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大沽口的炮聲，見證了近代中國海防意識的覺醒

從1840年英軍兵艦首次直逼大沽口，到北洋水師在渤海灣的興衰沉浮，北京與天津這兩座唇齒相依的城市，始終站在近代中國海洋意識覺醒的最前沿。這里的每一所學堂遺址、每一處炮臺遺跡、每一座船塢舊址，都鐫刻著從“有海無防”的屈辱到“向海圖強”的探索印記。那些銹蝕的炮管、歸鄉(xiāng)的鐵鐘，似都在訴說：海洋意識的覺醒從來不是簡單的觀念轉變，而是從被動挨打到主動求索的漫長歷程。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說：“滿洲兵丁于技勇武藝，俱已精練，惟向來未習水師。今欲于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分撥八旗滿洲，前往駐防操演，似屬有益。”和碩怡親王等遵旨議覆：“天津之海口，為京師重鎮(zhèn)。滿洲兵丁，令往天津駐扎，學習水師，于海防大有裨益。”于是，清廷在天津城東南的蘆家嘴創(chuàng)建八旗水師營。

雍乾時期，天津滿洲水師營訓練效果不佳，逐漸顯現(xiàn)出軍紀渙散、風氣奢靡等現(xiàn)象，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竟營務廢弛、洋相百出，最終被清廷解散。裁撤天津水師，徹底抽空了渤海灣的海上防御。這種對海洋的輕視，實則是傳統(tǒng)“重陸輕海”觀念的縮影——在清廷眼中，渤海不過是京畿的天然護城河，而非國家發(fā)展的通道。

“致遠”號巡洋艦軍官在艦上合影，雙手相握居中站立者是管帶（即艦長）鄧世昌

1840年夏天，英軍艦隊打破了這份虛妄的安寧，兵艦直抵大沽口外，炮口直指北京。道光帝倉促間從各地調兵布防，卻發(fā)現(xiàn)天津海口僅有幾座舊式炮臺，所用白口鐵火炮質地脆硬極易炸膛，與英軍的灰口鐵火炮差距明顯。這場未發(fā)之戰(zhàn)最終以清廷妥協(xié)告終，但大沽口的炮聲，已然敲響了海洋意識覺醒的警鐘。

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人開始學習和研究西方，近代海洋意識逐漸萌生。清政府的外交使團、留學生與有識之士通過海洋走向世界，親歷西方文明、學習先進的科技與文化，一批開明官員和實業(yè)家通過創(chuàng)辦船政學堂、航海學校等方式，培養(yǎng)人才。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成為意識轉變的催化劑。1858年至1860年，大沽口三遭戰(zhàn)火，英法聯(lián)軍兩度從這里登陸，最終火燒圓明園、逼迫清廷簽訂《北京條約》。值得提及的是，1859年6月25日，英法軍艦借口進京換約，再次武裝穿越大沽口，與大沽炮臺上的官兵發(fā)生激戰(zhàn)，僧格林沁與士卒誓同甘苦，奮力抵御，擊沉英軍炮艇茶隼號、庇護號、鸻鳥號和鸕鶿號，英法登陸部隊也被迫撤出。第二次大沽口之戰(zhàn)是近代中國軍隊在反侵略戰(zhàn)爭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勝利。

面對列強對中國海權的侵略，部分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開始“師夷長技”，在海洋經濟、教育、海權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不懈探索：創(chuàng)建新式海洋產業(yè)，逐步與輪船時代的國際海洋經濟接軌：設立各類海洋教育和科研機構，增進對海洋的認識與了解；收回領土及租界，宣示主權。這一系列舉動取得了顯著成效，促使中國近代海洋意識逐漸覺醒。

京城的火光與津門的硝煙，讓清廷終于意識到：海洋不再是屏障，而是國門。恭親王在北京發(fā)起洋務運動，直隸總督李鴻章坐鎮(zhèn)天津推行海防建設，京津兩地形成了“中樞決策、津門執(zhí)行”的海防探索格局。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直言，傳統(tǒng)“以陸防海”已難以為繼，必須構建新式海防體系，這種認知轉變，標志著近代海洋意識的正式覺醒。

天津成為海防建設的實踐基地。1871年，李鴻章確立“大沽為中心，旅順、威海為兩翼”的北洋海防格局，大沽口迎來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改造。三座平炮臺拔地而起，德國克虜伯、英國阿姆斯特朗等新式火炮取代了舊式鐵炮，河道內埋設水雷，炮臺間架設電報線，一面連通天津城，一面直達海防前線。1880年，大沽船塢破土動工，成為北洋水師修造艦船的核心基地，這里鍛造的錨鏈與炮彈，曾支撐起亞洲第一的海軍艦隊。與此同時，北京的海軍衙門統(tǒng)籌全局，1888年《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京津共同構筑的海防體系達到頂峰。此時的海洋意識，已從單純的“御敵于海上”升級為“以戰(zhàn)為守”的戰(zhàn)略思維，在定遠、鎮(zhèn)遠（主力艦）外，還有經遠、致遠、靖遠等七艘巡洋艦，以及蚊子炮船（炮艦）、魚雷艇等機動艦艇與岸防炮臺形成交叉火力，將防御線從海岸推向近海。

嚴復塑像

教育與人才培養(yǎng)的探索，讓海洋意識得以扎根。1879年正在英國格林尼茨海軍大學就讀的福建學生嚴復，被船政大臣吳贊誠看中，調他歸國充當教習。天津水師學堂于1881年開學，嚴復又被李鴻章看中，北上出任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相當于教務長），時年僅27歲。在北洋水師學堂任教期間，為達成為國培育掌握世界最先進科學人才的目標，開設課程涵蓋航海學、槍炮學、測算學等近代海軍知識，打破了傳統(tǒng)武學的局限。嚴復辦學極其嚴格，獎優(yōu)罰劣，講求實效，培養(yǎng)了中國近代第一批海軍人才。這些舉措背后，是對“海洋競爭本質是文明競爭”的深刻認知——不僅要擁有堅船利炮，更要培育懂得海洋規(guī)則的人才。

然而，這種覺醒仍帶有“拱衛(wèi)京畿”的局限，北洋水師被定位為“京師門戶”，始終未能突破“近岸防御”的桎梏。1894年甲午海戰(zhàn)爆發(fā)，李鴻章嚴令艦隊“保船避戰(zhàn)”，放棄制海權的決策最終導致全軍覆沒。消息傳到北京，光緒帝痛斥海防廢弛，而天津大沽船塢里待修的艦船，成了這場失敗的沉默見證。

1900年，八國聯(lián)軍77艘艦艇集結大沽口，67歲的天津鎮(zhèn)總兵羅榮光率部激戰(zhàn)，最終以身殉國。炮臺失守后，《辛丑條約》明令拆毀京津所有防御工事，大沽口的火炮被迫拆毀，城墻被夷平。為紀念抗擊英法聯(lián)軍壯烈殉國的直隸提督樂善而鑄就的鐵鐘，也被英軍掠至樸茨茅斯市。庚子之變后，清末“新政”中，天津重啟海軍教育，北京推動近代海軍法規(guī)制定，海洋意識從軍事層面延伸至國家發(fā)展層面。

百年前的屈辱與抗爭早已證明，一個國家的海洋意識，終究要在開放與自強中不斷成長。封閉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不斷與時俱進，保持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敗之地。這或許就是海門潮涌處，留給后世最深刻的啟示。

文并攝/北京青年報記者 李喆

編輯/李喆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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