王延寬的竹園，修的很雅致，當然不是什么大園子，很小，很多地方還都是用籬笆圍起來的，但園中竹子長的茂盛，青翠挺立，自有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

有這么一天，王助饒像往常一樣在自家的菜地里除草，他鋤著鋤著，在靠近竹園附近的地頭上，發現了兩個尖尖的，嫩黃的筍尖。

菜地里怎么會長筍尖呢？其實這是竹園里的竹子從地底延伸到菜地里的竹根，發芽了。

王助饒把身子一蹲，用手一陣扒拉，扒拉出兩個還帶著濕泥的筍殼，他在心里嘀咕，說這竹筍長在了我家的菜地里，那這不就是屬于我的么？

王助饒的想法很簡單，竹筍長在自己的菜地里，用自己的土，喝自己的水，吃自己菜地里的營養，那就理所當然是自己的，自己又沒到竹園里去偷，去搶，誰也管不著。

王助饒挖啊挖，挖啊挖，折騰了好半天，終于把那兩顆才剛剛破土的竹筍挖了出來，揣在懷里帶回了家。

至于帶回家做什么，也許是賣掉了，也許是炒菜吃了，清時竹筍是貴物，尋常百姓消受不起，王助饒得了這兩顆筍，也算是給家里改善伙食了。

這世上啊，它就沒有不透風的墻，很快這個事情就被王延寬給知道了。

您說這么小一個事兒，王延寬怎么知道的呢？那是因為，王延寬比王助饒發現這兩顆竹根要早的多，他早就留意上了，王延寬的算盤打的山響，他還期待竹根茁壯成長，再給他長兩顆又高又粗的大竹子出來呢。

結果，第二天王延寬到地頭一看，竹根早被破壞殆盡了。

王延寬很生氣，但他沒有直接找王助饒去理論，而是找到了王家的族長王邦寧，請王邦寧為自己主持公道。

（清朝百姓）

要說王助饒也是敢作敢當，被叫來之后他大方承認，竹筍就是自己挖走的，我在我自家的菜地里挖竹筍，干別人何事？

王助饒說的有沒有道理，是有道理的，但是族長王邦寧認為他沒道理，不僅認為王助饒沒道理，反而認定了王助饒的行為屬于是偷竊。

給王助饒定下罪名之后，王邦寧對王助饒是大聲呵斥，并且極有可能要求王助饒道歉認錯，歸還竹筍，以及對王助饒進行物質上的懲處。

王助饒，二十多歲，年輕氣盛，本來他就覺得自己壓根沒做錯，眼下被族長是又訓又罵，受了委屈，就梗著脖子不服，頂撞了族長幾句。

我們知道封建時代大家庭里的族長，那身份地位很高，很有權威，說一不二，全家上下甭管多少號人，那都得給族長面子，都得聽他的，王助饒一個小輩，公然頂撞自己，讓自己下不來臺，王邦寧一下子就惱了，王邦寧也顧不上自己的長輩身份了，擼起袖子，掄起胳膊，結結實實的就把王助饒給打了一頓。

《清仁宗實錄·卷三百三十一》：并因王助鐃不服頂撞，向其拳毆推跌。

帶著滿身的泥土和臉上的淤青，王助饒灰頭土臉，回家了。

家里有誰呢，是王助饒的母親王施氏和弟弟王助遺。

一看兒子挨了打，王施氏十分關心，趕忙就問王助饒怎么回事兒，王助饒把事情一說，王施氏很氣憤，她認為族長判罰不公，而且作為長輩，不該因為這么一件小事動手打孩子，母親護子心切，決定要為王助饒討個說法，到了晚上，王施氏帶著另外一個兒子王助遺就去了族長家，質問族長為什么要這么做。

結果當然是可想而知，在一個男權與家長制主導的社會中，一個婦人的力量是何其微小，能量是多么的不足，王邦寧沒有給王施氏任何的情面，不僅將母子二人狠狠的斥責了一頓，還譏諷王施氏教子無方，最后讓幾個伙計把王施氏母子給趕了出去。

在刑部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王助饒剛回家的時候，和母親訴說事情的經過，言語中有這樣的話：

《刑案匯覽·卷四十九》：...有如此窮苦...要受人欺辱之言...

王助饒向母親感嘆，說咱們是窮苦人家，生來就要受到有錢人的欺凌。

這句話，像刀子一樣狠狠的剜著王施氏的心，回家的路上，她的腦海中產生了一個可怕的想法——

她要拼命，她要用自己的性命，作為最后的控訴，去報復王邦寧，讓兒子不再委屈。

（以命相搏）

回家之后，兩個兒子睡下，后半夜王施氏打定主意，她穿上衣服，偷偷出門，獨自走到了王邦寧家的大門口。

王施氏沒有哭喊，沒有叫罵，她沒有打擾王邦寧，但她用最原始，最慘烈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心中所謂的“復仇”，那就是不停的用頭撞在王邦寧家的墻上，每一撞都毫不留情，用了十足的氣力，而且一刻不停，直到力竭昏暈，重重倒地，失去意識為止...

書說簡短，后半夜兄弟二人起來放水撒尿，卻發現母親不見了，二人暗叫糟糕，生怕母親又偷著去找王邦寧理論，二人七手八腳穿上衣服，趕緊出去尋，三步并兩步，快步匆匆，很快就尋到了王邦寧家，一眼望到門前，王助饒哎呦怪叫一圣，兩腿發軟，撲通一聲就栽倒在地，他也沒力氣爬起來了，趴在地上是嚎啕大哭，不能自已。

您說王助饒看到什么了？她看到母親滿臉是血，被直直的吊在了王邦寧家的門環上，臉色鐵黑，早已氣絕。

可以想象，當王助饒看到母親尸體的那一刻，該是何等的驚駭和悲痛，本來他白天就被王邦寧打了，鬧了不愉快，晚上母親上門討要說法，又被惡劣對待，他幾乎是下意識的就認定，是王邦寧害死了自己的母親。

新仇舊恨一齊涌上心頭，王助饒怒發沖冠，他帶著弟弟直奔縣衙是擊鼓鳴冤，血淚陳詞，控訴族長王邦寧殺害了自己的母親王施氏。

雙方各執一詞，王家兄弟說王邦寧平時欺負窮人也就算了，如今還敢殺人行兇，王邦寧則說他們胡攪蠻纏，血口噴人，自己早早就歇息了，一整晚壓根就沒見過王施氏，雙方說的都有模有樣，縣衙難以決斷，干脆把案子往上報，從縣衙報到府衙，府衙再報臬司，臬司再報巡撫，最后這案子就落到了時任安徽巡撫，康紹鏞的手里。

康紹鏞，字蘭皋，山西太原人，乾隆五十七年的舉人，嘉慶四年的進士，這個人很不一般，在做巡撫之前，康紹鏞還做過布政使，做布政使之前，康紹鏞則是從軍機處出來的。

您想想，軍機處，那是大清朝廷級別最高的機構，在這里邊待過的，那沒有頭腦簡單的，嘉慶十八年開始，康紹鏞就曾經親自幫嘉慶辦過好幾個大案要案，人家是專業的，接手案件之后，康紹鏞連夜審訊，密切尋訪，很快調查出了一個驚人的真相。

這事兒啊，還要從王施氏在王邦寧的家門前撞暈開始說起。

小兒子王助遺，腦子比較靈活，想法多，回來的時候他就感覺母親的臉色不太對，他就一直惦記著，后半夜他就醒了，醒來之后他發現母親不在，心說壞了，這是要出事兒，立刻就爬起來奔著王邦寧家去了。

才到王邦寧家的大門口，王助遺就看到了讓他幾乎是魂飛魄散的景象，母親額頭破裂，鮮血淋漓，鼻息已微若游絲，再不施救，恐怕就來不及了。

正常人的反應肯定是大聲呼救，趕緊請郎中，或者干脆叩開王邦寧家的大門，想來王邦寧就算和大哥有過節，可緊要關頭，人命關天，他也不會見死不救。

可是，就在這一刻，王助遺的心態發生了變化，一個惡魔一般的想法襲上心頭，母親本就是來告狀申冤，是來報復王邦寧的，母親既然一心求死，眼下馬上也就活不成了，何不順勢將她勒死，然后將母親的死嫁禍給王邦寧呢？

對于王助遺的這個想法，作者只有七個字可以評價：

純畜生，禽獸不如。

這**的是人能干出來的事兒嗎？

王助遺還真的干得出來，他心一橫，馬上就從身上摸出一條麻繩，套在尚存一息的母親的脖頸處，緊接著渾身用力，繩子收緊，可憐的老母親仍在昏迷之中，活生生被兒子給勒死了。

確認母親已死，王助遺又趕緊偽造現場，把母親的尸體掛在了王邦寧家的門環上，最后火速返回家中，叫醒還在熟睡之中的王助饒，那演技老逼真了，說哥啊，我剛醒，發現母親不見了，趕緊跟我出去找找吧！

在王助遺的指引下，兄弟二人七拐八拐，很快就走到了王邦寧家的大門前，后來才有了王助饒錯把王邦寧當成殺人兇手，告上公堂的那一幕。

（清代官員）

經過康紹鏞的調查尋訪，以及一系列證據的搜集，王助遺當堂認罪，被判了凌遲處死，整整割了他三千多刀，而那個因為兩顆竹筍而惹上事端，最終引得家破人亡的王助饒，則被定了一個誣告罪。

有清一朝，誣告反坐，王邦寧沒殺人，你告他殺人，衙門查出來你是誣告，那么王邦寧沒事，你就要承擔這個殺人的罪名，這就叫做反坐。

按律法，應該把王助饒處死，但康紹鏞考慮到他畢竟是為母申冤，因此罪免一等，只判了他一個徒刑，徒刑之后再流放。

但是嘉慶皇帝對這個案子并不滿意，他認為所有的惡果，最終的悲劇，最初都是因為王助饒引起的，如果他不去挖那兩顆竹筍，他母親就不會為了他討說法，不為她討說法，也許就不會有后邊的事情了...

現代刑法主張罪責自負，一個人只應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先不說王助饒挖竹筍這事兒對不對，本質上王助饒是完全無法預見這會引發弟弟弒母的極端后果的，皇帝將他視為整起案件的始作俑者，并且據此而加重處罰他，是一種典型的客觀歸罪，所以在我們看來，這當然是不合理的。

但那畢竟是清朝，是封建時代，嘉慶和道光，他們已經是比較有正義感，大多數情況下可以做到為民做主，懲奸除惡的皇帝了，可本質上，在他們心中，法律的最高目的不是為了實現個案的正義，而是維護以三綱五常為基礎的宗法社會秩序，所以，王助饒最后被從重處理，判了一個滿流。

康紹鏞判的流刑，也許是兩千里，也許是兩千五百里，但皇帝判了個三千里，而且是永遠流放，一輩子都不許再回來了...

王施氏身死，王助遺凌遲，王助饒流放，王邦寧作為族長，被這個事情一鬧，也名聲掃地，倒是那個種竹子的王延寬，保持了極低的存在感，搞不好趁機吞并了王助饒的菜地，心安理得的全都種滿了竹子...

參考資料：

《清實錄》

《刑案匯覽》

趙濤.清朝赦宥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21

鄭筠超.清代刑名幕友擅權現象研究.杭州師范大學,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