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印、隔離、逐離地球：HIV感染者為何遭遇網絡極端敵意？

在我們經常HIV相關的網絡評論區里，總能看到些觸目驚心的言論：

• “給艾滋病人的頭上，或者肚皮上蓋那種類似豬肉檢疫的洗不掉的印章，讓人們看到就知道他們是艾滋病”

• “在艾滋病家門掛‘艾滋病之家’牌子，想丟人現眼就亂來！”

• “為啥不發射火箭送去宇宙劃個專門星球給他們住啊”

• “把艾滋病人都集中到沙漠地區，讓他們在那里生活勞動。順便還能改造沙漠，一舉兩得”

我們經常看到在相關HIV的文章的評論區反復出現這樣充滿惡意言論，折射出一部分人對HIV感染者的深切敵意。

這些帶著懲罰性和排斥性的聲音，與其說是對疾病的警惕，不如說是一種集體性的敵意宣泄。

這種敵意并非偶然，也不是憑空產生的，藏在背后的是認知的迷霧、道德的枷鎖和網絡環境的催化。

其背后藏著對疾病的誤解、對風險的恐慌以及對個體尊嚴的漠視。

這種敵意的根源，往往始于人們對風險的誤判，而這種誤判源于對HIV傳播知識的嚴重匱乏。

作為一種僅通過性接觸、血液和母嬰三種途徑傳播的病毒，HIV在日常接觸中（如握手、共餐、擁抱）并不具備傳染性。

但2023年《中國公眾艾滋病認知調研》顯示，僅35%的受訪者能正確說出三種傳播途徑，這種認知盲區直接催生了“接觸即感染”的恐慌想象。

當人們無法清晰界定風險邊界時，便會通過“極端隔離”的想象尋求安全感。

“蓋印章”“掛牌子”等言論本質上是一種“風險可視化”的偏執訴求——試圖通過標簽化讓HIV感染者成為“可見的風險源”，從而規避自己想象中的威脅。

更荒誕的是“沙漠集中安置”“太空流放”等提議，實則是將醫學問題異化為“空間隔離”問題，完全無視現代醫學早已能通過抗病毒治療將HIV病毒載量降至檢測不到、不具備傳染性的水平。

這種認知錯位，讓科學防控知識讓位于原始的恐慌本能。

網絡敵意的核心推手，是將HIV感染與道德瑕疵強行綁定的偏見。通過感染途徑的“貴賤之分”制造對立.

“感染就是因為性生活混亂”的評論，暴露了社會對感染途徑的“道德分層”思維——若感染者因輸血、母嬰等“非自愿途徑”感染，常被視為“無辜受害者”；

而若涉及性傳播、吸毒等途徑，則被貼上“不自愛”“咎由自取”的標簽。

這種分層本質上是疾病污名化的典型表現，將個體健康問題轉化為道德審判對象。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道德評判會進一步泛化到整個群體。即便最高人民法院數據顯示，全國每年審結的HIV惡意傳播案件僅25-30例，遠低于其他傳染病，但“故意傳播病毒”的謠言仍在社交媒體反復發酵，如曾引發全國恐慌的“針扎傳播”謠言，便將感染者塑造成“主動加害者”的形象。

這種標簽化讓公眾忽視了一個關鍵事實：HIV感染者既是疾病受害者，也是預防傳播的重要參與者，而道德譴責只會迫使他們隱匿病情，反而增加傳播風險。

從社會心理學視角看，對HIV感染者的敵意是人們“恐懼投射”的結果。當人們面對無法完全掌控的健康風險時，往往會通過貶低、排斥風險載體來獲得心理安全感。

“集中隔離”“專屬星球”等極端提議，與歷史上對傳染病患者的歧視邏輯如出一轍——通過物理隔離將“威脅”與自身切割，這種思維本質上是對風險的逃避而非理性應對。

網絡環境則為這種敵意提供了發酵的溫床，匿名性讓人們卸下了現實中的道德約束，原本藏在心里的偏見可以毫無顧忌地喊出來，甚至為了吸引關注而刻意極端化。

就像"艾滋渣女吧"里的惡意狂歡，匿名用戶把未經證實的謠言當真相，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感染者，形成了偏見的共振。

更糟的是，謠言在網絡上的傳播速度遠快于科普——"針扎傳播""故意咬人防不勝防"之類的虛假信息，總能引發恐慌式轉發，而"年均故意傳播案件僅25-30例"的官方數據，卻很少有人愿意看。

這種信息不對稱，讓敵意不斷發酵，形成了"越罵越怕，越怕越罵"的惡性循環

算法推薦機制則會推送同質化內容，導致“群體極化”——持負面態度的網民在同類言論的強化下，會逐漸接受更極端的觀點。

同時，HIV感染者群體的發聲渠道相對狹窄，公眾難以接觸到他們作為普通人的生活場景，只能在刻板印象中形成認知，進一步加劇了對立。

如2022年《中國艾滋病患者權益調查報告》顯示，42%的感染者曾遭受區別對待，而這種現實中的歧視又會轉化為網絡上的情緒反彈，形成“敵意-隱匿-更敵意”的惡性循環。

那些喊著"掛牌子""蓋印章"的人，可能沒意識到自己的言論正在制造多大的傷害。42%的感染者曾因疾病遭受區別對待，就業被拒、租房被趕、家庭排斥早已是他們的日常。

網絡上的敵意會滲透到現實中，讓感染者更不敢公開病情，甚至不敢去醫院治療，反而增加了病毒傳播的風險。

其實消除敵意的鑰匙很簡單：多一點科學認知，少一點道德綁架；多一點換位思考，少一點匿名狂歡。

畢竟，艾滋病只是一種疾病，感染者首先是人，他們不該為無知和偏見買單。

作者：大號創可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