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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里,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整齊嚴肅,無時不懼”:外在表現為言行端正、態度莊重,內在則是對規律、責任、良知的敬畏。這種“懼”非怯懦,而是對“失德”“失職”的警惕,如他在日記中多次反思“宴起”“妄言”,正是以敬畏之心約束己身。
從二程以來,程朱理學看重這個。我個人對這個有些排斥,我不想活的這么沉重,我喜歡自由輕快。
但是,不得不說,這一點確實重要。我的所有不扎實,浮躁行為,都與這個“敬”字的浮動有關系。
“無事時,心在腔子里”:強調獨處時的“收心”功夫。曾國藩早年有浮躁之病,曾自述“心猿意馬,何嘗稍定”,而“主敬”要求在無事時保持內心安定,不胡思亂想、不沉溺私欲,如同他每日靜坐養神,便是“心在腔子里”的實踐。
人很容易胡思亂想,妄想很多。人心收放自如,難。往往放出去收不回來。
曾國藩采取守勢,少放出去。
“應事時,專一不雜”:面對事務時專注投入,不被雜念干擾。無論是早年在京治學、中年練兵打仗,還是晚年處理洋務,曾國藩都以“專一”著稱,如創辦湘軍時,他拒絕官場應酬,一心研究軍制、整頓軍紀,正是“主敬”在事功中的體現。
據說我這種雙子座,最難守一不移,專一不雜。
修習正念,也是修這個專一不雜,專一的當下,還要有清明而溫和的覺知。
“清明在躬,如日之升”:追求內心清澈明達,如同太陽升起般光明磊落。這是“主敬”的最高境界——通過持續的自我約束,實現品德與心智的通透,待人處事無愧于心。
我保留這個主敬,對人性的束縛過多,我修這個“主覺”。
曾國藩的“主敬”并非空談,而是貫穿一生的具體行動,甚至伴隨他克服自身“天性缺陷”:
1)早年克己:以“敬”改惰。青年時的曾國藩并非天生自律,曾因“貪睡”“宴飲”“與人爭執”多次自責。他踐行“主敬”的方式極為嚴苛:每日清晨必起,無論冬夏;見人必正容敬禮,哪怕對下屬也不松懈;處理公文時“目不旁視,耳不旁聽”,避免分心。這種近乎“自虐”的自律,正是“整齊嚴肅”的落地。
2)中年臨危:以“敬”定心。在鎮壓太平天國的艱難時期,曾國藩屢遭敗績,甚至兩次投水自盡,而“主敬”成為他穩住心神的關鍵。他在書信中告誡自己“每逢大事有靜氣”,戰敗后不怨天尤人,而是獨坐反思戰術、整頓人心,這種“應事專一不雜”的定力,讓他在絕境中重整旗鼓。
3)晚年持重:以“敬”守心。功成名就后,曾國藩仍以“敬”防驕奢。他官至兩江總督,卻堅持“每日三省”,在日記中寫下“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帶勇以‘主敬’為第一要義”,甚至臨終前仍叮囑子孫“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可見“主敬”已成為他刻入骨髓的修養。
這一條是曾國藩學問的基礎,馮唐一直在講曾國藩,他這一條是講不好的。我更講不好,什么時候真正理解這個“敬”了,才能把曾國藩講好吧。
曾國藩的“主敬”,是儒家“修身為本”的工夫實踐。真正的強大,始于對他者的敬畏與自我的約束。這種修養不僅讓他從一個“中等資質”的普通人成長為“晚清中興第一名臣”,更留下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傳奇。正如他所言:“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以敬畏之心待己、待事、待人,方能在浮躁中守定方向,在困境中積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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