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蒲江馭虹橋：一橋兩記，虹貫古今

冬日的清晨，蒲江縣城籠罩在薄霧中。穿過東門外一片由樹蔭與市聲交織的清寒，一座石拱橋便從氤氳水汽中逐漸顯現——如一條巨龍沉默的脊梁，穩穩臥于蒲江河上，這便是馭虹橋。九道拱券劃過水面，弧線經年水蝕，泛著暗褐，倒影漾漾，連成一片關于“跨越”的深邃記憶。

我走上橋面，腳下的石板已被歲月的足跡磨出潤澤微光，石縫間蒼苔暗生。撫上石質欄桿，掌心傳來的是自嘉慶六年便凝結于巨石深處的沉穩共振。那一刻，橋下潺潺水聲仿佛陡然變調，化為當年鐵釬鑿石的叮當、抬石號子的喘息、縣令與鄉紳在料場旁的商議，以及蒲江百姓望著天塹時那聲積壓數百年的嘆息。

晨曦中的蒲江馭虹橋

石上誓言：

一道起于“羨余”的虹

橋的南頭，黃郁章所撰《馭虹橋記》碑靜靜矗立；河的北岸，文廟武廟所在的公園壩歷史文化街區墻面上，鐫刻著李錫書當年的紀事碑文。兩通古碑，一南一北，一始一終，隔水相望，默默共述著同一段往事，恰似這橋永恒的精神脊梁。

馭虹橋的誕生，猶如一場精妙的歷史合奏，為后世留下了一份關于如何成事的古老范本。清嘉慶六年（1801），山西靜樂進士李錫書由汶川調任蒲江知縣。這位博通經史、為官清正的縣令，很快痛感東門之困：“蒲邑東門外，有水曰蒲江……夏秋水漲，不得渡，居民編筏以往來，深以為苦?！边@“深以為苦”，絕非虛言。蒲江河上舊有“永鎮橋”，卻“屢修屢塌”，自明至清，成為蒲江人心頭一道難愈的創口。清初學者傅迪吉欲渡河至對岸鶴山書院訪書，只得望河興嘆；雍正時縣令劉庶埴亦在詩中嘆道：“浪里成橋橋傾圯，徒杠未及通往來”。

轉機藏在軍需款項的“羨余”（余額）中。李錫書毅然撥出八百金為倡，并“召邑中士庶出力以助”?；貞绯保骸耙蝗斩梦迩Ы穑ひ允桥d?！边@一日之速，是數百年來被洪水阻隔的憋屈，是對暢通最樸素的渴望，也是一方百姓面對公共難題時爆發出的驚人合力。李錫書在碑文中將功勞歸于“徐明經兩昆仲及周趙諸君子”，歸于“闔邑之人士”。他深知，這八百金與五千金的呼應，不過是這部宏大史詩的莊嚴起筆。

一北一南《馭虹橋記》碑相映成章

蒲江河上的接力：

流水官印與鐵打鄉紳

然而官場調令比建橋更快。清代地方官制的常態——制度雖設“三年一任”的理想周期，現實卻多由頻繁的升遷、調補、丁憂乃至地方大員的權宜調動所主導。據清代地方檔案實證，實授知縣平均任期不過二年余，而數量更多的署任、代理知縣，任期往往不足一年甚至僅月余。正是在這般“流水官印”的背景下，馭虹橋的工程展開了它艱辛而富有韌性的接力。

嘉慶六年（1801），工程方興，在蒲江任上不到一年，李錫書便調離蒲江，未及見虹橋臥波。及至橋成，他已在蓬州知州任上，欣然為始倡的工程提筆作記。李錫書離任后，同年，代理知縣毛會掄（江蘇武進副貢）便接棒前行，工程持續推進。還是在嘉慶六年（1801），山西曲沃拔貢張國翰接任，繼續督建，直至嘉慶七年（1802）在任上病故。隨即朝廷任命順天府監生黃登陛補任蒲江知縣，卻未來到任。同年朝廷另命雷應暢代理蒲江知縣，仍未使工程中輟。一任又一任，如執棒奔跑，雖任期短促，卻皆“踵踵不輟”。直至嘉慶八年（1803）四月，江西清江進士黃郁章到任，接過最后一棒。他見到的仍是“甃石未竟，累累然如山之負土而未平耳”的未竟之橋。沒有猶豫，他“趨邑人士之董是役者力成之”。“趨”字之中，有催促，更有并肩向前的決心。

在流水般更迭的官員身后，一個更穩固的引擎始終運轉：以徐昂、徐賡華、徐際時與趙琚、趙瓊等為代表的蒲江本土士紳集團，其中徐氏家族尤為關鍵。他們似工程的“董事會”，是跨越知縣任期、確保藍圖不輟的“壓艙石”。光緒《蒲江縣志》為他們留下了清晰的群像：倡修者徐昂，作為徐賡華、徐際時二人的堂伯，不僅是家族長輩，更是地方領袖。他素有干才，曾佐縣令開堰灌田、重建鶴山書院，其威望與能力使得官府的倡議得以在鄉土社會扎實落地；其侄子徐際時，與趙琚、趙瓊等人，作為募修主力，皆以“孝友樂善”、“學行齊名”著稱，深得鄉民信賴，專司募資督工之責。李錫書記文中的周姓君子，雖名諱已湮沒于時光，其功績卻無疑已匯入這眾志之虹。

徐昂的另一位侄子、徐際時的堂兄徐賡華，其作用尤為具體而微。恩進士徐賡華，其墓在今鶴山街道齊心社區徐大林，墓志保存完好，記述詳確：“修建馭虹橋，捐貲壹百余兩，費逾萬金，工歷四載（碑文如此，此“四載”之期與李黃二橋記“三載”有異，或包含了主體告竣后的余緒延至次年），始終一人董其成，略無難色，支收一己，掌其入出，人無異言。”這“略無難色”的坦然與“人無異言”的信賴背后，是一位地方精英面對萬金巨資與紛繁工程時，所展現出的公正、堅韌與令人折服的公信力。他就像一位沉默而可靠的大掌柜，將官府的藍圖、民間的資財與工匠的血汗，精準無誤地澆鑄進每一塊橋石。黃郁章在碑記中由衷感慨：“夫蒲江一邑，在川南為蕞爾地，其民貧俗儉，無鮮衣媺食之相耀。獨于是橋也，歡欣鼓舞，捐貲如恐不及。”這些“蕞爾”之地的“貧儉”之民，將鮮衣美食之資，悉數化為壘砌拱券的巨石。這不是一般的慷慨，是對腳下土地“通行權”的集體投資，是對子孫“不病涉”的深遠期盼。

尤為可貴的是，當工程告竣，黃郁章并未以落成者自居而更易橋名。他在碑記中特意寫道：“名曰‘馭虹’，仍李君創始之名也?！币粋€“仍”字，重逾千斤。它固化的不僅是一個名稱，更是一種可貴的政績觀：尊重事業的創始，承認前人的奠基，讓公益的延續性超越個人的任期與名望。這便使“馭虹”二字，超越了單純的形容，成為“官序更迭而事功不輟”這一承諾的象征。后世所見，非李橋，非黃橋，而是共同成就的“馭虹橋”。

馭虹橋，就這樣在“流水官印”與“鐵打鄉紳”的接力中，歷時三載，在嘉慶八年秋月，終告落成。這段“三易春秋，數經官宰”而藍圖不墮、眾志不移的完整歷程，以其清晰的肌理，為后世留下了傳統社會如何成就公共事業的珍貴范本。

馭虹橋龍頭

虹上新塵：層疊的時光

今日的馭虹橋，早已卸下交通干道之責，成為一道寧靜的“步虹”。橋體如一部石質史書，不同年代痕跡層層疊壓：橋墩水線下，是嘉慶年間深褐如鐵的巨巖，猶在與流水角力；橋身中，疊印著民國數次洪水后民間募資修葺的印記；橋面石板與曾經的車道，則留著1954年為通汽車而填筑引道、及后來數次加固的現代工程筆觸；至于欄桿上精美的雕花與暗藏的燈帶，則是它作為“成都文化地標”得體的新衣。這部“石書”的每一頁，都寫滿了“永利”之志與守護之堅。

自建成之日起，馭虹橋便成為蒲江通往成都的津梁要道，被譽為“川南名橋”。然而，其生命歷程并非一帆風順，而與蒲江水患相始終。

民國時期，僅公開記載的較大劫難便有數次：1943年，洪水沖毀魚嘴與海底；1947年，洪災導致橋墩下陷、拱圈破裂。災后，縣參議會議長戴成章即與李象賢、袁志誠等士紳組成橋工委員會，定章立規，募集銀元或大米，雇請精專石工，按日計酬，終在當年十月恢復通行；1948年，洪水更直接沖毀一孔橋洞。而每一次劫難來臨，總有一批鄉賢挺身而出，承當起組織募捐、雇工修繕的重任。最慘烈的是1949年春，在一次修復施工中，橋梁突然坍塌，七名石工瞬間殞命于他們日夜壘砌的巨石之下。 這悲壯的一頁，以生命為代價，寫入了這座古橋的歷史中。而“屢損屢修”的堅韌，與嘉慶年間那場“官民接力”一脈相承，皆是這片土地對“通行”與“連接”最執拗的信仰。

新中國成立后，對古橋的保護步入系統階段。1954年加固橋面、填筑引道，始通汽車；六七十年代又多次整修基礎與橋面。直至1981年下游蒲江大橋建成，它才終于卸下行車重負。1988年，馭虹橋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最近一次大考在2010年“8·19”洪災，水位高達504.6米的特大洪峰再度損其兩孔。但人們看到的，仍是那副不屈的脊梁。既見筋骨猶在，修復便有了根基。 2011年的修繕，并非重建，而是一次精心的“療傷”，是今人對古人匠心與歷代護橋人赤誠的一次虔誠行禮。

2010年“8·19”洪災損傷馭虹橋兩孔，災后迅速對其修繕

現在與未來：渡向永恒

今天，站在橋心，俯看蒲江水長流，我忽然領悟：馭虹橋所“馭”，何止水上霓虹？它承載的，是一方百姓掙脫困厄的熾熱渴望；是傳統社會中官民之間那微妙而堅實的合作張力；是任憑時光流轉變遷、都無法沖散的“完成”的意志。

李錫書初倡時，思的是“民無病涉”；黃郁章落成時，愿的是“普其利濟”。他們所“馭”，是公益的初心。自此橋飛架至今，已默默服務蒲江二百二十余個春秋。它超越了任何倡議者的任期，超越了任何個人的壽命，成為這片土地上“永鎮”的真實圖騰。

朝陽穿過薄霧，將橋影長長地投在河面。早起的商販、推嬰兒車的夫婦、慢跑的青年，安然從橋上經過。他們或許不知李錫書、黃郁章或徐賡華之名，但每一份安穩，都踏在當年那“一日五千金”的諾言、那“捐貲壹百余兩”的赤誠，與那場跨越數任縣令、凝聚一方民心的不懈接力之上。

馭虹橋，于是從一座石橋，升華為一個渡口——它將一代人的艱辛與智慧，渡給了后世；也將一種關于如何成事、如何共濟的精神密碼，渡向了比石頭更為恒久的未來。橋身向上游處，石龍昂首，凝望來水；向下游處，龍尾曳波，沉靜送遠。這一首一尾，便定格為蒲江河上永恒的守望。正如李錫書所言：“凡事之成，必有際會，呵護有靈，非人力之所能為者。”馭虹橋的誕生，確實是天時、地利、人和的完美結合。而其中最動人的，永遠是那些在歷史中默默奉獻的人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他們的名字或許已被歲月風化，但其功績，卻已與橋身合為一體，化作一道貫穿時間之河的精神之虹，永鎮于蒲江的土地上，輝映在蒲江的清波中。

古橋夜色

撰文／李輝 編輯 袁詩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