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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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不裝了,宣布全球正式進入“G2”時代,除了東大,其他人都不配和我坐一桌。
10月30日,備受矚目的中美峰會開啟前大約1小時,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THE G2 WILL BE CONVENING 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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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過來就是“G2峰會即將召開!”的意思。
不得不說,特朗普這人是真的會玩兒,眼瞅著亞洲之行要結束了,又給全世界整了波大活兒。盡管只是短短6個單詞,連張配圖都沒有。但如果論其話題度,比之不久前的擁摟早苗那都要有過之不及。
要知道“G2”字面意思就是“兩國集團”,而且他還全部用大寫字體表示強調,這擺明就是要給全球制定新秩序:以后再沒有什么G7,也別講什么五常。地球亂不亂,咱倆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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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以上觀點,純屬他特朗普單方面自嗨。咱們作為一個講究尊重的禮儀之邦,而且還是發展中國家,于情于理,估計都不會跟他一起這樣胡來。可即便如此,特朗普的這聲“G2”宣告,仍像一把尖刀刺穿了G7集團維系數十年的“西方中心主義”幻夢。
尤其是對德國、法國等傳統盟友而言,這份來自華盛頓的“權力降級通知”,比任何貿易制裁都更讓他們如坐針氈。
德國總理默茨幾乎在同一時間緊急發聲,強調“德國和歐洲必須實現技術自主,不能讓美國和中國單獨決定科技的未來”,這番表態看似是對歐洲競爭力的捍衛,實則暴露了G7成員在“G2”敘事沖擊下的集體恐慌——曾經與美國平起平坐的“盟友”,如今似乎正被悄然移出權力核心圓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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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種恐慌的根源,首先需要拆解“G2”言論背后的權力邏輯重構。自二戰后建立的西方秩序中,G7始終是美國主導全球事務的“核心決策圈”,無論是經濟政策協調、地緣政治博弈還是科技規則制定,G7成員國都被視為美國的“自己人”,擁有與華盛頓同桌議事的特權。
但特朗普的“G2”定性,本質上是對這套延續數十年的權力分配體系的顛覆:它意味著在全球最關鍵的雙邊關系中,G7成員從“參與者”淪為了“旁觀者”,從曾經的“同桌者”變成了需要“單坐一桌”的邊緣角色。
更令他們不安的是,這種邊緣化可能并非終點——當中美兩個超大國在全球議程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時,G7成員的利益訴求甚至可能成為大國博弈的“籌碼”,陷入“被端上桌”的被動境地。這種從“核心圈”到“邊緣帶”的身份落差,對于習慣了戰后特權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而言,無疑是難以接受的尊嚴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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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特朗普“G2”言論引發的焦慮,早已不是空穴來風的擔憂,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今年7月的北約峰會上,這一趨勢便已展現得淋漓盡致。特朗普以“防務責任分擔”為名,向包括德、法在內的G7成員國強硬施壓,要求其將國防開支提升至GDP的5%。
盡管這一比例遠超北約此前設定的2%目標,且明顯超出多數歐洲國家的經濟承受能力,但在特朗普政府“不交錢就減保護”的威脅下,英法等國最終選擇妥協,紛紛承諾逐步達標。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歐洲盟友被迫承擔沉重軍費負擔時,美國自身的軍費占比卻常年徘徊在3.5%左右,從未達到過5%的標準。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雙重標準,暴露出G7成員在與美國的互動中早已失去平等對話的能力,淪為被動接受指令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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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領域的博弈則進一步印證了G7的弱勢地位。為迫使盟友在貿易談判中讓步,特朗普政府重拾“關稅大棒”,對歐盟、日本等G7成員國的汽車、鋼鐵等關鍵產業加征懲罰性關稅。
面對美國的貿易霸凌,曾經宣稱“團結一致”的G7成員國卻各自為戰,紛紛選擇向美國妥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與特朗普達成的貿易協議中,承諾向美國企業開放價值數千億美元的市場準入,同時加大對美國能源和農產品的進口;加拿大則是直接修改了本國的清潔能源補貼政策,以符合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要求。
日本則以“加強半導體合作”為名,允許美國企業主導日本芯片產業鏈的關鍵環節,以此換取美國對日本汽車關稅的暫時豁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日前特朗普訪問日本期間,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還重申了對美國高達5500億美元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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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妥協背后,是G7成員國為保住與美國的貿易關系,不得不犧牲本國產業利益的無奈現實,也折射出“G2”敘事下,美國對盟友的“收割式外交”已進入新階段。
然而,G7成員的被動處境并非全然由外部壓力所致,更深層的原因在于其內部的“國力斷層”與“自毀長城”。從實力對比來看,美國在G7內部早已形成“獨一檔”的存在。
2024年數據顯示,美國GDP總量接近30萬億美元,在G7總和中占比過半;在軍事領域,美國軍費開支常年占全球40%以上,其核威懾力量、航母戰斗群和全球軍事基地體系,是其他G7成員國加起來都無法企及的。另外在科技領域,美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生物醫藥等關鍵賽道的研發投入和專利數量,同樣遙遙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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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全方位的實力碾壓,使得G7其他成員在與美國的博弈中,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成為特朗普眼中唯一能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國家,倒也沒什么毛病,畢竟咱們的實力確實是夠了。
更致命的是,歐洲等G7成員國長期的“自毀長城”式政策,進一步加劇了對美國的依賴。
以德國為例,默茨呼吁“技術自主”的言論,恰恰反襯出德國在工業領域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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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德國因能源政策搖擺不定,先是盲目推進“去核化”,好好的發電廠說炸就炸了,結果電力愈發緊張。后又在俄烏沖突后倉促“去俄化”,掐斷俄羅斯的能源進口,導致能源成本飆升。如此一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大量傳統制造企業紛紛外遷,德國成功把自己的工業4.0搞成了0.4。
當然隔壁的法國還要更慘。這些年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泥潭,失業率常年居高不下,產業升級進展緩慢。導致國內民怨四起,矛盾激增,政府不停的垮臺,馬克龍手下的總理換了一個又一個。
這些“自毀長城”的政策選擇,使得G7其他成員在經濟和科技上難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最終在面對特朗普的強硬施壓時,只能選擇妥協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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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歐洲國家并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近期德國在武器采購中大幅減少對美制裝備的依賴,將軍購預算大力投向歐洲本土企業;歐盟更是啟動“重新武裝歐洲”進程,推動成員國聯合研制第六代戰斗機和防空系統,這些舉措都試圖在防務領域實現“去美國化”。
但現實是,歐洲軍工產業長期依賴美國技術,在遠程反導、隱形戰機等關鍵領域存在“自主空白”,且產能嚴重不足。這種“想自主卻無力自主”的困境,正是G7成員在“G2”時代最真實的寫照。
總結來講,特朗普的“G2”言論,本質上是全球權力結構變遷的縮影。從此以后,世界的中心,真要變了。當中美兩個超大國的競爭與合作日益主導全球議程時,曾經的“G7時代”正在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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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是在這么一個背景下,有些國家還哭著喊著要成為G8,一叫就到,到了就蹭合影,就挺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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