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樣的生活造就瑪格麗特·阿特伍德？｜這本萬眾期待的回憶錄終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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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時代一位杰出的文學巨匠，帶來了一部犀利、風趣且引人入勝的“自傳”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原本沒想寫一本文學回憶錄。

她擔心那會很無聊——“我寫了一本書，我寫了第二本書，我又寫了一本書……”酗酒放縱、糜爛派對和越軌行為或許能讓內容生動些，但她并非那樣生活的人。

最終，她寫出的與其說是回憶錄，不如說是自傳，并非生活的片段，而是完整的歷程，橫跨85年。

大多數此類回顧性作品要么是自滿的凱歌高奏，要么是焦慮的自我辯解，而她的這本書卻犀利、風趣、引人入勝，即使你對她那驚人作品（此處列出的“作者其他作品”清單就占了兩頁）并非完全熟悉（很少有人能做到），你也會喜歡上這本書。

她很幸運，擁有開明的父母：父親卡爾（Carl）是森林昆蟲學家，母親瑪格麗特（Margaret）則像個假小子，他們都來自新斯科舍省。卡爾研究昆蟲的工作意味著全家一年中有半年時間生活在叢林里，有時沒有電、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話。

他們會住在湖邊的帳篷或小屋里，而卡爾則砍樹建造木屋。年輕的瑪格麗特，大家都叫她佩吉（Peggy），熱愛戶外活動；她學會了釣魚、劃獨木舟、海灘覓拾、采摘漿果，并為能接觸到鳥類、昆蟲、蘑菇和青蛙感到欣喜。十幾歲時，她在夏令營里被稱為"自然愛好者佩吉"。

秋天，他們會搬回渥太華或多倫多，就像鄉下的老鼠變成了城里的老鼠，他們很擅長適應這兩種生活。

六歲時，她寫了第一批作品，是以“押韻的貓”為標題的短詩。上學一直很順利，直到她升到四年級，經歷了“九歲十歲女孩們所實踐的那種不可預測、拐彎抹角、不光明正大、拜占庭式的權力政治”。

她遭受了霸凌、羞辱并成為了替罪羊。

一年后，她打破了魔咒（一次反抗折磨她的人們的“愛麗絲夢游仙境時刻”），但這段經歷給她上了寶貴的一課，并融入了她的小說《貓眼》（Cat's Eye）中。

在她自己選擇的男女同校的高中（“一所全是女孩、除了女孩還是女孩的學校，對我來說就是第九層地獄”），她很快升入了“尖子班”。她個子矮小，是個“平胸的怪胎”，戴著牛角框眼鏡，有一顆歪斜的牙齒，頭發卷曲，有散光和貧血，她把精力投入到縫紉和變裝舞會服飾上。

她還首次在電視上亮相，展示她的寵物螳螂萊諾（Lenore）。到了14歲，她開始約會：年紀稍長、有藝術氣息的男友們“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樣，不知怎的就出現了”。

詩歌也追逐著她：她青春期的努力成果“極具轟動效應，有時令人毛骨悚然”。根據她的學校年鑒，“佩吉那不算秘密的雄心是寫出‘那部’加拿大小說”。

但她最初發表的作品是詩歌，署名是M.E. 阿特伍德（ME Atwood），“這樣我就不會被貼上女孩的標簽”。這是一個全新的作家自我，不再是那個“活潑開朗”的佩吉，而是一個更加朦朧、有些危險的"M.E."。

她從擁有明星學者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和諾斯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的多倫多大學，轉至哈佛大學深造，成了一個衣著樸素、不施粉黛的獎學金女生。

在那里，她研究了塞勒姆女巫審判案，這件事連同哈佛研究生院的父權規范，多年后共同融入了《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阿特伍德在整本書中都在串聯她的生活與工作，但不像某次活動上一個男人對她說的那樣粗淺：“《使女的故事》是自傳。”

1972年的阿特伍德

許多讀者可能會首先翻到她關于那部小說的思考。

她二十多歲時并不是個活躍的女權主義者，那時“家務勞動可能被平等分擔”的想法尚未出現。但女性受壓迫的問題日益困擾著她。等到電視劇版制作時，已處于特朗普主義時代，這個問題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突出。

她的突破來得早得多，在她三十歲出頭的時候。

她起步順利，贏得了加拿大總督獎（Governor General's award，加拿大文學藝術國家級獎項），出版了兩部小說，并在英國和美國嶄露頭角。

然后，她主動提出幫助她所隸屬的小出版社——阿南西出版社（Anansi），撰寫一本書來定義和頌揚她祖國的文學寫作。《生存：加拿大文學主題指南》（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四個月寫成，售出十萬冊，并使阿南西出版社多年保持償付能力。成功引發了嫉妒和惡意。

“總有一天，你這張利嘴會給你惹麻煩的，”她父親曾警告過，而事實的確如此。她被攻擊為男性殺手——尖酸刻薄、令人恐懼，不再是50年代的好女孩，而是一個可怕的女狂人，一個無情的美人。

此后小說定期出版，但她指出，“加拿大人容易因其他加拿大人的成功而感到不快”，而且“對個人成就不加掩飾的慶祝是嚴重失禮的行為“，所以她并不過分自夸。她向許多幫助過她的人（朋友、編輯、版權經紀、電影制片人、作家）致意，并非所有都是熟悉的名字。

她也樂于分享自己更古怪的一面——她對占星術、看手相和驅魔師的執著信賴。她喜歡編織、做餡餅、裝飾蛋糕、在花園里除草：樸實的佩吉（“關于清潔馬桶，這些我不知道的部分就不值得知道了”）與反烏托邦小說家并存。她還會畫畫，書中有樣例為頁面增色。這不全是關于寫作。

1969年的一次聚會上，她遇到了格雷姆·吉布森（Graeme Gibson），他是一位小說家、搗蛋鬼、擅長揮霍且精力旺盛的怪人。他穿著藍色牛仔褲，她穿著“一件白色鉤針編織的蕾絲迷你裙，上面有木制紐扣”（阿特伍德一絲不茍地記錄著她不斷變化的著裝和發型），起初她并未察覺他對她的“非柏拉圖式興趣”。情況有些復雜：她已嫁給一位美國詩人，更多是為了避免他被征召去越南而非出于愛情；而格雷姆與一位和他保持開放婚姻關系的女人雪莉有一個孩子。

隨后是一段謹慎的追求，格雷姆用充滿渴望的信件向佩吉求愛。他說，如果她沒有遇見他，她仍然會是一位偉大的小說家，但樂趣會少得多。雪莉竭盡全力阻止這種樂趣，阿特伍德尖刻地描述了雪莉如何奴役格雷姆，讓他承擔家務，而雪莉自己卻去約會，并詆毀佩吉是家庭破壞者。連同偶爾出現的黑客敵人、采訪者或“指控者”一起，雪莉是書中少數幾個形象不佳的人之一。但阿特伍德通過與一位內心的“建議專欄作家”進行詼諧的自我交流來沖淡她的怨恨，這個內心的聲音告訴她冷靜下來，放聰明點。

書中有很多諺語式的智慧，她稱之為“人生經驗”。她確實與格雷姆共同生活了半個世紀：他們有一個女兒，一起參加社會活動、務農、園藝、露營、劃獨木舟、觀鳥并周游世界。

他的衰退、癡呆和去世給書的最后幾頁帶來了沉郁的基調。

作為一貫的工作狂和萬事通女士，阿特伍德堅持忙碌而不愿錯過《證言》（The Testaments，即《使女的故事》續集）的宣傳旋風：“問問你自己，親愛的讀者：是選擇繁忙的日程，還是空著的椅子？我選擇了繁忙的日程。空椅子會在我回家時等著我。”

如今她安裝了心臟起搏器，最終她的身體“會決定自行去冒險”。但目前，她的身心依然在一起，并且，在紛飛如“暴風雪”的記憶和照片中，她在此揭示的眾多自我也以友好的對立姿態并存著：書呆子氣的智者、流浪詩人、目光如美杜莎的女權主義者、不可思議的預言家以及我們時代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

作者： Blake Morrison

編譯：阿洛

來源：衛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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