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遭猥褻，市長被槍殺，墨西哥為何這么亂？

總統遭猥褻，市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槍殺，毒梟橫行、警匪勾結、街頭槍戰頻發……

這些看似電影情節的慘劇，近年來卻是頻頻在墨西哥街頭上演的真實狀況。

不知從何時開始，曾經以龍舌蘭酒、瑪雅文明、足球而聞名的拉美大國，如今卻把混亂過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一個擁有豐富資源和戰略地位的國家，為何陷入如此深重的混亂？

殖民毒瘤

深究墨西哥的動蕩與混亂，可以追溯到獨立前的殖民時期。

1519年，六百名西班牙士兵踏上墨西哥灣沿岸，他們不僅帶來了火槍與戰馬，更帶來了一段以暴力為手段、以掠奪為目的的統治歷史。

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核心是分封制。

殖民者將土地與土著居民一并賞賜給征服者，后者擁有對土著勞動力的絕對支配權。

表面上看，這是一種勞動制度，實則是合法化的奴役。

土著人被強制開采銀礦、種植甘蔗，而殖民者則坐享其成，將財富源源不斷輸往西班牙。

僅16世紀中葉，墨西哥就貢獻了全球近一半的白銀產量，而當地土著人口卻因勞役、瘟疫與屠殺銳減90%以上。

這種以人命換白銀的剝削模式，奠定了墨西哥經濟資源外流、苦難內卷的初始結構。

殖民流毒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對墨西哥政治文化的塑造。

殖民政府并非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機器，而是一個以國王為頂端、以家族與血緣為紐帶的私人統治網絡。

總督、都督、地方長官均由王室任命，他們的權力不受本地制約，只對遙遠的馬德里負責。

這種自上而下、不受監督的治理邏輯，催生了極端的腐敗與專斷。

官員們將職位視為發財工具，公開賣官鬻爵、橫征暴斂，甚至將司法判決標上價碼。

當法律淪為商品，暴力便成為唯一的仲裁方式。

殖民時期的墨西哥，私刑、械斗與家族仇殺層出不窮，官方不僅無力制止，反而常常參與其中，因為地方長官本身就是最大的地頭蛇。

這種暴力即權力的傳統，在獨立后并未隨著西班牙人的離開而消失，反而被本土精英完整繼承。

19世紀初的獨立戰爭，表面上推翻了殖民統治，實則只是換了一批人坐在原來的位置上。

新的共和國憲法雖然照搬歐美模式，但基層治理依舊沿用殖民時期的卡西克體系——地方強人憑借私人武裝與家族網絡，控制選區、稅收與司法。

所謂選舉，不過是幾個家族之間的輪流坐莊，所謂法律，不過是強人意志的遮羞布。

19世紀墨西哥經歷了70多次政變，平均每年換一次政府，其根源就在于殖民遺產中權力私有化的基因未被清除。

殖民者離開墨西哥已兩百年，但他們的影子從未消散。

分封制變成了毒梟的地盤割據，總督的腐敗變成了州長的保護費。

當暴力與掠奪成為國家的統治邏輯，那就注定了每一次改革都只是換一批人操作同一套程序。

而那部分自始至終被視為可拋棄的群體，自然會用暴力讓國家聽見他們的存在。

國家權力腐敗，毒販勾結

在殖民流毒尚未清理干凈的基礎上，墨西哥國家權力的腐敗與失衡，愈發造就了國內的混亂形況。

從獨立至今，墨西哥始終沒能形成一套完善、公正、民主的政權制度。

1929年，當權的革命制度黨直接把殖民時期的“私相授受”，升級為工業化版本的權力租賃。

總統任期六年，卻擁有指定繼任者的特權。

州長、市長、議員的人選，實質上也是黨內各派系競價分配。

更關鍵的是，所有層級的公務員都需向黨繳納“份子錢”，比例按職位肥瘦從月薪10%到50%不等。

這筆錢向上層層分潤，形成一條用現金丈量忠誠的晉升鏈。

于是，公共預算天然地被切割成兩份：一份用于表面治理，一份用于“制度性回扣”。

上世紀80年代石油危機后，聯邦財政縮水，地方官員開始把“回扣缺口”外包給私人。

最早是走私商人，后來是毒販。

1985年米卻肯州海關事件首次曝光：州長以“每個貨柜2萬美元”的價格，把緝毒檢查權整體出租給當地大麻集團。

海關、檢察、警方在同一紙合同上簽字，毒販只需一次性付款，就可獲得一整年的“主權豁免”。

這套“外包式腐敗”迅速被各州復制，成為此后三十年墨西哥治理的隱形憲法。

連毒販都能花錢買路，獲得政府授予的合法外衣，這個國家還有何前途與安定可言？

1990年代開放多黨競爭后，外界以為競爭會帶來問責，但可惜的是，這項改革只是把權力租賃從黨內投標改為公開拍賣。

毒品集團發現，與其事后賄賂，不如直接資助“自己人”參選。

2006年聯邦選舉中，國家行動黨候選人卡爾德龍在邊境六州的總支出，超出合法上限3.4倍，卻無人被追責，因為三分之二黑錢由毒販以“企業捐贈”形式注入。

候選人當選后，即按“投資協議”任命毒販指定的人選擔任警察局長、交通局長，甚至法院院長。

于是，選舉不再是選政策，而是選毒梟的承包商。

2010年塔毛利帕斯州州長當選后，首批簽署的行政令之一是把州警的無線電頻段密碼交給海灣集團，以便對方實時監聽軍方調兵動態。

就連國家司法體系，也成了包庇毒販的手段。

墨西哥司法體系并非沒有法律，而是把法律做成了按年訂閱的套餐。

聯邦法院統計顯示，2000—2022年間，涉及毒梟的引渡案共有1847件，最終定罪僅31件，定罪率1.7%。

低定罪率的秘訣在于程序性腐敗，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甚至翻譯，都能在流程的關鍵節點出售延誤服務。

一次引渡聽證平均可拖五年，每延長一次審限，毒販律師團需向法院支付5—15萬美元，由書記員、法官、檔案室三方均分。

當整個國家的政治、司法、法律、警備、海關部門全部與毒梟緊密交織時，墨西哥整個社會除了陷入無止境的動蕩外，已別無其他路可走。

而墨西哥幾百年來孱弱的經濟，則成了最后壓倒墨西哥社會的稻草。

經濟貧困

墨西哥的混亂常被歸因于毒梟的槍炮與政客的貪婪，卻很少有人追問：為什么總有年輕人愿意接過那把槍？

答案不在道德，而在賬本。

過去四十年，墨西哥同時經歷了經濟開放、外資涌入與貧困固化的悖論過程：宏觀數字亮眼，微觀機會枯竭。

當合法經濟無法提供足夠崗位與尊嚴時，毒品產業鏈就成了最活躍、最普惠、最具晉升通道的經濟通道。

這不是簡單的窮人變壞，而是市場信號把暴力和販毒標上了高價。

1986年加入關貿總協定后，墨西哥曾啟動過大規模去管制，農產品關稅從平均44%驟降至10%以下。

美國補貼玉米以低于成本價涌入，本土小農毫無還手之力。

1994—2002年間，玉米價格跌幅54%，農村現金收入下降三分之二。

230萬農民放棄土地，涌入城市邊緣。

同一時間，毒品原料需求卻在漲價：鴉片收購價從每公斤200美元升至800美元，大麻從每公斤30美元升至120美元。

于是，格雷羅山區的農民不是“選擇”犯罪，而是被市場淘汰后只剩這一種崗位。

而對墨西哥的青少年來說，空洞的就業環境讓他們順理成章把暴力變成“第一份工作”。

墨西哥15—29歲人口占總人口28%，卻占據全國失業人口的52%。

更刺眼的是，1100萬青年處于沒工作、沒教育、沒社會安置狀態，其中70%集中在貧困線以下家庭。

而另一邊，毒販卻為青少年提供了大量崗位。

對比官方最低工資，暴力崗位提供了近10倍溢價。

對沒學歷、沒背景、沒社保健卡的三無青年來說，參與毒販集團就成了必由之路。

另一方面，南北極具差異的經濟環境，也加劇了全社會的動蕩。

北部沿美邊境的制造帶，人均GDP比全國均值高60%；南部土著八州，人均GDP僅為全國一半，基礎設施指數落后40年。

政府財政轉移支付以人口為基數，而非貧困深度，結果最窮州人均僅獲得1100比索/年，最富州卻拿到2300比索/年，形成逆向再分配。

私人資本更不愿南下：格雷羅州每千人擁有銀行網點0.3個，不到全國平均的十分之一。

資本與政策的雙缺口，讓南部成為經濟真空帶。

真空需要填補，毒販集團便順勢把罌粟田、冰毒實驗室、武器倉庫搬到此處，形成穩定的販毒經濟網絡。

而當大量青年人員都參與到販毒網絡、成為販毒經濟的一環時，街頭暴力、社會混亂，反倒成了全社會最微不足道的動蕩表征。

這也是墨西哥為何會發生槍殺市長，猥褻總統的事情了。

參考資料

曼紐爾·沃勒斯坦,路愛國.墨西哥的動蕩:起義還是內戰?.國外理論動態,2007

高榮偉.墨西哥：揮之不去的毒品陰霾.檢察風云,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