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取款自由”遇上反詐“保護”：誰來定義我們的清白？

一趟普通的銀行取款，變成了一場關于隱私、權利與制度博弈的較量。

“我取自己的錢，還需要向銀行匯報具體買什么嗎？”面對銀行柜臺的追問，許多人多少應該都會有些不忿。

但這一次，銀行的盤問遇到了專業人士，2025年11月3日，山東東營某銀行支行內，周律師只是想取4萬元現金隨禮，卻遭遇了銀行的一連串盤問——取款用途、具體消費內容，甚至一個月前的交易記錄都被翻出來核查。

當他質疑這些要求的合法性時，銀行方的回應竟是報警。

周律師在網上發布自己的經歷后不但引發熱議，也引來《北京日報》等多家媒報道。

事件中，令人玩味的是事件后的“甩鍋”戲碼——銀行聲稱是“反詐中心的要求”，而反詐中心則直言這是“銀行自己的問題”。

在這場互相推諉的鬧劇中，公民的隱私權與自由取款權利是無數人關心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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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詐的“羅生門”

周律師的遭遇并非孤例。在江西，有電信運營商要求用戶提供無犯罪證明才能辦理電話卡；在湖南，一位醫生在手術臺上時，手機號因“涉詐”被停機，復通卻需本人攜帶無犯罪證明前往號碼歸屬地辦理。

而這些，都被冠以“為了你好”的名義。

細究周律師事件，銀行與反詐中心各執一詞，形成了一場典型的“羅生門”。建設銀行東營分行將責任推給反詐中心，稱其對取款1萬元以上就要核查用途的要求源自反詐中心的規定。

而東營市反詐中心工作人員則向媒體解釋，根據目前的反詐形勢，以及反詐法和金融監管行業的相關要求，銀行理應要做盡調工作；但對于取現金額并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這種責任的模糊地帶，使得基層執行人員與普通民眾雙雙成為受害者。有銀行職員在網上透露，現在銀行進行的反詐工作都是層層加碼的，一線員工甚至“盡職都不免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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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保護變成侵犯

反詐的初衷毋庸置疑。據公安部數據，2024年以來，國家反詐中心下發資金預警指令180多萬條，緊急攔截的涉案資金超過3000億元。這一數字本身，就彰顯了反詐工作的必要性與成效。

然而，當保護措施被層層加碼后，結果卻逐漸偏離初衷。

從法律角度看，這些加碼措施已然越過了合理邊界。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朱巍指出，不能以反詐為由頭對用戶的隱私權、個人財產信息等進行監測和監控，這可能侵害用戶的基本權利。

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加碼形成了與國家標準相悖的“土政策”。根據2022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三部門聯合發布的規定，個人辦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業務才需了解并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而東營當地銀行卻擅自將核查門檻降至1萬元。

三、被轉嫁的成本與困境

在這場反詐的“競賽”中，風控成本與管理責任被巧妙地轉嫁給了普通民眾和基層員工。

對儲戶而言，他們不僅需要付出更長的等待時間、溝通精力，還要被迫交出隱私信息，面臨繁瑣程序及由此產生的焦慮與不便。對銀行一線柜員來說，他們則陷入了“執行上級規定”與“滿足客戶需求”的兩難境地。

這種轉嫁，暴露了系統深層次的“權責不清”。而權責的模糊與銜接的失靈，最終讓用戶成為了制度摩擦的承擔者。

四、“精準治理”的缺失

“反詐”本應是一場精準打擊犯罪的行動，卻在執行中變成了對普通民眾的普遍性質疑。

浙江在反詐工作中的探索提供了另一種思路。作為全國首部反詐領域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辦法》明確規定了精準反詐的原則。

其中特別指出，若商戶能證明凍結款項是提供商品、服務并完成交易后合法收取的市場合理對價，應當在查明后及時解除凍結。這一全國首創的條款，體現了對合法正常經營的保護。

技術的進步也為精準治理提供了可能。據報道，浙江省已攔截涉詐短信11億余條、阻斷涉詐來電7500余萬次、封堵涉詐網址6800余萬個。

這種“用戶無感知、防護有實效”的技術反制，代表了未來反詐工作應努力的方向。

五、安全與自由的平衡

這系列事件背后的核心矛盾，在于集體安全與個人自由之間的張力；電詐與反詐措施過度擴張之間如果產生矛盾，公民的隱私權與財產自主權則受到侵蝕。

解決這一矛盾，需要優化制度設計，統一標準，杜絕“政策加碼”，厘清權責；同時，加強技術分析，避免算法歧視“誤殺”，盡可能實現“無感風控”。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已在調整，2025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三部門聯合發布的新規征求意見稿中，取消了個人辦理5萬元以上現金存取業務需登記資金來源或用途的硬性要求。

這傳遞了監管層平衡安全與效率的明確信號，在防詐的銅墻鐵壁與公民的行動自由之間，理應存在一條明晰的界限。

注：事件來源于網絡公開新聞，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