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記94：沈巍在新聞出版博物館里，由《欽差大臣》引發神游聯想

11月10日，沈巍在小齒輪的直播間里，對未來的文化傳播進行了展望。

可以聽出他不斷地低調對未來的預期，因為顯然如影形隨的投訴與舉報一直糾纏著他，令他舉步維艱。文化傳播之路，竟然如此荊棘叢生，也算是網絡的奇觀。

盡管未來關山路遠，但沈巍還是有著他的宏偉計劃，對于外出游學，他提出的“要有條理化”的構想，確實很富有想象力，也很有建設性，但要實施起來，恐怕是一個浩大的工程，時間與精力，都難以勝任。

記得2024年的時候，央視推出了一臺由小尼、楊帆主持的《此生要去的100個地方》，也是通過主持人的信步游走，介紹各地的風土人情，但似乎這個節目并沒有引起反響，主要原因還是在于整個節目，缺乏綱舉目張的內在張力，沒有文化內在的骨力，無法撐起整個節目，后來這個節目不了了之。

而沈巍的計劃，與這個節目的動機倒頗有幾分相近之處，而沈巍能夠提供這種節目所沒有的核心文化掌控力，這反證出，沈巍如果采取這樣的游學方式，還是具有相當的可行性的。我們看看沈巍對他的計劃闡述：

——比如說我這次沿著全國的文學家的遺跡走一圈，其他的我都不管，我一路上就是只管文學家。還有，或者這一路下去全是根據畫家，分門別類的。

如果大家看著我的直播，跟著我一起走，能夠有條理性地獲得一些知識，而不是像過去的零敲碎打的，啪，今天到了這，啪，明天到那，雜亂無章。

那天比如說我們去了鹽城，去了這個淮劇博物館，那么可以不可以這樣，就是我們一路上就到了，先到蘇州，昆曲博物館，評彈博物館，然后再到淮劇博物館，就是全國各地的有關戲曲方面的，我們以全國一路走到頭，然后再返回來。——

實際上，從沈巍的設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文學的維度，提拎起一個系統，可以稱之為縱向體系，而在這個單一的維度中，他又打通橫向聯系，用他稱之為“串”的講述技巧，實現跨界的文化陳述。

這樣的講解，看似天馬行空，但卻有一個內在的精髓貫穿其中，極大地提高了講述的趣味性。

因為一個人的興趣關注時間其實非常有限，如果一直糾結一個問題，就會產生接受上的疲憊，影響收聽效果，而沈巍在講述的時候，他用“串”的手法，跳躍到其它的領域與話題中，始終保持著話題的新鮮度，這是他的文化講述能夠產生吸引力的重要技巧。

這使我們想到他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里講到果戈里的時候，他對這位俄羅斯著名作家的介紹，就體現了他的“串”的技巧運用如入化境。

按道理講，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里，主要介紹的是中國的文化現象，果戈里的出現，只是夾雜在魯迅的介紹版塊里的。因為，魯迅是果戈里小說《死魂靈》的譯者，中學課本里曾經選用的《潑留希金》段落，就采用的是魯迅的譯文。

沈巍在介紹到這一個環節時，在魯迅的大的展示框架下，他對果戈里的文化地位，作了重點的引申與申論。

這樣，我們在中國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里，看到了俄羅斯文學與中國文化的比較性介紹。

筆者前不久才閱讀了果戈里的小說《死魂靈》，從個人的角度來看，并不喜歡這部俄羅斯小說，總覺得，它是由短篇小說的結構拼合而成，而缺乏宏大的氣魄，與統一的完整人物性格，給人的感覺，像是《官場現行記》那樣的情節構成。

沈巍對果戈里的介紹，基本符合歷史史實，也點撥到了小說的精髓。總有攻擊沈巍的人，說他是胡說八道，但從筆者有限的文化知識來看，沈巍對歷史文化的申說，總體來說符合通常的記載，這是沈巍可以被稱之為“流動的百科全書”的部分，而同時，正如沈巍自己所說，他僅僅在互聯網上搜索知識信息，而根據這些原始資料作出判斷，卻是他的頭腦的再加工的產物，因此，說沈巍只是重復既有的知識，并不符合事實。

而事實上，沈巍對文化信息烙印上他自己的感知與判斷，卻讓那些中性的介紹，有了講述者賦能的溫度，讓那些過往的冰冷人物與靈魂乃至事件，具有了鮮活力量，這也是沈巍在講述歷史舊痕與文化舊章時，能夠讓人身臨其境而又勃發出心跳與溫度的原因。

我們看看他是如何在魯迅的文化旗幟下，展開對果戈里的文化介紹的：

——這一個照片呢，應該都是他（魯迅）喜歡的作家。這個叫果戈里。果戈里我請大家隨便說一部他的作品。果戈里最有名的作品是什么？他實際上是今天的烏克蘭的作家，應該現在來說叫烏克蘭。

他最偉大的兩部作品，一部叫《死魂靈》。講的那個俄羅斯過去，他農奴是沒有這個人格尊嚴和自由的，他農奴可以死了之后還可以把他的這個身份可以賣來賣去，叫《死魂靈》。

但是他最偉大的一部作品呢，就叫《欽差大臣》。就講有一個人，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些官員最害怕上面來檢查，那么他們聽說上面派了個欽差大臣來了，正好有個浪蕩公子在那個旅館里面了，蹭吃蹭喝沒錢了，他們就覺得這個浪蕩公子可能是上面派下來的，故意裝逼型的人物，所以就百般的討好他，但是最后真相大白，他根本就不是欽差大臣。

這是他最偉大的一部作品。這些作家都有一個在當年那個歷史年代都有一個特點，短命，43 歲。

后來呢，我們中國也有兩部類似的作品，一部叫《西望長安》，講的是 50 年代有一個人，有個人說我是中央干部，蹭吃蹭喝，后來最后被抓住了，叫《西望長安》。

還有一部呢，就是在 70 年代叫《假如我是真的》，冒充自己是高干子弟，但是最后他的騙術被識破之后，有人提出了一個很深刻的問題，就是假如他是真的話，那么你們這些丑態是不是不會反省的？假如我是真的，好吧？——

在這看似簡單的講述中，沈巍實際上從魯迅的主題，跳到了俄羅斯文學的浩大體系中，然后，從果戈里的《欽差大臣》又拉回到中國文學體系里，在如此短促的時間里，沈巍實現了從中國到海外再回歸到中國的文化神游，從中可以管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體系中的定位與受力問題，亮出的是一個提綱挈領的中國比較文學的核心脈絡。

沈巍看似興至所來的講述，其實有著研究者的英雄所見略同的研究成果在背后予以支持。

我們在查小燕著的《北方吹來的風：俄羅斯-蘇聯文學與中國》（海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

——自己不具備的東西往往都會引起好奇心——在天性中，中國人是不善于喜劇性夸張的，因而這種適宜于喜劇性夸張的輻射形戲劇結構對中國讀者和觀眾很有吸引力，進而波及到中國現當代作家們的創作：

張天翼的小說《歡迎會》正是《欽差大臣》式的結構模式，各種形象和行為圍繞著一個大人物的視察展開；

陳白塵的三幕諷刺喜劇《升官圖》并不刻意描寫事件，而只是為劇中人物的活動制造一個合適的契機，這恰是對果戈理輻射結構的妙悟；

老舍取材于真入真事的《西望長安》采用的也是輻射形戲劇結構，但對這個結構的功能利用不夠充分；

沙葉新以一部《假如我是真的》為文革后的中國舞臺重新喚回了對果戈理輻射形結構喜劇的記憶。該劇的夸張和諧感很是貼近《欽差大臣》，對騙子的處理與果戈理對騙子的塑造手法非常相似，同時作者注意挖掘人物的深層情感，獲得了喜劇所特有的感染力。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中的嚴肅性，有別于俄羅斯民族性格中粗獷豪放的隨意性。中國人注意的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所以上述三部戲劇的結局處理都不同于《欽差大臣》。中國人不會讓騙子象赫列斯塔科夫那樣，陰謀得逞后還逍遙法外，必須予以理性的懲辦。——

周啟超主編的《果戈理全集第5卷（戲劇卷）》（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6月版）中，也有這樣的觀點：

——據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們之見，陳白塵的《升官圖》(1945年)，老舍的《西望長安》(1956年)，沙葉新的《假如我是真的》(1979年)等幾代優秀劇作家的諷刺喜劇創作，都可見出《欽差大臣》的印跡。誠然，《欽差大臣》不僅僅是一部諷刺時弊的喜劇，它的深層底蘊尚待進一步的開采。——

我們很難確定，沈巍從《欽差大臣》這個原點，對應中國的兩部相似題材的戲劇作品，是他在閱讀中獲得的結論，還是他自己在博覽群書時自己發現的文化現象，但至少沈巍的講解可以經受得住文化專業論點的檢驗與審視，而沈巍講述的意義更在于，他把這些困厄于書齋學堂里的冷門知識，以生動的講述呈現于大眾面前，會讓那些愿意深入探討的他的聽眾，找到一個深耕的入門窗口，由此看來，沈巍的文化講解，善莫大焉。