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敢對俄狂吠，只敢對華呲牙？為何日本對中俄兩國態度大相徑庭？

日本，一個畏威而不畏德 的國家。

近代以來的東亞國際關系史，始終縈繞著日本的幽靈。這個孤懸太平洋的島國，其外交姿態常被概括為“畏威而不畏德”，其行事邏輯深處，浸透著對強權的絕對崇拜與對道義的極端漠視。然而，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面對綜合國力已遠超俄羅斯、穩居世界第二的中國，日本政客與媒體時常表現出令人愕然的強硬與挑釁，甚至公然拋出“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狂言。反之，對于在烏克蘭戰場泥足深陷、國力相對衰落的俄羅斯，日本卻顯得異常“溫順”與克制，不敢越雷池半步。這種看似違背實力對比常識的態度差異，其根源并非簡單的戰略誤判，而是深植于歷史記憶、現實戰略結構以及日本獨特的民族心理之中。靜夜史分析認為，此間緣由，主要有三。

一、 國家意志與行為模式的分野：霹靂手段與戰略定力的不同威懾效果

盡管中俄兩國的實力對比在過去三十年間發生了根本性逆轉，但兩國的對外行為模式，尤其是應對直接挑釁的方式，卻保持了顯著的路徑依賴。而這種差異，深刻塑造了日本的風險認知。

俄羅斯，自沙俄時代至蘇聯，再到今天的俄羅斯聯邦，其外交傳統中始終貫穿著一種近乎本能的“進攻性防御”和“以攻代守”的色彩。面對挑釁，無論其國力強弱，莫斯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采取迅速、強硬甚至超限的報復行動，其底線清晰且捍衛底線的決心不容置疑。從歷史上在遠東對日本勢力的擠壓，到二戰后初期扣押日本戰俘、占據南千島群島并延續至今，再到近年來對逼近其邊境的他國軍機、艦艇采取的“危險接近”乃至“模擬攻擊”驅離，俄羅斯傳遞出的信號始終如一：挑釁必將付出即時且慘痛的代價。

這種“說打就打”的作風，給日本留下了深刻的歷史創傷和現實恐懼。2006年，俄羅斯空軍戰略轟炸機逼近日本領空，日本航空自衛隊戰機緊急攔截，俄軍飛行員以嘲諷姿態展示導彈，成為日俄空中對峙的經典畫面。此類事件反復強化著一個認知：俄羅斯是一只沉睡的、或已受傷的北極熊，但若被觸及核心利益，其利爪依然能造成致命傷害。在南千島群島問題上，俄羅斯的立場寸步不讓，甚至不斷加強軍事部署，明確將之視為不容談判的主權領土。這種“零和博弈”的強硬姿態，使得日本在評估對俄行動時，不得不優先考慮可能引發的、自身無法承受的直接軍事后果。

反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長期奉行“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在處理與周邊國家，特別是與日本的爭端時，中國更傾向于采取“后發制人”的策略，強調通過政治外交渠道解決問題，保持戰略克制，避免局勢升級。這種基于長遠戰略考量的理性與耐心，旨在為和平發展爭取更長時間和更有利的國際環境。然而，在日本這種信奉“即時報復”邏輯的觀察者眼中，中國的克制很可能被誤讀為“軟弱”或“猶豫不決”。

中國在處理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爭端、南海問題等事務時，雖然立場堅定、維權行動持續推進，但整體上避免了與日本的直接軍事沖突，更多地運用海警船巡航、法律戰、輿論戰等“灰色地帶”戰術。這種步步為營、不輕易訴諸武力的方式，固然體現了大國責任與智慧，但客觀上降低了日本挑釁中國的“即時風險”預期。日本政客或許會盤算：對中國發表強硬言論、介入臺灣問題，短期內可能只會招致外交抗議和經濟反制，而非立刻面臨的軍事打擊。這種對“風險-收益”的扭曲計算，助長了其在涉華問題上的冒險心態。

簡言之，在日本看來，俄羅斯是“一言不合就拔刀”的鄰居，而中國則是“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巨人。前者即使體弱，其手中的刀依然令人膽寒；后者縱然力大，但其出拳的時機與決心似乎總有商榷余地。行為模式的不同，導致了威懾效能的差異。

二、 宗主國的韁繩：美國全球戰略下的日本角色定位

自二戰結束以來，日本并非一個擁有完全獨立外交主權的國家。戰后形成的日美同盟體系，將日本牢牢置于美國的戰略軌道之上。東京的對外政策，尤其是涉及中俄等主要戰略對手的方向，必須與華盛頓的全球部署保持高度一致。美國的態度，如同一根無形的韁繩，直接決定了日本可以對誰“狂吠”，又必須對誰“沉默”。

當前美國的全球戰略核心，是在歐洲方向通過烏克蘭危機持續“放血”俄羅斯，力圖最大限度地消耗其國力與軍事資源。在這一戰略目標下，美國不希望在其認為更關鍵的印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出現可能分散其精力、甚至導致與俄羅斯關系徹底破裂、迫使俄中進一步緊密靠攏的意外沖突。因此，華盛頓明確要求其盟友，包括日本，在對俄問題上保持謹慎，避免過度刺激莫斯科，以免開辟“第二戰場”，打亂美國的整體部署。

于是，日本盡管內心可能對收回北方四島抱有期待，甚至不無趁俄虛弱時施加壓力的想法，但只要美國“不得對俄輕舉妄動”的指令下達，東京就必須收聲。日美同盟是日本國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忤逆美國意志的代價，是日本政府絕對無法承受的。因此，我們看到，即使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日本追隨西方對俄實施了制裁，但在軍事和安全層面，其行動極為克制，與對中國的姿態形成鮮明對比。

與此相反，在亞太地區，美國已將中國明確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步步緊逼的挑戰”。其“印太戰略”的核心就是動員一切盟友和伙伴力量，對中國進行圍堵、遏制與打壓。在此背景下，日本被美國賦予了“前沿支點”和“關鍵盟友”的重要角色。華盛頓期望，甚至鼓勵日本在東海、臺海等問題上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承擔更多安全責任，以配合美國對華的“一體化威懾”戰略。

于是，日本對華的強硬姿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美國戰略需求的“投名狀”和“績效展示”。無論是炒作“中國威脅論”、加強西南諸島軍事部署，還是公然干涉臺灣問題，都不僅符合日本自身某些政治勢力的訴求，更精準地契合了美國的需要。美國需要一只在東亞能對中國“呲牙”的“馬前卒”，日本便適時地扮演了這一角色。這根指向中國的“韁繩”，被美國放松甚至向前牽引，日本自然表現得愈發“活躍”。

三、 歷史宿怨與未來恐懼：無法化解的“原罪”與“復仇”焦慮

拋開現實戰略與外部操控，靜夜史認為日本對華、對俄態度差異的背后，還潛藏著更深層次的歷史與心理因素。這涉及到日本對兩國關系的本質認知及其對未來的恐懼程度。

日本與俄羅斯（包括蘇聯）的關系，本質上是傳統的地緣政治競爭和領土爭端。雙方在歷史上互有勝負：日俄戰爭中日本曾擊敗沙俄，二戰后蘇聯則占領了北方四島。這種關系雖然緊張，但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計算”的，存在通過實力變化或利益交換達成妥協的可能性（盡管目前看很小）。在日本的政治潛意識里，與俄羅斯的對抗是“國家利益”層面的，即便失敗，也更多是領土或影響力的損失，不必然涉及國家與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面對強硬的俄羅斯，日本可以選擇“認慫”，這種退縮在民族心理上是可接受的，是基于現實主義的審慎。

然而，日本與中國的關系，則糾纏著無法剝離的歷史“原罪”和由此產生的、對“復仇”的深刻恐懼。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長達十四年的侵華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無比的災難。這段歷史，并未隨著時間流逝而真正和解。關鍵在于，日本從未進行過像德國那樣徹底、真誠的反思與道歉，其國內右翼勢力甚至長期美化侵略歷史。這使得歷史的傷口始終未能愈合，成為橫亙在中日之間的巨大鴻溝。

在中國，抗日戰爭是國家與民族記憶的核心組成部分，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石。《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時刻提醒著國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凝聚著勿忘國恥、奮發圖強的精神。這種全民性的歷史記憶與情感結構，在日本看來，無疑蘊含著“復仇”的潛在動力。他們深知，自己對中國人民造成的傷害之深，使得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寬恕幾乎不可能。中國越是強大，日本內心深處那種“總有一天會被清算”的焦慮就越是強烈。

這種恐懼，已超越了單純的實力對比考量，成為一種戰略性的、關乎國運的生存焦慮。日本意識到，一個持續崛起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在本質上與日本右翼所期望的、那個可以繼續模糊歷史、甚至重溫“榮光”的地區秩序是不相容的。中國的成功，本身就是對日本歷史罪責的一種無聲審判，也是對其未來國際地位的巨大擠壓。

因此，日本的對華挑釁，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先發制人”的絕望掙扎。它害怕的不是當下的中國軍艦或軍機，而是中國復興成功后可能帶來的、它無法掌控的未來。它試圖通過在美國的庇護下，不斷給中國制造麻煩，甚至妄想“打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以此來延緩或避免那個它心目中必然到來的“審判日”。這種挑釁，非但不是無所畏懼的表現，恰恰是恐懼到極致的產物——如同走投無路的野獸，試圖通過嘶吼和撲咬來嚇退它無法戰勝的對手。

結語

綜上所述，日本對中俄態度的巨大反差，是多重因素疊加共振的結果。俄羅斯的“霹靂手段”塑造了其直接的、不可預測的威懾力；美國的全球戰略為日本劃定了行動的邊界與重點；而深植于歷史與心理層面對中國“復仇”的恐懼，則驅使日本以一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對日益強大的中國進行絕望的挑釁。

這種“不敢對俄狂吠，只敢對華呲牙”的姿態，淋漓盡致地體現了日本外交“畏威而不畏德”的投機本質，也暴露了其作為非正常國家在戰略自主性上的致命缺陷，以及無法擺脫歷史夢魘的脆弱心理。對于中國而言，洞悉其背后的邏輯，既要保持足夠的戰略定力，繼續聚精會神發展自身綜合國力，也要適時、適度地展現捍衛核心利益的堅定意志與強大能力，升級對日挑釁行為的“成本預期”。唯有如此，方能有效懾止其冒險沖動，讓其明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非任何宵小之輩的幾聲“呲牙”所能阻擋。歷史終將證明，誰才是東亞乃至世界舞臺上，真正值得敬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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