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我個人的評價還是要交給未來

引子：“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潤之先生語。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是拜上帝會洪秀全的生日。各地團營的首領見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便在金田村“恭祝萬壽起義，正號太平天國元年”。此時正式大清年輕皇帝登基不久，然而此前清朝已經面臨巨大人口壓力，官吏腐敗，鴉片橫流，清廷的矛盾問題如同火山一般集中爆發。加之連續不斷的外國侵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使得太平軍用了兩年多時間，就打到了南京，穩坐半壁江山，清廷一時之間搖搖欲墜，更為重要的是支撐清朝運行的精神支柱已經逐漸傾斜。剛剛登基的咸豐帝，在七天后得到確切消息，他調湖南提督向榮、云南提督張必祿率兵入廣西進行鎮壓。隨即起用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兼廣西巡撫赴桂督師。林則徐接到詔書后雖然重病在身，毫不猶豫立即上路，然而幾天后病情急轉直下，在路上“昏暈難起”，隨即病逝。假如天假以年，得以到廣西履職，憑他的能力、經驗、名聲、威望，是有可能在拜上帝會未成氣候之前，加以瓦解。即使來勢兇猛，林則徐也不會像后來的欽差大臣賽尚阿那樣無能指揮。清朝的根本問題甚至不在于多少天災，而是在于道德滑坡和上百年積累下的壅蔽全面噴發。而洪秀全為代表的底層，正是這一起來反抗的典型。太平軍從金田起義到攻克永安，歷時十一月，開仗數十次，如同摧枯拉朽之勢，讓裝備精良的正規綠營軍不堪一擊。這些都說明人口壓力，官吏腐敗，鴉片橫流，清廷的矛盾問題如同火山一般集中爆發。加之連續不斷的外國侵略，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使得太平軍用了兩年多時間，就打到了南京，穩坐半壁江山，清廷一時之間搖搖欲墜，更為重要的是支撐清朝運行的精神支柱已經逐漸傾斜。

文人出身如何掛帥出征？屢次失敗數次自殺，曾國藩靠什么打下百萬的太平軍？

咸豐二年（1852）當太平軍從廣西一路勢如破竹并揮師北上，情急之下，咸豐命令各地在籍官員協助地方官員興辦“團練”。正在湖南老家守孝的曾國藩接到咸豐旨意后開始了十一年的苦難軍旅生涯。滅亡的太平天國的首功之臣，非曾國藩莫屬。他依照朝廷的命令，在自己家鄉選練湘軍，成為太平天國最可怕的敵人。雖然曾國藩善于練兵、用人，但他并不擅長臨陣指揮。若親臨戰陣，總會輸的灰頭土臉。在湖口之戰中，曾國藩被石達開打得狼狽不堪，曾多次準備投湖自盡。善于自省的曾國藩痛定思痛，決定離開一線戰斗指揮，主要負責戰略制定工作。經過他的苦思冥想，終于制定了一個克敵制勝的妙法。
針對太平軍的優勢，曾國藩總結出一個“結硬寨，打呆仗”的戰術。所謂“結硬寨”，就是修筑碉堡、戰壕等防御工事，步步蠶食太平軍領地；所謂“打呆仗”，就是以防御工事為依托，抵抗、消耗太平軍實力，同時謀求切斷敵軍糧道，最終達到耗死對手的目的。
相對于太平軍，清軍的火力更猛，糧食供應更穩固。在之前的戰斗中，清軍揚短避長，在毫無遮蔽的野外與太平軍交戰，發揮不出火器的優勢。而在堅固的防御工事中，就能將太平軍沖擊力強的優勢化為烏有。 在安慶之戰中，湘軍發揚了他們一貫善于打“呆仗”的特點。他們挖著戰壕，一步步將安慶包圍了起來，甚至連當地的地貌都被他們挖得改變了。由于安慶是天京的門戶，因此太平軍不斷向當地投入兵力。但在湘軍堅固的工事面前，這些這些援軍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當時，中國雖然是落后國家，但是這種“結硬寨，打呆仗”的方式卻被西洋人學會了。以英國人戈登為例，他曾參與平定太平天國的戰爭，充分見識了曾國藩的戰術。之后他離開中國，到蘇丹擔任總督。面對彪悍的蘇丹游牧騎兵，戈登也同樣利用了“戰壕戰術”。更絕的是，他還利用起了機關槍，讓戰爭變成了屠殺。
到了一戰時期，“結硬寨，打呆仗”終于大放異彩。交戰雙方用“鐵絲網+戰壕+火炮”組成了立體防御，成為一個不可攻破的屏障。在那個時代，任何一場攻勢都會變成了單方面的屠殺。在索姆河戰役中，英國人強行進攻德軍陣地，結果在機槍與火炮的攻擊下，一天之內便戰死六萬人。之后，在法國發動尼維爾攻勢中，僅在九天內，法軍就被德國打死了10萬人。 最終，第一次世界大戰打成了一個特大號的“呆仗”。由于協約國國力雄厚，最終活活拖死了德國，就像清朝拖垮太平天國一樣。而在這場“呆仗”中，雙方有1000多萬名軍人戰死，創造了當時的世界紀錄。

曾國藩為何要掀起洋務運動，打造軍事裝備不惜花大錢。此前多次因為外國侵略而多次痛苦落淚。

1860年的九月初三，當曾國藩集中全部精力與太平軍爭奪安慶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法聯軍攻陷京師，咸豐帝倉皇北逃。當這一消息傳到曾國藩處時，在當天的日記中他悲痛地說：“接恭親王咨文，敬悉鑾輿已出巡熱河，夷氛逼近京師僅二十里，為之悲泣，不知所以為計。”老朋友搭檔胡林翼不久也給他寫信講述京城近況“接胡宮保信，知京城業被擬夷闌入，淀園亦被焚，傷痛之至，無可與語。”此后當清朝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簽訂的《北京條約》后，曾國藩不覺痛哭失聲：“閱之，不覺嗚咽，比之五胡亂華，氣象更加難堪。”在前線，他已經感知，未來對于清朝的最大威脅不再是洪秀全和他的太平軍，而是“不怕柴狗子，只怕洋鬼子。”《家書》早年他對洋人的厭惡與一般封建官僚并無二致，認為他們是“蠻夷”，不通教化。但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徹底改變了曾國藩對洋人的認識，由此掀起他力圖學習西方的強烈愿望，認為“購買外洋船炮，則為今日救時第一要務。”并在安慶成立了“安慶內軍械所”，成功制造出一臺輪船用蒸汽機。由此給曾國藩增強了巨大信心，認為“洋人之治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他一直把造船與“自強之道”緊密聯系，這時候他不光是為了對付太平軍，從長遠來看，就是要達到對付洋人一雪前恥的目的。直到同治七年，在曾國藩的不斷支持下，終于案情終于制造出“中國初造第一號輪船，而速且穩如此，殊可喜也。”在他主持下的洋務運動下，平素謹慎的曾國藩出手極大，舍得花錢，目的就是要通過自主創造達到自強，不再受制于西方。

儒家信徒，理學修養培養下的典型忠臣，個人心志淡泊，“黃袍“是一個偽命題。

曾國藩從人生最初的奮斗目標就清晰明確，不是做官，而是學做圣人。認為“不圣則狂，不上達則下達”，在他的人生目標上沒有中間迂回折扣，“不為圣賢，便為禽獸。”在通往圣賢的道路上，曾國藩付出了一生的心血，“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在道光二十二年的一封信中，他深情地向父母保證要做一番大事，“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圣外王”之業，由此才不愧對父母生養，不愧為天地之完人，他的精神導師就是儒家的頂尖人物。直到多年后，已經身處高位的曾國藩對兒女們提出人生要求，“惟學作圣賢，全由自己作主，吾有志學為圣賢。”

平定太平軍是曾國藩的歷史宿命，咸豐五年，在人生最為困頓之時，他寫信勉勵弟弟們的同時自己也進行表態：“余食祿有年，受國厚恩，自當盡心竭力，辦理軍務，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對清朝的高層地位他毫無雜念，由此也遭遇后世的唾罵，殊覺遺憾。對于曾國藩平定太平軍后，關于他的謠言隨即而起如渲染他即將“造反”云云并進行大肆渲染，野史更是不遺余力進行輿論包裝。對于曾國藩的價值觀來說，權位是被他看得最輕的一個，他追求的是“圣賢”，這種至剛至大的境界比做皇帝要更有吸引力，對物質毫無渴望的人，權位如同“倚天照海花無數”都是過往云煙。作為儒學滋養起來的理學大家，再也沒有比“亂臣賊子“更讓他反感的詞匯了。其實對于外界對他的權重的猜測，曾國藩均以實際行動作為回應，可以稱之為光做不說。與早年急需事權不同，進入事業巔峰之際，他主動要求朝廷收回對他的任命，敏感地指出這種任命無疑會導致中樞過于放權，使得地方做大，不好控制。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書信，經常予以警示：“余家目下鼎盛之際，余忝竊將相，時時有顛墜之虞。吾通閱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權勢，能保全善終者極少。”并對外間所傳弟弟貪財進行敲打。在平定太平軍幾十天后，就將自己和弟弟所轄軍隊全部遣散。早在功成的前一年，他就說：“余自經咸豐八年一番磨礪，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訓誡，始知自己本領平常之至。”他以實際行動表示“功成身退”，也正因為曾國藩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光做不說”，不久就將謠言徹底消弭。

曾國藩生前不編撰文集，預感身后名將掀起巨大爭議，希望后人能夠給出公正評價。

同治六年（1867年）的八月酷暑的一天，曾國藩與幕僚弟子趙烈文談天，看到曾國藩兩江總督的辦公地連一幅有款的字畫都沒有，趙烈文問他說：“人得無笑其茍簡乎？”不會有人嘲笑您太簡陋了吧？曾國藩說：“足下以后如果給我寫墓志銘，可以加上這句話。”趙烈文謙遜地回答說：“老師您編書和年譜數十年，這樣的道德文章千萬歲的后事銘都寫不過來，恐怕沒再沒有大手筆能把您的身后裁剪得準確。”曾國藩未接話，而是說其了去世多年的胡林翼：“他日見《胡文忠集》，選刻多不當，且多代筆吾身后亦不免此一劫。他頗為憂慮地問趙烈文說：“足下何策以善其后？”你有什么好的辦法嗎？趙烈文回答說：“請老師您先定論，我愿意做您的編纂。”曾國藩說：“吾無所有，不足編纂，惟望他日持正論耳。”曾國藩深諳歷史評價是后人的蓋棺定論，而非自己主動去做這件事，并頗為樸實地希望身后獲得客觀真實的評價。雖然兩個月前，二人已經談過這個方面，趙烈文就希望曾國藩將自己作品結集，認為“觀人之事，不如觀人之言”。“老師為何不把平生所寫編纂出來？否則千載后只靠形跡相求，失公之神矣。”而曾國藩卻謙遜地對他說自己什么都沒有。其實此時曾國藩已經寫了幾十年的日記，光是書信已經多大數十萬言，各種奏折和處理軍政大事的文章比比皆是，這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蔚為大觀的《曾國藩全集》。但他卻謙虛說什么都沒有，說明了他愿意將自己的身后名拋給后人，只求“他日持正論”。曾國藩到底是怎樣的人呢？由于其在近代地位重要，他的整個人生是復雜的，多面的，我們只能選取人性的普通一腳對其解讀，或許也不失一種務實的“以善其后”。

參考史料《曾國藩全集》、《能靜居日記》、《曾國藩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