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款1萬元，為何被銀行當成了“嫌犯”？

山東東營某建行網點內，律師周筱赟因取1萬元紅包款被柜員反復盤問用途，甚至被要求等待反詐中心出警核實。

這場持續半小時的僵持最終以律師憤然離席告終，卻在網絡上掀起激烈討論。

當《商業銀行法》第29條明確規定“取款自由”，當央行明確5萬元以下存取款無需詢問用途，為何1萬元現金取款會讓客戶陷入“自證清白”的窘境？

答案藏在層層疊加的責任鏈條里。根據《反電信網絡詐騙法》，銀行被賦予反詐“第一道防線”的職責，若因失職導致涉詐資金流轉，最高可面臨500萬元罰款。

這份監管壓力被逐級傳導至基層，最終變成了柜員面前的剛性指標：每筆取款必須問清用途，每筆轉賬必須核實來源。

更令人窒息的是追責機制——

某銀行柜員三年前辦理的銀行卡近期涉詐，舊案被翻出后仍需承擔連帶責任；有的網點因客戶被騙，全員績效連帶扣罰。

比如央行福州中心支行就明確要求，對涉案賬戶較多的銀行，要嚴肅追究開戶網點相關人員責任，處罰方式包含扣減獎金績效等

在“寧錯殺不放過”的考核邏輯下，詢問1萬元用途成了柜員自保的“安全墊”。

事件曝光后，輿論迅速分裂成兩大陣營。多數網友將自身經歷代入，痛批銀行“層層加碼”：有網友吐槽取2萬元被要求提供購房合同，有人抱怨轉賬給父母被反復核實親屬關系。

憤怒的情緒集中指向了當事柜員，“業務不精”“故意刁難”的謾罵聲不絕于耳。

但另一部分聲音卻為柜員鳴不平，銀行從業者紛紛留言“我們也是受害者”，揭露基層面臨的兩難困境——不問可能丟工作，問了必然遭投訴。

在言叔看來，這場輿情意外撕開了銀行服務與反詐監管之間的裂縫。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言叔跟不少在銀行工作朋友聊到這事，實際情況出乎意料：不少柜員私下希望這類事件能持續發酵。

一位從業五年柜員朋友告訴言叔：客戶罵我們死板，可我們要是靈活處理，出了問題誰來替我們擔責？

對方提到，在銀行內部，投訴率直接與績效掛鉤，一次有效投訴可能導致當月獎金清零；而反詐疏漏的處罰更甚，輕則罰款通報，重則停職待崗。

當律師質問“你有什么權力審問我”時，柜員內心的委屈無人知曉——

他們既沒有執法權，也沒有豁免權，只是政策落地時最末端的“傳聲筒”，卻成了矛盾爆發時的“擋箭牌”。

實際情況就是，只要客戶在取錢被騙后，柜員大概率就得背鍋。有案例顯示，客戶取現后遭遇電信詐騙，公安部門通報銀行后，網點直接對經辦柜員處以2000元罰款，并扣除季度績效。

可以說，這種“結果導向”的追責方式，讓柜員不得不把每個客戶都當成潛在的“被騙對象”。

更荒誕的是，當柜員試圖聯系反詐中心核實情況時，卻多次遭遇“電話無人接聽”的窘境，就像周律師事件中那樣——

要求核實的是銀行，無法聯系的也是反詐中心，最終難題仍拋給了進退維谷的柜員。

剝開事件的外衣，在言叔看來，這件事情的本質是一場典型的“懶政甩鍋”悲劇。本應通過大數據監測、異常交易模型等技術手段實現精準反詐，部分銀行卻選擇將責任完全轉嫁給基層柜員。

本應是公安、銀行、網信部門協同作戰的反詐體系，卻出現了“銀行加碼防控、反詐中心失聯”的割裂狀態。最終，管理層的不作為變成了柜員的“過度作為”，客戶的合理訴求遭遇“一刀切”管控，形成了“銀行怕追責、柜員怕投訴、客戶怕麻煩”的底層互害怪圈。

在言叔看來，反詐的初衷是保護群眾財產安全，而非制造對立。當1萬元取款都需要“自證清白”時，我們更該反思：

如何讓反詐回歸技術防控的正軌，如何明確監管部門與銀行的責任邊界，如何還給基層員工合理的執行空間。畢竟，真正需要警惕的是詐騙分子，而非每一個想取現金的普通人。

（作者：言叔，資深財經觀察者，20年筆耕不輟，用歷史的眼光解讀財經，關注我，看懂趨勢，看到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