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東莞的治安有多亂？一個深圳打工妹的冒險與代價

1

那一年，閨蜜阿云大學畢業，被校招到東莞一家電子廠當秘書。一天，我接到她打給我的電話，她在電話那頭哽咽：“廠長罵我是豬，說什么都做不好……”聲音里的委屈順著電話線流淌。

阿云和我，同年同月生，同住一個村子，一個大隊，從小打到大，罵她就是扇我老臉！我在深圳的電子廠流水線上擦了擦手，決定去看個究竟——她從小臉皮薄，家里受了氣也只會找我哭訴，哎~誰叫咱端人家碗呢？

九十年代末的珠三角，工廠如野草般瘋長。我們這些從各地涌來的年輕人，像候鳥找到了溫暖的棲息地。沒有地鐵，沒有外賣，只有轟鳴的流水線、穿著各色廠服的打工仔打工妹，還有永遠守在路口的摩的司機。

我向組長請了周末的假（一般情況下，我們廠周末也要上班），一早到車站花了四十五塊錢，買了從深圳到厚街的車票。差不多一個多小時吧，到了厚街。剛下車，幾輛摩的就圍了上來。我隨便選了一輛，把寫著閨蜜所在工廠地址的紙條遞給一位師傅。“五塊。”師傅瞥了一眼說。

摩托車在塵土飛揚的路上疾馳。穿過幾條街道后，突然拐進一大片菜地。綠油油的菜畦整齊排列，卻不見一個勞作的人影。風掠過耳畔，帶著泥土和青草的氣息。我緊緊抓住后座的扶手，心里突然想起同鄉說過的話——有一次，他到東莞出差，剛下車就被搶了錢包。

車子很快沖出菜地，眼前突然出現密集的廠房，師傅在一家氣派的工廠園區門口穩穩停下來，我下了車，付了車資。保安聽說我找廠長秘書，客氣地放行了。見到阿云時，她撲過來抱住我，我們在異鄉的陽光下又哭又笑。

那天晚上躺在阿云的宿舍床上，我說起穿過的那片菜地。“你真大膽，”阿云輕聲說，“那里上個月剛出過事。”

多年后回想那次旅程，我心里總感到一陣后怕。或許是我太普通——普通的廠妹打扮，普通的帆布包，長得干瘦又丑，引不起歹人的興趣；又或者，單純只是我運氣好，遇到一位正常的摩的師傅罷了。

2

第二次去厚街，我已不再是廠妹。我辭工后進了市內一家文化傳播公司，這次是給一位東莞臺商送樣品。

我穿著新買的職業裝，拎著真皮公文包，走在厚街下午三點的陽光下，很快就到了工業區。路兩旁腳手架林立，建筑工人在高處敲敲打打，叮叮當當的聲音像這個時代急促的心跳。

遠遠的，已經能看見臺商工廠的招牌了。我摸了摸公文包里的樣品，心里美滋滋的——這次合作談成，就能轉正了。

突然，一股蠻力從后面扼住我的脖子。天旋地轉間，我重重摔在地上。手提包被拽走的聲音刺耳，泥土瞬間染臟了白襯衫，精心梳好的丸子頭散亂下來。

“還給我！”我爬起來追趕從后面放倒我的兩個黃毛小子，“抓住他們！有賊！”

迎面而來的一對情侶，穿著同樣的藍色廠服，他們的自行車甚至沒有減速。旁邊腳手架上的工人依舊在敲打，仿佛我只是背景里無關緊要的雜音。

我拼命奔跑，直到再也看不見他們的身影，才癱坐在路邊。樣品、身份證、錢包，還有剛剛萌生的職業夢想，都消失在路的盡頭......

夕陽西下，我拖著沾滿泥土的鞋子走向臺商的工廠。門衛警惕地打量我狼狽的樣子，問我找誰。

“我是深圳的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業務代表，”我說，聲音還在發抖，“我的樣品剛剛在路上被人搶了……麻煩通報一下李總......”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在這片熱土上，我們要躲避的不僅是街頭的搶劫，更要掙脫命運那雙無形的手。而我的兩次東莞之行，就像這個時代的縮影——一次僥幸穿過危險的菜地，一次在光天化日下被狠狠絆倒，但無論如何，最后都要整理好衣衫，繼續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