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我覺醒”的公共練習｜“第三排觀眾”招募

信息社會讓交流變得輕而易舉，我們熟悉評論區與快速轉發，我們習慣了在無數信息浪潮中在線，卻也正在逐漸失去凝視彼此，共享沉默，感受同一個現場呼吸的經驗。

《第三排觀眾》試圖抵抗這種輕盈。它是一次公共性的嘗試，希望把人從加速的流通中抽離出來，我們可以身處同一個空間，分享彼此的存在。同時我們也期待一種可能性的恢復：個體重新開始在場，在現實空間中檢驗見證的意義。

本次《第三排觀眾》將在同一天完成兩期錄制，分別與《我在北京做家政》作者李文麗、作家阿乙展開對話。我們邀請你參與節目錄制，一起見證這兩場對話。

對話李文麗

13:30-15:30

在北京，許多人的生活被困在無形的時間表里。鐘點、工時、地鐵口的刷卡聲，構成了一種恒定的節奏。在這樣的節奏中，李文麗是一名家政女工。

從甘肅平涼到首都，她走了兩千多公里。這不僅是從土地到城市的距離，也是從被命名到自我命名的距離。7 年的北漂生活，她的名字在雇主口中成為一種稱謂，在合同上成為一種身份，在社會結構里成為一種功能。

李文麗年輕時沒有想過離開家。她的一生像無數女性那樣，被規訓在“聽話”的序列里。丈夫的腿受傷后，48 歲的她才第一次走出縣城，遠離了農忙時的夏天和秋天。“那時候三個孩子都還在上學，家里沒有經濟來源，覺得天塌下來了。”她說。

在老家，聽父母、公婆、丈夫的話，來到北京，開始聽別人的命令，不懂反抗，也不敢拒絕。雇主說“今天不休息”，她便不休息，哪怕再苦再累，只想能多掙點錢給家里。

生活被二分成勞動與報酬，直到她偶然加入皮村的文學小組。五十歲那年，她從學習寫作中，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以提出要求：周六我要休息。這是一個極小的決定，卻攜帶著存在的重量。在那一刻，李文麗第一次成為了自己句子里的主語，她似乎不僅是在討要假期，同時也在嘗試奪回自己的人生主權。

文學對李文麗來說更像是一場重新命名的演習。她利用瑣碎時間，在公交車和公園的長椅上寫作，通過手機一字一句地敲出了十幾萬字。《我在北京做家政》便是在這樣的間隙中誕生的。

這些文字沒有書桌，也沒有象牙塔的庇護，卻有著不容忽視也不可馴服的力量。它們讓一位被消隱的女性重新擁有了自己的語言，讓李文麗從家庭、婚姻、雇傭關系的重力中，能稍稍抬起頭，呼吸一口別處的空氣。她還重拾了兒時的愛好：畫畫、唱歌、跳舞，那些在老家難以實現的愿望開始蘇醒。她說：“五十多歲了，才真正長大。”

時至今日，李文麗還經常會想起來女作家伍爾芙那句著名的宣言：“女人寫小說，必須要有錢和一間屬于自己的房間。”可她并沒有。這些年來，沒有錢，也沒有房間，甚至沒有屬于自己的時間。然而也正是在這樣徹底的匱乏中，她才更要竭力去創造。伍爾芙的房間屬于一個被教育過的中產女性，而李文麗的房間誕生于勞動、壓抑與抵抗，它們某種層面是同樣的精神領地，不需要鑰匙，以語言和文字來為自己開門，并獲得確認。

《第三排觀眾》與李文麗的線下對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這是一次關于“自我覺醒”的公共練習，我們希望在這次相遇中，去談勞動與時間，當生活被機械化壓縮，個體在被吞噬的結構里，如何保持清醒與尊嚴，以何種方式保留自身？

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家政女工的故事，而是一位勞動女性在被社會定義的角色中緩慢掙脫的過程，她們從來都不是隱形的齒輪。

【錄制時間】

11 月 15 日（周六）

13:30—15:30

【錄制地點】

單向空間·郎園 Station 店

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鎮半截塔路 53 號

郎園 Station（北京紡織倉庫南門）D3-1 座

【錄制嘉賓介紹】

李文麗，家政工，皮村文學小組成員，平涼市作家協會會員。從 2018 年至 2024 年創作 20 多萬字文稿，四百多幅畫，在文學小組內部印刷成文集《夢雨的世界》。作品散見于《北京文學》《長江文藝》《NOWNESS》《LEAP 藝術界》《單讀》，海外《亞洲工人故事》等。參加超級演說家、澳門文學節、上海騰訊新聞舉辦“從她說起”女性成長分享會等，接受央視新聞頻道及中國婦女報、農民日報、新甘肅等媒體采訪報道。2025 年 6 月，由讀者出版社出版紀實散文學《我在北京做家政》。

對話阿乙

17:00-19:00

阿乙的人生始終帶著一種主動的反叛。

他當過警察，做過編輯，如今成了作家。每一次身份的更迭，都是一次徹底的自我拆解與重組，一次從舊世界里掙脫的逃逸。

他的本名叫艾國柱，似乎從出生起便擁有了一個被定義的人生，這個名字是父親起的，帶著家族與秩序的理想投影，和“本應該成為誰”的預設。后來他給自己改名為“阿乙”，是一次去名的舉動，“乙”字沒有任何別的寓意，只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阿乙說，“我想從零開始，去創造一些光輝的東西。”

阿乙提到加繆的觀點，人沒有天堂，到死亡為止就是終點。

那種冷峻的浪漫讓他著迷，他相信人只有短短幾十年可活，在這有限的時間里，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就是經歷和革新。他的人生軌跡，或多或少也是沿著這句話逐步展開。

這種從零開始的姿態，也貫穿了他的寫作。

寫作對于阿乙來說，不是創作文本和具體的職業，而是一場持續的自我驗證，驗證“我仍然存在，仍會思考，仍能拒絕。”

他理解加繆式的西西弗神話：“人必須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石頭不停滾落，但他依舊上山。阿乙也不斷重新開始，他推著自己的石頭，“人生要冒險，”他說，“但其實我是一個怯懦的人，所以更需要不斷折騰。”他一次次離開熟悉的生活，從警校到派出所，從報社到作家，放棄安全感，拒絕成為一個安穩的人，每一次轉向，都是自我的嚴格改寫。后來寫作成為他抵抗虛無的方式，在這種方式中，阿乙找到并構建出一種獨屬于他個體的，更接近自由的秩序。更多的經歷，更多地活著，他再次引用了加繆，人不該被任何一種生活方式困住。

《第三排觀眾》對話阿乙，并非關于寫作如何通往成功，而是一場更為根本的追問：當意義本身崩塌，人是否仍有能力自我定義？當個體被秩序、經驗與身份反復塑形之后，還能保留多少未經馴服的真實？阿乙的敘述讓問題變得更為尖銳，他的回答是行動式的，不斷改寫和不斷開始，這是一種對命運的再造，也是對惰性的反抗。

從他的經驗中，我們看見不肯屈服的姿態：與其被他者定義，不如拆毀既有意義，重新自我命名。也正是在這樣不斷更新的勇氣里，我們得以思考自身，尋求一種更誠實的存在方式。

【錄制時間】

11 月 15 日（周六）

17:00—19:00

【錄制地點】

單向空間·郎園 Station 店

北京市朝陽區東壩鎮半截塔路 53 號

郎園 Station（北京紡織倉庫南門）D3-1 座

【錄制嘉賓介紹】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 1976 年 12 月。出版有短篇小說集《灰故事》《鳥，看見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蹤者》《騙子來到南方》，小說《早上九點叫醒我》《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未婚妻》，隨筆集《寡人》《陽光猛烈，萬物顯形》《通宵俱樂部》。曾獲蒲松齡短篇小說獎、華語青年作家獎等獎，

書籍被翻譯成英語、法語、西班牙語、瑞典語等十四種語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