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文儒：懷念毅生師

閻文儒（1912—1994），字述祖，又名成凡，號真齋主人，遼寧義縣人，考古學家。1933年畢業于東北大學史地系，1936年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向達先生，1941年，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1948年后，歷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講師、副教授、教授，講授《中國考古學史》、《中國美術史》、《石窟寺藝術》等課程。閻文儒先生在中國石窟寺考古、藝術考古等領域貢獻突出，主要著作有《中國石窟藝術總論》、《兩京城坊補考》、《中國考古學史》等。

予與鄭天挺師相識已逾四十年。在近半世紀交往中，先生給予留下印象為：和藹可親，助人為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治學謹嚴，成績斐然。今舉其要者以述焉。

“七七”事變后，北大南遷。一九三八年在云南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其時鄭先生任副所長。予之業務導師雖為向達先生，但涉及歷史學，尤其是明清史諸問題，每問及鄭先生，總是循循善導，詳為講解。先生不僅對予如是，對其他所有學生均如是，為此文研所之同學者，每談及先生，均道及非一般教授可比擬，可敬可親，并視鄭先生為良師益友。

予自研究所畢業后，鄭先生等留任予為研究助教，此后予赴西安考古，一九四三年又與向達師、夏鼐先生至河西考古，直至抗日戰爭勝利歸來，均得到鄭先生之許諾與經濟上得到北大之資助。倘無此段實地發掘，調查學習與經驗，予亦不可能在北大考古專業任教三十年。

向達師逝世十八年矣，當日在敦煌率予發掘時，經常道及鄭先生之為人，忠于友誼，倘無鄭先生之推薦，亦不可能再蒞敦煌，偕予西上也。

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先生，予之業師也。居滇時，唐先生升任副教授，但研究所重新招生，即任為古文字學導師，當時固有某教育專家之任命，而實際能識唐蘭師之學識者鄭先生也。予前兼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時，此為唐蘭師于閑談時，親自告予者。

金毓蔽先生，予之鄉長也。一生浮沉有年，曾任中央大學(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沈陽博物院院長。最后任北大文研所明清組研究員，而鄭先生除任北大秘書長外，又任明清組主任。金先生告余曰：余宦海浮沉數十年，識人多矣，但對老年和藹可親，無過鄭公者，真可稱：“禮之用和為貴”。真誠熱情，筆難罄述。

一九四六年底予負責于沈陽博物館事，一九四七年改為國立沈陽博物院，由金毓蔽任主任委員，余任委員秘書主任；是年余因公來京，時鄭先生寓居北平小醬坊胡同，約數同學飽以盛餐，飯后告予曰：“汝在勝年，宜戒驕戒躁”。予深聆受，歸時常以此語記心中，蓋予躁時固多，尤其對數百人三館一故宮之事務紛亂雜沓，但仍遵師訓，于不驕躁中寫出《唐代貢舉制度》一書。

向達師逝世十余年，予負為紀念向師而征集國內學人論文，專出一文集以紀念之，特請鄭先生為題書簽，并及序言，鄭先生以八十高齡，屢次為書論文之書簽，從不言煩，愛人之深，誠非泛泛者可比擬。

予在昆明讀書時，文研所負責人學術權威人士，對下鄉攻讀之研究生，必招人其宅，享以盛餐。餐后告余曰：鄭副所長不為文則已，為文則為他人所不能及者，當時所指之文，即《發羌之地望與對音》、《 <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二文具成于入滇后，一刊史語所集刊，一刊于北大國學季刊，其次為《〈隋書·西域傳> 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雖記成于一九四二年，實亦當時之著作。從此數著作，則知鄭先生不僅通史學而且通音韻語言學，故羅常培師《〈恬盒語文論著甲集〉序》、及《悼念羅常培先生》二文，俱涉及語言、音韻問題，實際以上數文，俱用語言、音韻以證地望者。

早期又有《〈蓮華庵書畫集〉序》、《四川樂山(嘉定)重修凌云寺記拓本跋》,由此二文可證鄭先生早年雖專攻明史，但寫出以上二文，可證先生通“金石學”也。

先生一生中治明清史，雖然《探微集》后記云：“我五十歲以前，忙于生活，沒有認真讀書，五十歲全國解放，才能安心學習……今天的成果，只這樣一點，真是慚愧之至”。先生一生中治學精神細致精微，如早期寫成之《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一文，共分八段詳論：清代以滿洲表部族、滿洲之部族與在元明時之地位、愛新覺羅得姓稽疑、氏族與旗籍、諸帝之血系、佟氏與漢人、清初通婚政策、選秀女之制。早年講于西南聯大文史會，刊于《清史探微》,但見之者極少。

其后所寫《清初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二文，詳論入關前之滿族，并非氏族制或奴隸制，開始即進入封建制，不過仍有氏族與奴隸之殘余制而已。

又詳論《清代入關前后幾種禮俗之變遷》,有漁獵、祭告、祭堂子、喪葬、殉死、婚嫁、剃發、衣冠等八項，尤其從殉死制度，雖在關外太祖、太宗時有殉葬之后妃，嬪妾。但入關后即明令禁止之。至于《清代包衣制度與宦官》詳論內侍宦官，即后如李蓮英之輩，亦有彈劾之，致有清一代內侍非如前代李唐時之握六軍之鄭注、李訓之死，皇帝欲制而不能也。

《清史語解》一文，乃鄭先生治清史多年收獲而未公諸世者。后見陳寅恪師論《史乘胡名考證》之文，乃以多年習見滿語十六條之要者，加以考釋。《清史探微》雖亦印出，但讀者少。今再刊印使治明、清史者，由此文可知與漢人不同之語言而其原意為何也。

予家世居遼西，祖籍漢軍鑲黃旗，三代祖又為固山額真，予父披甲當差，滿名特彤阿。予外祖家為滿軍正紅旗，譯成漢姓為“敖”。傳為八家滿洲人，入京時從后宰門進，想即從景山公園前今博物院辦公室之門入宮也。內為坤寧宮、乾清宮、左右六宮。非進午門，首見者辦公地點之太和殿、保和殿等三殿也。鄭先生之《清代的八旗和綠營兵》,即詳論黃、白、紅、藍四旗及鑲黃、白、紅、藍等八旗，蒙古、漢八旗，共二十四旗之制度，以及人關后招募之漢兵，即所謂綠營之由來。

清初功績最高者為多爾袞。由一九三六——一九四○年鄭先生寫成四篇多爾袞論文。稱皇父、墨爾根王、阿瑪王、九王爺實則一人耳!先生于此考證詳明，顯解疑團。

《明史讀校拾零》共四十余頁，雖名為拾零，實以百衲本《明史》為主，與明歷代《實錄》、《明一統志》為主，《寰宇記》、《遼東志》、《禮記》、《漢書》等，互相校正得數百條，由洪武至崇禎，二百七十余年，能按年校正其不同之處，誠清代漢學家所少見者。《十三經注疏》固為漢學家集大成之作，史學有《廿二史札記》、《十七史商榷》,而專究明史，按年校釋，鄭先生外無他人焉。

近十年來，大談絲綢之路。雖新疆考古者亦有發現，唐詩中亦有詩述及，但我心中實未決此疑難，覺得唐時安西都護府雖在中亞，但絲綢未必俱由中亞運出。今讀鄭先生《關于絲綢之路》一文，知班固送弟西域都護班超白素三百匹，又竇憲執政予班超雜彩各色絲綢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代買月氏馬及蘇合香、毛氈等。(見《太平御覽》卷八一四、《全后漢文》卷二五)從此確信絲綢運出，已自漢時起，當然漢后中西交通更無疑矣!

《宋景詩起義文獻初探》,詳述宋景詩一生中事跡，實多根據清《文宗、穆宗實錄》及《山東軍興紀略》、檔案館中之檔案，始能清楚提出山東農民起義軍，尤以黑旗軍宋景詩為最壯。因而《清平縣志》云：“部伍整齊，騎卒精健”。雖然降清但黃河北、大名東、濟南西，此一地區仍為其駐防之地。

以上為予四十年中所了解鄭先生之事跡。一九五二年以后，雖身居兩地，但心向先生無時或已!其所能如此者，不只敬先生一生中深究明清史為他人所不及，尤敬先生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待人以誠，處人以和。凡一后學，無不以此四者敬重先生。先生離開我們已近三年，僅書此短文，以緬懷先生。

轉自：封越健、孫衛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華書局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