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沽口的炮聲，見證了近代中國海防意識的覺醒

從1840年英軍兵艦首次直逼大沽口，到北洋水師在渤海灣的興衰沉浮，北京與天津這兩座唇齒相依的城市，始終站在近代中國海洋意識覺醒的最前沿。這里的每一所學堂遺址、每一處炮臺遺跡、每一座船塢舊址，都鐫刻著從“有海無防”的屈辱到“向海圖強”的探索印記。那些銹蝕的炮管、歸鄉的鐵鐘，似都在訴說：海洋意識的覺醒從來不是簡單的觀念轉變，而是從被動挨打到主動求索的漫長歷程。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說：“滿洲兵丁于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今欲于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和碩怡親王等遵旨議覆：“天津之海口，為京師重鎮。滿洲兵丁，令往天津駐扎，學習水師，于海防大有裨益。”于是，清廷在天津城東南的蘆家嘴創建八旗水師營。

雍乾時期，天津滿洲水師營訓練效果不佳，逐漸顯現出軍紀渙散、風氣奢靡等現象，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竟營務廢弛、洋相百出，最終被清廷解散。裁撤天津水師，徹底抽空了渤海灣的海上防御。這種對海洋的輕視，實則是傳統“重陸輕海”觀念的縮影——在清廷眼中，渤海不過是京畿的天然護城河，而非國家發展的通道。

“致遠”號巡洋艦軍官在艦上合影，雙手相握居中站立者是管帶（即艦長）鄧世昌

1840年夏天，英軍艦隊打破了這份虛妄的安寧，兵艦直抵大沽口外，炮口直指北京。道光帝倉促間從各地調兵布防，卻發現天津海口僅有幾座舊式炮臺，所用白口鐵火炮質地脆硬極易炸膛，與英軍的灰口鐵火炮差距明顯。這場未發之戰最終以清廷妥協告終，但大沽口的炮聲，已然敲響了海洋意識覺醒的警鐘。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人開始學習和研究西方，近代海洋意識逐漸萌生。清政府的外交使團、留學生與有識之士通過海洋走向世界，親歷西方文明、學習先進的科技與文化，一批開明官員和實業家通過創辦船政學堂、航海學校等方式，培養人才。

第二次鴉片戰爭成為意識轉變的催化劑。1858年至1860年，大沽口三遭戰火，英法聯軍兩度從這里登陸，最終火燒圓明園、逼迫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值得提及的是，1859年6月25日，英法軍艦借口進京換約，再次武裝穿越大沽口，與大沽炮臺上的官兵發生激戰，僧格林沁與士卒誓同甘苦，奮力抵御，擊沉英軍炮艇茶隼號、庇護號、鸻鳥號和鸕鶿號，英法登陸部隊也被迫撤出。第二次大沽口之戰是近代中國軍隊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面對列強對中國海權的侵略，部分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開始“師夷長技”，在海洋經濟、教育、海權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不懈探索：創建新式海洋產業，逐步與輪船時代的國際海洋經濟接軌：設立各類海洋教育和科研機構，增進對海洋的認識與了解；收回領土及租界，宣示主權。這一系列舉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促使中國近代海洋意識逐漸覺醒。

京城的火光與津門的硝煙，讓清廷終于意識到：海洋不再是屏障，而是國門。恭親王在北京發起洋務運動，直隸總督李鴻章坐鎮天津推行海防建設，京津兩地形成了“中樞決策、津門執行”的海防探索格局。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直言，傳統“以陸防海”已難以為繼，必須構建新式海防體系，這種認知轉變，標志著近代海洋意識的正式覺醒。

天津成為海防建設的實踐基地。1871年，李鴻章確立“大沽為中心，旅順、威海為兩翼”的北洋海防格局，大沽口迎來史上最大規模的改造。三座平炮臺拔地而起，德國克虜伯、英國阿姆斯特朗等新式火炮取代了舊式鐵炮，河道內埋設水雷，炮臺間架設電報線，一面連通天津城，一面直達海防前線。1880年，大沽船塢破土動工，成為北洋水師修造艦船的核心基地，這里鍛造的錨鏈與炮彈，曾支撐起亞洲第一的海軍艦隊。與此同時，北京的海軍衙門統籌全局，1888年《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京津共同構筑的海防體系達到頂峰。此時的海洋意識，已從單純的“御敵于海上”升級為“以戰為守”的戰略思維，在定遠、鎮遠（主力艦）外，還有經遠、致遠、靖遠等七艘巡洋艦，以及蚊子炮船（炮艦）、魚雷艇等機動艦艇與岸防炮臺形成交叉火力，將防御線從海岸推向近海。

嚴復塑像

教育與人才培養的探索，讓海洋意識得以扎根。1879年正在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就讀的福建學生嚴復，被船政大臣吳贊誠看中，調他歸國充當教習。天津水師學堂于1881年開學，嚴復又被李鴻章看中，北上出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相當于教務長），時年僅27歲。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為達成為國培育掌握世界最先進科學人才的目標，開設課程涵蓋航海學、槍炮學、測算學等近代海軍知識，打破了傳統武學的局限。嚴復辦學極其嚴格，獎優罰劣，講求實效，培養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這些舉措背后，是對“海洋競爭本質是文明競爭”的深刻認知——不僅要擁有堅船利炮，更要培育懂得海洋規則的人才。

然而，這種覺醒仍帶有“拱衛京畿”的局限，北洋水師被定位為“京師門戶”，始終未能突破“近岸防御”的桎梏。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李鴻章嚴令艦隊“保船避戰”，放棄制海權的決策最終導致全軍覆沒。消息傳到北京，光緒帝痛斥海防廢弛，而天津大沽船塢里待修的艦船，成了這場失敗的沉默見證。

1900年，八國聯軍77艘艦艇集結大沽口，67歲的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率部激戰，最終以身殉國。炮臺失守后，《辛丑條約》明令拆毀京津所有防御工事，大沽口的火炮被迫拆毀，城墻被夷平。為紀念抗擊英法聯軍壯烈殉國的直隸提督樂善而鑄就的鐵鐘，也被英軍掠至樸茨茅斯市。庚子之變后，清末“新政”中，天津重啟海軍教育，北京推動近代海軍法規制定，海洋意識從軍事層面延伸至國家發展層面。

百年前的屈辱與抗爭早已證明，一個國家的海洋意識，終究要在開放與自強中不斷成長。封閉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不斷與時俱進，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這或許就是海門潮涌處，留給后世最深刻的啟示。

文并攝/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編輯/李喆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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