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軻刺秦王的歷史碎片背后 | 李開元、許宏、宋晨希對談

翻開《史記》，那些波瀾壯闊的歷史畫面便撲面而來。尤其是《荊軻刺秦王》這樣的篇章，情節緊張、人物生動，仿佛一場早已被劇本寫好的大戲，讓我們在2000多年后依然能感受到那一刻的驚心動魄。

但當我們合上書卷，一個疑問或許會悄然浮現：我們讀到的究竟是確鑿無疑的歷史事實，還是一位偉大史學家精心構建的歷史敘事？那些栩栩如生的細節，是源于冰冷的檔案記錄，還是帶著溫度的親歷者口述？在《史記》的宏大敘事與考古的細微碎片之間，我們能否拼湊出“刺秦”事件的另一種真相？

近日，在《刺秦》新書分享會上，秦漢史學者、《刺秦》作者李開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許宏做客首都圖書館，以“在碎片中重探秦史真相”為題展開對談。兩位學者圍繞《史記》中“荊軻刺秦王”這一經典敘事的形成過程與史料來源展開深入討論，整場對談以扎實的文本分析與跨學科視角，為讀者提供了一次理解秦史與歷史研究方法的思想啟迪。對談由資深媒體人宋晨希主持。

《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

作者：李開元

版本：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荊軻刺秦王》

究竟是文學還是史學

李開元：為何寫《荊軻刺秦王》？此事有趣。此話題無需預備知識，人人皆知，教科書常有，但人人皆知之事，往往并非如此。如荊軻刺秦王，人人皆知此事精彩，但精彩之處何在？精彩到什么程度？接下來我們以看戲一樣的眼光去審視它。

從文學角度看，它具有很高的水平。但史學家眼光不同，我們主要看真假，而非精彩。如此精彩的作品，究竟是歷史還是文學？這需要我們從一個全新的思路重新審視史書，特別是《史記》。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死記硬背的《荊軻刺秦王》，究竟是文學還是史學？

文學家認為，不必說——司馬遷是文學家，有神來之筆，怎么寫都精彩，這是文學筆法。我們原來對文學有個提法：打個比喻，在北大念書時，我們形容學考古的朋友像土撥鼠在地下挖，歷史學則是在地上等他們挖出來，我們撿兩個。中文系的朋友大概不管這些，他們在樹上唱歌，贊美玫瑰、月亮。哲學系就更遙遠了，在天上飛，像百靈鳥一樣吱吱叫。你看，眼光不同，看世界的方式也不同，別人是實實在在地看，我們是比較實在地看，哲學家則是以終極目標的方式看。

歷史學家看《荊軻刺秦王》，那我們就要問，若是神來之筆，就不是歷史，而是虛構。此時，經過專業訓練的歷史學家會從另一個角度看，最先看這個問題的是日本很有名的歷史學家宮崎市定，他非常有名，是京都學派的掌門人。他看這個問題時，有不一樣的看法。用歷史學眼光仔細分析后，他認為，這不是真實歷史，而是古代戲劇上演，司馬遷去看戲，當場把演出結果用筆記下來，這就是《荊軻刺秦王》精彩、戲劇性強、栩栩如生的原因。

他舉出了具體證據：我們能看到古代的口語和戲劇上演時的身體語言。當初有人提出這一看法后，我們都覺得震驚，因為古今中外從未聽過這樣的解讀。當時我們深感佩服，但隨著我們水平提高，發現有問題。

問題在哪里呢？司馬遷看戲。

研究歷史久了，特別是涉及古代戲劇發展，我們發現，秦漢時期看不到劇場或表演跡象，無論是文獻還是考古都沒有證據。這時我們反過來看宮崎市定先生，他研究宋史，宋代正是古代戲劇興起的時候，（演出場所被）稱為勾欄瓦舍。劇場里有戲劇上演和說書，宮崎市定先生聰明地將宋代劇場搬到秦漢時期，講得有理有據，但我們認為這解釋有問題。如果僅停留在懷疑他的解讀有問題，那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果覺得有問題，那么新的解釋在哪里呢？能否解釋出來？如果解釋不出來，還得承認他的解釋可能更合理。

《宮崎市定解讀 <史記>》

作者：（日）宮崎市定

譯者：馬云超

版本：楚塵文化 | 中信出版社 2018年1月

其實很多中國歷史學家，如顧頡剛先生，早就注意到在《荊軻刺秦王》中有一個重要人物，名叫夏無且。在荊軻刺秦王時，他兩次出現。第一次是荊軻追逐秦王時，他用藥箱子打過荊軻，但沒打中。第二次是事情結束后，秦始皇心情非常壞，論功行賞時，他說了一句話，我們清清楚楚地聽到，很難得的是他用口語說話，因為以前書上都是詔令，不是他說的話，而是詔書上的書面語言。他說“無且愛我”，即夏無且醫生愛護我，所以用藥箱子打了荊軻。他說要獎賞夏無且醫生，賞他黃金二百鎰。就這么一個人物，我們注意到他后，就思考他為什么會兩次出現在《荊軻刺秦王》中。因為司馬遷所寫的《荊軻列傳》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只出現了四個，秦始皇是其中之一，荊軻和他的助手秦舞陽，還有一個御醫夏無且。因此，我們會思考他為何會出現在此處。我們知道，在拍攝電影時將其角色去除，因認為他多余。秦舞陽的存在是為了襯托荊軻的英勇。秦始皇和荊軻之間本有一場武斗戲，但后來完全多余的部分被刪掉了。然而，中國的歷史學家，如顧頡剛先生，注意到這個人物的重要性。

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中特別提到了這個人物。司馬遷寫完一個事件后，常會做些評論，并把自己寫進去，說他去哪里，看見或聽見什么。在這一部分，他講到一個有趣的事情，即天下流傳一個謠言，說荊軻刺秦王時刺傷了秦始皇，但這并不正確。司馬遷在“太史公曰”中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謠言，是因為夏無且在場，他把自己看見的事情講給了兩個人聽，一個叫公孫季功，一個叫董生，董生又講給了司馬遷。加上這句話后，我們馬上就能聯想到荊軻刺秦王的事情。夏無且是當事人，而且是口述者，他口述給公孫季功和董生，董生又講給了“司馬遷”，這里“司馬遷”指的是其父親司馬談。因此，當我們了解這個線索后，就能恍然大悟，荊軻刺秦王的事情是醫生夏無且的口述，他講給董生，董生又講給司馬談，司馬談記錄下來，最后由司馬遷改寫而成。

有了這個新的視角后，我們再去重新讀《荊軻刺秦王》，就會發現處處都是醫生的眼光。比如，荊軻刺殺秦王時，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拿匕首刺過去，左右分得很清楚。最后，秦王拔出劍后，一下子砍斷了荊軻的左大腿，左右又分得很清楚。最后說秦王一共砍了荊軻八刀。如果這個時候我們去看歷史上的其他刺殺案件，沒有這樣詳細的記錄，或者說亂刀砍死，或者說馬上就刺死了，沒有說分左分右，又把左大腿砍斷了，最后還數了八刀。但醫生不一樣，醫生要驗傷，很關注人的肢體，最后要寫報告。

有了這個觀念后，我們就覺得后來加了很多細節，每一個道具都是真實的。這就是后來孫機先生講到的。他從文物角度講述，稱所有細節都是真實的，原因在于這是當事者的口述。這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宮崎市定先生提示了我們，但他的方向不對。他提到的戲劇性口語是夏醫生講述時留下的，戲劇動作是夏醫生當時自己有很多戲劇性的表演，他打過荊軻，知道荊軻怎么刺的，這就完全解釋通了。

《從歷史中醒來：孫機談中國古文物》

作者：孫機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8月

因此，我們對《荊軻刺秦王》有了一個完全嶄新的、更加合理且接近于真實的解讀，這一解讀古今中外都沒有，是最新的。而且，這個解讀是站在前人偉大研究者，如宮崎市定先生、顧頡剛先生的肩膀上，所以我們認為這是現今為止的最高水平，即天花板。我們當然期待以后還有更好的解讀，但起碼我現在無法想象還會有什么更好的解讀。

宋晨希：我上學的時候，我的語文老師跟我說，《史記》很多東西不可信，為什么呢？《史記》里很多細節，比如項羽跟虞姬兩個人在烏江自刎訣別。兩人說話，司馬遷怎么知道的？這不就是文學的夸張嗎？所以我當時就以這個問題問了李老師，李老師說，這可能是當時楚國的降軍告訴了司馬遷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司馬遷的信息來源其實可能是當事人的一些復述。

這一點對我認識《史記》的一些細節是特別重要的幫助，讓我打消了之前對于《史記》的疑問。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讀《史記》的時候應該抱有歷史的角度，而不是現在有些學者所宣揚的說它是一部文學作品。

我想順著李老師的話補充一點。孫機先生解決了李老師的一個問題，“王負劍”劍拔不出來，后來導演陸川找到李老師詢問。陸川還原了一下當時秦始皇怎么拔劍，說怎么也拔不出來（陸川在拍攝《王的盛宴》時，曾嘗試用現代方式還原“王負劍”）。后來孫機先生說，用一種叫“劍璏”的東西，解決了這個問題。考古工作可以幫助我們還原歷史、觀察歷史細節。

許宏：考古結論具有相當的或然性和不可驗證性，既不能證明，又不能證偽，這樣的地方特別多，因此我們必須非常謹慎。考古需要一定的想象力，但這種推理又是建立在科學分析的基礎上的，得持之有據，還得有一定的想象空間。像李老師說的打通文史哲，我覺得這是完全能接受的，因而我們惺惺相惜。

我們看李開元老師的書，他告訴你，《史記》其實是由四個部分組成的，有比較靠譜的《秦紀》和勉強殘留下來的各國史書；還有口述史，偏鮮活的，通過起碼兩代人、三代人傳下來，還不至于差太多。但是李老師也指出，其中還有一種戰國縱橫家的作品，這些完全是故事，云山霧罩。當時各國互相爭霸，縱橫家們，比如談到夏的，都是要確認自己國家的政治合法性，所以一直引為祖先，有些東西就是順口而來。所以《史記》所用史料并不全是靠譜的，我們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從這意義上講，我非常認可和羨慕李老師的作品，有許多啟發。

李老師是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學研究的學者，而我是從事考古研究的學者。但我們研究的都屬于大的歷史學范疇。在中國的學科分類里邊，考古學剛升為一級學科，但在學科認同上，考古學還是屬于大歷史學。我們通過不同的視野和不同的方法，致力于對歷史文化發展進程的探究，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是殊途同歸的。

李老師本來是歷史文獻學家，但后來非常注重在讀萬卷書的基礎上，行萬里路，做實地考察，對有些戰爭的行軍路線、山川地理大勢非常重視，包括當時的遺跡等，比如說垓下城址。絕大部分讀者朋友應該不知道垓下城址的最上限居然是4000多年前的龍山時代，先有新石器時代的垓下城址，然后到了秦漢時期才被加固，成為一個堡壘性的場所。

說到荊軻刺秦王，李老師提到，北易水、中易水，他都跑過，如臨其境。那里的燕下都又叫武陽，是燕太子丹送荊軻的地方，“風蕭蕭兮易水寒”，大家都知道這個歷史名句。我們認為，燕下都應是戰國中期之后燕國唯一的都城和最大的都城，當然不能排除以后還有更新的發現。很有可能，那個時候下都就是燕國的主都，荊軻就是從那里出發去秦國的。我看李老師梳理分析，戰國七雄后來主要以中原為中心，從關中到山東，重點已不是西周剛分封時的鎮守北方，所以說重心往南移是可以理解的。在整個戰國七雄里，別看燕國偏弱，但它后來都城的防御性設施很厲害，這些都挺有意思的。

鴻門宴上項羽并無殺劉邦之意

宋晨希：書中有一個附錄，關于鴻門宴的故事。大家在中學時都學過《鴻門宴》這篇課文，對于這個故事，當時老師的解讀更多是認為項羽婦人之仁，為何不殺劉邦？是因為劉邦說了幾句好話，項羽就覺得不殺他。但其實李老師研究發現，項羽不殺劉邦，是因為當時兩邊正在議和，議和之中怎能殺人家主帥？從這個角度看，鴻門宴的故事更合理，也讓我們對項羽不再有臉譜化的認識。

李開元：在《刺秦》這本書的最后我加了一篇外篇，專門講解《鴻門宴》。我后悔把它放這兒了，因為這個故事精彩程度不亞于《荊軻刺秦王》，且屬于同一類型。現在大家討論《刺秦》這本書時，都只提前面“刺秦”那部分，很少人提到鴻門宴。我覺得鴻門宴很受委屈了。

實際上，剛才提到的《荊軻刺秦王》《鴻門宴》，還有一篇《烏江自刎》，這是《史記》里最精彩的三篇，也是教材里選用最多的，這三篇精彩到使人懷疑其真實性。后來我們把《荊軻刺秦王》解讀清楚后，進一步深入追究，發現這三篇都是口述史學，屬于同一個類型。此事由當事人講述，后被司馬遷記錄。

以《荊軻刺秦王》為例，荊軻刺秦王的故事由夏醫生講述給董生和公孫季功，董生和公孫季功又轉述給作者司馬談，后來司馬談將其寫出。這形成一種模式：一個事件，有參與者即當事人，如荊軻刺秦王中的荊軻；其次是口述者，此處為夏醫生；第三是聽眾，如公孫季功和董生；第四是記錄者。

同樣，我們可以將這一模式應用于其他事件，如鴻門宴。《鴻門宴》的故事同樣精彩，包含口語和身體動作，類似戲劇。此故事常被選入教科書，我們可通過簡單方法分析：首先按教科書分段，《鴻門宴》分為前后兩部分，前一部分描述項莊舞劍，后一部分描述樊噲闖入大營，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最后教訓項羽。《鴻門宴》的重點不在前半部分，而在后半部分。在《鴻門宴》的文本中，描述的最英勇的形象并非項羽或劉邦，而是后來闖入鴻門宴的樊噲。樊噲從大營出發，張良出來見他，此時里面已非常緊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張良到軍帳門口，詢問情況，樊噲得知后決定闖入。門衛用戟擋住他，但樊噲左手持盾，右手持劍，推倒了門衛，進入大營。

樊噲進入大營后，有很多細節描述，如他掀開帷幄，此時里面正在進行鴻門宴。司馬遷描寫得非常仔細，項羽的座位正對著門，樊噲闖進來時，項羽一看，門外闖進來一個拿著盾牌和劍的人，便問：“來者何人？”張良才趕快跟進來。張良說是沛公的侍衛，項羽并未怪罪樊噲，反而很喜歡這個英勇的戰士，稱贊他為“壯士”。項羽還命令拿酒來，一個士兵拿了一個大酒器給樊噲。項羽很高興，又讓人抬來一只生豬腿，樊噲接過生豬腿，把盾牌放在地上，把豬腿放在盾牌上面，切而食之，即生吃。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從未見過生吃豬肉的。樊噲吃完后，有人繼續夸獎他，問他還能喝嗎？

樊噲突然講了一大段話，表示自己連死都不怕，還怕飲酒嗎？這時很奇怪，他說：“大王，你這樣做不對，劉邦立了這么大的功，首先攻進關中，秦國投降，今天你聽小人的言語，要處罰他，你這樣就是‘亡秦’。”（《史記》原文為“此亡秦之續耳”，“亡秦”指代滅亡的秦朝——編者注。）然后是一大段教訓的話。這時，項羽聽了樊噲的教訓，覺得和樊噲的身份很不合適。樊噲是沛縣街上賣狗肉的屠夫。說完后，項羽突然回了一句話，“坐。”司馬遷寫了，鴻門宴整個氣氛的殺氣就沒有了。項莊和項伯舞劍都停止。

這時，我們注意到，為什么樊噲在這個時候這么英勇，描寫他的篇幅這么長，我們自然會有聯想：會不會是樊噲講的？如果我們用《荊軻刺秦王》的模式來推導，這就是我們的一個設想或假設。這時，我們繼續讀史書，就會感嘆司馬遷的偉大。司馬遷在這篇文中寫了樊噲列傳（《史記?樊酈滕灌列傳》），寫完以后，他有一段感慨，后面“太史公曰”說，他到豐縣沛縣去，到劉邦的老家去采風，到蕭何、曹參、樊噲、夏侯嬰他們的故居，都還在。他們當初都是街上的人，賣狗肉的、賣布的，后來跟上形勢，如今都成了將相大官。他感慨萬千，還特別加了一句，他說他和樊噲之孫交往。我們跟蹤追擊下去，樊噲的孫子樊他廣，和司馬遷直接交往，司馬遷從他口里聽了很多故事。樊噲和劉邦關系非常緊密，他是劉邦的“老挑”，他的太太是呂后的妹妹。而且他是最早一批參加革命的，劉邦還在芒碭山的時候，樊噲就已經參加了。韓信后來從項羽那里投奔過來，相對更晚了。只有樊噲一直跟著劉邦。樊噲一生最重大的功績是在鴻門宴救駕，在他的封侯奏狀里面就寫得很清楚。樊噲后來封了武陽侯，封了列侯，封侯以后，他有自己的國土，就相當于一個小國的國王。

封侯時要制作丹書，丹書即用鐵卷本，上面用紅筆寫上封侯原因及封狀，類似于今天的授勛獎勵證書。該證書共兩份，一份保存在國家檔案館，一份交給封侯者。封侯者家中，政府會專門修建侯府。鴻門宴上他保駕被封為列侯，食邑五千戶，樊噲每年會召集子孫，講述當年鴻門宴救駕之事，并且是添油加醋地講述。樊噲去世后，其子亦會在鐵卷丹書前講述此事，此口述傳統代代相傳。因此，孫子樊他廣亦聽過此故事。司馬遷與樊他廣有交往，聽過此故事后，將其寫入《史記·項羽本紀》。這便是鴻門宴如此精彩，樊噲形象如此高大上的原因。由此，我們便破解了歷史書中的另一個問題，即如何破解歷史謎團。

我們按此邏輯推導，鴻門宴并非殺氣騰騰的會議。鴻門宴前一天晚上，項伯到劉邦軍營救張良時，雙方已達成初步協議，劉邦交出所有戰利品和占領之地歸順項羽，項伯再回項羽軍營說服項羽，項羽遂撤銷攻擊劉邦軍的命令，但附帶條件，即第二天劉邦需親自來道歉并簽約。第二天一早，劉邦帶著100多名衛士到項羽軍營，與項羽舉行第一輪談判。談判確認昨天項伯與劉邦、張良的合約有效，正式簽署后，劉邦徹底投降歸順項羽，完全聽從項羽安排，項羽原諒他。

鴻門宴最初是慶祝簽約成功的慶功宴，只因范增覺得劉邦是將來的威脅，才節外生枝，準備在會場上刺殺劉邦。項伯是劉邦和項羽和談的主持人，和談成功，所以他一定要站出來維護。因此，從結果看，鴻門宴上項羽并無殺劉邦之意。

歷史中有很多東西是司馬遷未曾見過的

宋晨希：有人說中國從早期上古的巫史文化開始就對歷史很關注，早期中國人的史學記錄觀念是什么樣子的？司馬遷是否受那個時代史學觀念的影響？他是怎么想的？

李開元：我覺得這涉及一個我們怎么看歷史的問題。剛才許宏老師也特別講到，我也提到過，我們覺得一切歷史都是推想。以前我們曾經很迷信考古，認為考古能找出實實在在準確的東西，后來我們才發現，考古其實并不靠譜。

不是說考古本身不靠譜，而是從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考古挖出來的東西，比如一塊竹簡或一把寶劍，在物質屬性鑒定時非常靠譜，能準確判斷其年代。但出土史料具有兩重性。它有非常可靠的一面，然而，如果要根據一個出土的瓦片或竹簡去推想兩千三百年前、五千年前的事情，我們只能進行推想。歷史學還有司馬遷、孔夫子等人的說法，他們的推想角度更大，范圍更廣，推想的精確性實際上是可以打折扣的。因此，我們覺得在觀念上需要有一個突破，最后提出了一個“3+N”的歷史學觀念。我們知道歷史學有一個基本結構，即我們如何認識歷史。

第一部分就是我們要有一個真實的歷史。我們所說的歷史真實，相當于2000年前在西安，秦始皇、呂不韋等人曾在此創建秦王朝，但他們已在歷史上消失，我們無法看到他們及其業績，因此無法達到我們所說的“真實”。然而，消失的歷史留下了一些遺跡，如秦始皇陵，還出土了大量文物。

第二部分，我們稱之為第二歷史，即史料。史料是經過精確鑒定的往事遺留信息的載體。考古在鑒定物質載體時非常準確，但在解讀信息時，需依據合理的推想。

第三部分，我們談到史書或史注，即歷史學家根據所掌握的史料來推想他們未經歷過的古代。例如，司馬遷在撰寫關于秦始皇的歷史時，也未曾經歷過那些事件。歷史學家根據掌握的史料、出土文物、口述材料和文獻材料來想象和推想過去的事情，這被稱為第三歷史。因此，如果我們再根據歷史著作來撰寫歷史故事，那就是第四歷史；若再編成電視劇，則是第五歷史。我們所說的這些都屬于歷史的不同層面，但最基礎的真實歷史，從哲學角度解釋，就是存在。其中，第二部分是史料，我們稱之為信息；第三部分是史書，我們稱之為知識。這三個方面相當于三個交錯的圓，其中一部分史料存在于史書之中，而史書也引用了部分史料。

這是一個觀念上的突破。剛才許老師也提到，他們原本認為《史記》是信史，即認為《史記》的內容都是真實的，但實際上，《史記》是史書，是司馬遷根據所掌握的史料推想出來的，其中大部分內容都是他未經歷過的歷史真實。因此，我們現在研究歷史，與司馬遷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都是基于他所掌握的史料進行推想。所以，我們不能認為他比我們更了解古代歷史。

歷史中有很多東西是司馬遷未曾見過的。因此，我們在觀念上必須有這樣的突破，這樣才能對歷史、史書、史料有更明確的看法，從而不迷信其中的內容。首先要破除頭腦中的一些固定觀念，例如，我們曾認為《史記》是不可更改的，但現在我們進行了大量工作，將《史記》和其他史書進行拆解，分析哪些是史料的部分，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許宏老師也提到了，在《史記》中，問題最大的就是那些歷史故事。

司馬遷講得很清楚，他只編撰自己掌握的內容，不編故事。但問題在于，他所使用的一些材料可信度不高，或本身就是錯的，他也將其寫入《史記》中，所以問題就出在這里。我們在追求歷史時，沒有絕對正確，只能說概率較高。我們只能推想哪一個更合理，更接近于真實。將來如果有新的材料能證明我們的推想正確，或證明錯誤，我們都要有開放的心態，承認另一種可能性完全可能存在。在歷史學上，特別是在對歷史的真實描述和推想上，不能說絕對是，這反而可能不真實。

當代人仍能通過歷史敘事進行探究

許宏：早年有記者采訪李老師，提出了一個略顯苛刻的問題，這個問題收錄在李老師剛出的《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里。那位記者問：司馬遷所記的秦漢史事比較近，您自己也承認司馬遷有很多寫得是真實的，但離我們當代這么遠，作為一位學者，您為什么要做現在的工作，即再敘事？歷史有不斷翻新的過程，正如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為什么《紅樓夢》要一遍一遍地改編，都是為了迎合當時的人類審美和人的歷史觀等問題。

《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

作者：李開元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5年7月

司馬遷盡管離得近，可以像口述史那樣，能把荊軻刺秦王和鴻門宴的細節都掌握，這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也有大量司馬遷根本不知道的內容，比如從秦始皇陵兵馬俑，我們可以知道秦帝國的軍陣、軍隊部署，具體細節如軍裝等方方面面，司馬遷應該不知道。還有后來出土的秦簡和漢簡，這些都是考古發掘出土的，與當時的法律和日常管理生活有關，非常鮮活。據李老師考證，坑儒之事可能并非真的，但焚書確實發生了，導致司馬遷等史官無法看到許多資料，但我們當代人仍能通過歷史敘事進行再探究。

李老師書中也指出司馬遷的記載存在不少問題。考古材料表明，傳世文獻中的一些故事真偽有待商榷。例如，考古發現中原地區車馬的出現不早于殷墟時代，也即距今3200年左右，且當時的車馬屬外來。在此之前，東亞大陸沒有馴化出家馬的可能性，普氏野馬無法馴化成家馬。而此前認為考古出土的早商時期的馬具后來都被證明屬于東周時期。也就是說，考古發現已確認殷墟以前中原地區沒有車馬，車馬是外來的。但豐富的古典文獻里卻是車馬喧鬧，年代越晚往前推的時間越早，越晚描述上古車馬出行規模越大。《史記·五帝本紀》說堯乘馬車，漢代以后的文獻更把乘馬車的主角推到了黃帝。夏代奚仲造車的說法也不少。各類史書記載商湯滅夏時已有車馬，數量從《墨子》中的九輛，到《呂氏春秋》的七十乘，再到三百乘，到了西晉皇普謐的《帝王世紀》，已經是“革車三萬”了。但考古已確認在殷墟之前中原地區根本沒有車馬，這些與考古發現相悖的文獻，我們該怎么看呢？

從這個意義上講，李開元老師在縝密分析研究的基礎上所做的再敘事，就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他的作品告訴我們：當代人仍然能夠通過歷史敘事來對古史進行探究。

運營團隊

本文整理 何安安

本文編輯 呂婉婷（本文經對談嘉賓、世紀文景與首都圖書館共同審校）

圖片提供 世紀文景

本文校對 劉軍

新京報書評周刊

隸屬于新京報的文化領域垂直媒體，自2003年創刊以來，新京報書評周刊深耕于文化出版動態，向讀者提供有關文學、社科、思想、歷史、藝術、電影、教育、新知等多個領域的出版動態與學界動態，提供諸如專題報道、解釋性報道、創作者深度訪談等深度文化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