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陽澄湖大閘蟹就抵達了柏林

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德兩國的人文交往源遠流長。19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已開始踏足德意志這片土地，及至晚清民國時期，德國首都柏林已成為中國知識精英的海外求學熱門目的地之一。二戰前，這座城市以康德大街（Kantstra?e）為中心，孕育出了一個獨具特色的華人聚居區，中華飲食文化在此開枝散葉。它撫慰過中國游子的鄉愁，為柏林的多元城市特色增添了魅力，也成為了透視中德文化交流史的一個窗口。

1920年代，康德大街上的天津飯店成為柏林高檔中餐的縮影。

留德熱潮與康德大街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德國在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成為世界強國，迎來了“近代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巔峰”，柏林更是匯聚了眾多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和科研機構。與此同時，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甲午戰爭的失敗，中國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逐漸興起了一股留學德國的潮流。

當時的留德熱潮有多“熱”呢？康有為九次游歷柏林，在1907年出版的《歐洲十一國游記》中對德國的政治和教育體制倍加推崇，認為中國最應當學習的西方國家并非英美，而應“一切以德為冠”；蔡元培在1907年到1925年間多次留德，在柏林、萊比錫和漢堡求學，認為“救中國必以學，世界學術德最尊”。概言之，諸多近代中國歷史的風云人物都曾在德國留學或游學：辜鴻銘、陳寅恪、周恩來、朱德、宋慶齡、林語堂、徐悲鴻、林風眠、季羨林、喬冠華……

柏林由此成為中國青年向往和求知深造的新目的地，在這股留德熱潮之下，大批中國知識分子奔赴德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據統計，1901年在柏林洪堡大學注冊學習的中國人有120余人；1924年數量達到高潮，“僅柏林一地就有近千名中國留學生”；1930年代，留德人數從1934年的400余名，上升至1937年的700人。這些云集柏林的中國學生以康德大街為中心開展日常學習與生活，逐漸形成一條匯聚中國知識分子的唐人街（又稱“華人區”或“中國人區”）。

而離康德大街最近的高等學府是柏林工業大學，在這所大學深造的中國留學生（以工科為主）既是康德大街的主要居住者，學成歸國后也成為具有代表性的一個群體，被譽為“留學德國的校長一代”。例如曾任廣西大學校長的馬君武、曾任湖南公立工業高等專門學校校長的賓步程、曾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孟余、曾任同濟大學校長的阮尚介、曾任西北大學校長的李儀祉、曾任南京大學校長的朱家驊、曾任重慶大學校長的胡庶華等，均曾就讀于柏林工業大學。

此外，中國駐德公使館和其他幾所柏林高等學府都坐落于該區域，附近旅店老板以低廉的房租向留學生出租公寓，加之康德大街生活便利，“中國留德學會、中國飯館、京津飯館、京漢飯館均在此街”，因此受到留德群體的青睞。季羨林在《留德十年》中就曾提及，自己抵達柏林之后——

老同學把我們先帶到康德大街彼得公寓，把行李安頓好，又帶我們到中國飯館去吃飯。

柏林中餐與陽澄湖蟹

1921年，陳寅恪離開美國轉入柏林大學求學之后，曾收到回哈佛大學任教的邀請，他明確回復：“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只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這幽默一語的背后，折射出彼時德、美兩國在學術和中餐方面的差異。

當時的德國確實是世界學術中心，柏林大學更是“世界范圍的高等教育的明珠般的地方”，哈佛大學尚未能及；就海外中餐而言，發展得最早、最好的，則莫過于華人數量眾多的美國，“李鴻章雜碎”和“左宗棠雞”這兩道歷史名菜都起源于美國，而德國的中餐直到留學生的涌入才真正興起。自1920年代起，康德大街上的中餐館漸次開張，有“天津”“津漢”“中國”“東方”“泰東”“南京”等多家。教育家董渭川在訪德時曾盛贊柏林中餐館：

吃飯多半是到康德街中國飯館里去……那條街上有好幾家，也有南北口味的差別……居然可以吃到饅頭、稀飯、餃子等等，雖系“逾淮之橘”，也大可解饞。

德國中餐館雖然相對后起，但仍有自身的特色和優勢。首先，一戰后的德國馬克貶值，留學成本驟降，每月八十美元在美國“過得形如饑民”，在德國卻只需二十美元便可“過上等的生活”——許多留學生常在柏林的中餐館里碰頭，“飲食相當闊綽，有些像美國人帶著金圓到中國來。”其次，柏林中餐不僅價廉，而且物美，有店家為留學生特設“定菜”（三樣菜一杯湯），其中亦不乏高級餐廳。

1923年，在康德大街130B號開業的天津飯店就聘請到駐德公使館的前廚師，憑借一流的菜肴、設施和身著燕尾服的德國侍者，躋身柏林上等餐館之列，成為社會精英的聚會中心。1925年，當地報刊《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szeitung）形容，天津飯店的飲食十分“符合歐洲人的美學和腸胃”，在德國美食評論家的眼中“既高檔又充滿異域風情”。早在一百年前，康德大街的中餐館就率先使用進口食材，完全雇傭德國員工，致力于打造高端的中餐品牌，這在全球唐人街和海外中餐館的歷史中都是獨樹一幟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應懿凝1934年在《歐游日記》對柏林各大中餐館的描繪，彼時的留學生甚至能在飯店里吃到陽澄湖大閘蟹：

（九月二十四日）午膳于津漢飯店，怡于薄暮始歸，謂今潑醋擂姜，飽餐湖蟹，其大如洋澄湖產，味亦如之，乃真真道地之中國種也；現且繁殖甚多。蓋德國貨輪常往來于歐亞，在中國卸貨后，船身過輕，必載水以歸，而蟹屬亦附之渡大海而西，蕃衍異邦。

只是不知，當留德的陳寅恪在懷念波士頓中餐館的龍蝦時，是否也品嘗到了柏林中餐館里這肥美的秋蟹？

盡管康德大街上的中餐館后來都難逃戰爭的厄運，但它們仍以頑強的生命力，又在1980年代以來新的一波留德熱潮中迎來復興。這條街以逾一個世紀的歷史與文化底蘊，被德國媒體親切地譽為“柏林的中國城”。中國餐館的變遷不但在德國社會的發展上留下了鮮明的烙印，豐富了德國的飲食文化，也在無形中搭建起了一座溝通中德文化的橋梁。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話語與世界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原標題：《90年前，陽澄湖大閘蟹就抵達了柏林》

欄目主編：楊逸淇

文字編輯：劉迪

本文作者：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